日前，看到一篇文章《丁东忆文革：那时没资格打人让我很失落》。丁东，现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他想打人的时候，还只有十五岁，正是文革兴起之际。说起这样的时代背景，读者可能很容易想到，小小年纪的他为什么想打人？想打什么人？！
至今对于文革的印象，少不了的是各种各样斗争的场面，从肉体上摧残革命对象也是常见之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容不得丝毫温情，革命小将们深得伟大领袖教导之要旨，奉命造反之时，动用一切手段消灭和改造自己的对立面。是不是只要热情高涨，革命的行动就无可阻挡，比如痛打臭老九、走资派？未必，还要看他有无资格。
资格的唯一凭证是身份。丁东出自职员家庭，在当时环境下，固然不是任人辱骂的黑五类，但也不是趾高气扬的红五类，充其量只能跟在别人后面混混，领风气之先的是那些“高干子弟”，正如丁东所说，他和那些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身份作为唯一的划界标准，非文革独有，非当代独有，只是在共和国建立之后贴上了红色的标签。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同时，以千万计的人倒了下去，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不仅他们倒下去，他们的子孙也因为先天身份差异，抬不起头来，从一出生就失去了与同龄人同等的权利，比如一道政治审查关卡就让他们失去了参军、升学和就业的资格。
这种人权歧视堪与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相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典型的是，文革中有人公开发表长文《出身论》讨伐血统论，结果冒犯当局入狱，最终被枪决。红色中国以血腥镇压维护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主旋律。
现时，人们总结很多社会现象产生的根源，往往都会归咎于文革，以出身定出路的血统论也是其中一种，并谓期间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似乎随着文革结束，血统论已无市场或渐渐消失。此说无异于睁眼说瞎话。如果加以比较，现时以身份换取利益享受特权的现象，从程度来说更深，从范围来说更广，从手法上说更公开，而且获得制度保障，固化成权贵阶层。
当今中国，说种姓制度已经形成并不为过：等级森严的红色种姓制度根深柢固！
网上有篇文章，谈及当今大陆官方的等级制度。评论说：大陆官方官本位文化阴霾笼罩下的等级制度，其等级区分之森严、精细，对官员关怀的无微不至，恐怕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望其项背。官员在位时，要按照等级领工资、分房、用车、看病、享特供、配秘书等等。这些基本上是物资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丝毫马虎不得，例如看内参的级别，坐主席台、赴宴和看演出的座次，报纸报导的版面和排名，电视曝光时间的长短，入场先后等等，都按照级别，有着的严格区分。官员退休后的称呼，也是有“潜规则”的。例如，退休工人可以称呼“老王头”，但在官场，必须称退下来的领导为“王老”。如果把退下来的高干称为“老王头”，那位“老”就会认为你对他不尊敬，会感叹“人走茶凉”。等级制度，不仅使官员本人被泽蒙庥，而且福荫子孙。多年前，就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与附属的幼儿园、学校、医院脱钩的决定，但省级、市级政府机关的优质、低价幼儿园、小学，却岿然不动。省级机关医院，还不断“做大做强”。官员们活着，分“三六九”等，死后，也得分“九六三”级，比如，骨灰安放，就有“革命公墓”与平民墓地之别。曾经发生过令人尴尬的事儿：老头是“老革命”，死后进“革命公墓”，但老太太是一介布衣，死后不能享受高干“待遇”，无法合葬。干了几十年“革命”，死后竟然落了个“两地分居”。大陆官方不仅官民的收入、住房、医疗等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即使犯了罪，坐牢也得按级别“对号入座”。陈良宇等贪官受贿上千万，进的是赫赫有名的秦城监狱，过着待遇优厚的生活；而一个小会计，贪污几万块，只能与流氓、小偷一起，关在条件恶劣的监狱。文章说，大陆官方一方面高喊，要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一方面坚持和强化的却是，在“刘邦思想”、“朱元璋理论”指导下，比“老佛爷”有过之无不及的等级制文化。
凤凰论坛有篇文章，题目叫“难怪副职那么多，原来是用来停职的？”文章说：读到一则：河北永年县，三农民自焚阻止施工，副县长被停职的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停职的又是副职？为什么一出事儿，地方政府、部门停职的，往往都是副职。而正职、一把手儿，却往往啥事儿没有！诸如：贵州荔波煤矿“104”事故，荔波县副县长被停职；贵州仁怀市明阳煤矿发生瓦斯事故，安监局副局长被就地免职；河南平顶山兴东二矿“6．21”火药爆炸，平顶山市市长、副市长被停职。从上述列举可以看出，除了平顶山市市长是正职“停职”，其他“停职”的都是副职；但是，这个“停职”的市长虽是正职，却也并不是一把手！因为他也只不过是一个副书记！按官场规矩，任何政府行为，如果没有一把手的点头，哪个副职敢擅自作主？但为什么出事儿，正职、特别是一把手，却都能安然无恙呢？副职难道就是正职的挡箭牌、是用来被“停职”的？难怪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要设那么多的副职呢！有网友跟贴说：这是一个替罪羊、挡箭牌满天飞的时代，小到一次事故，大到一个民族的灾难，总会有一些什么“临时工”、副职官员、“几人帮”，为那些罪魁祸首担当责任，有了这些替罪羊、挡箭牌，党和政府、各级一把手们，始终处于伟、光、正的地位，也让他们做什么事，都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这，就是红色种姓制度已经形成，正在不但巩固和深化的证明。
近来，对于国内不少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而言，中美关系是热门话题。中国国内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清华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日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如何才能打败美国》的文章。文章题目很惊人，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美国究竟是中国的朋友还是中国的敌人，亦或是非敌非友一直让学者们讨论的不亦乐乎。作为研究中美关系的佼佼者和大陆官方对美关系政策的建言者，以及有着美国大学政治学博士背景和在中国高等学府从教经验的阎学通，当然对美中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状况、双方分歧等方面了若指掌。所以，阎学通多次给大陆官方建言，尤其在这篇文章中更是给出了中国（大陆官方）打败美国的“高招”。
阎学通在文章伊始就指出：“随着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不断扩大、军备能力的不断增强，美中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一些学者认为由此导致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加大。不过，他认为：“道义对塑造各种政治势力的国际竞争并决定谁胜谁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从长期来看，那些坚持依道德规范行事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最终的领导权”。秦始皇和汉武帝的结局是他给出的例证。阎学通还引述古代哲学家荀子对于领导方式的三种看法，即王道、霸道和强道。“王道在于赢得国内外民众的心；强道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不可避免要制造敌人；霸道则介于二者之间：对国内民众和国外盟友都不欺骗，但往往不考虑道德，并对非盟友使用武力。诸子百家普遍认为，王道永远胜过霸道和强道。”阎学通相信，古代政治思想家提出的“治世良方”也能为今天提供借鉴，即“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不施仁政的国家必将覆灭”。
阎学通的“单纯依靠军事或经济实力而不施仁政的国家必将覆灭”的观点可谓一语中的。孔子的儒家思想认为，身为统治者，要“爱民”，即要实行仁政、德政，因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反观大陆建政至今，何尝实施过仁政、德政？何尝爱过自己的百姓？且不说毛泽东时代一场又一场摧残国人、摧残人性、摧残文化的运动，单看看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愈演愈烈的等级制度，就与仁政、德政背道而驰。
尽管中国经济以高速发展，但这却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福祉为代价的。遍布全国的大气、土壤、水源等污染，让多少国人欲哭无泪？！而且各级政府更是利用职权与民争利，当“三公”消费超万亿时，当各级官员的子女纷纷移民时，众多的百姓却为了生活而挣扎着。不仅很多贫穷的中国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而且随着物价的飞涨，通胀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城市普通民众乃至白领也为生计每日发愁，看不到未来的希望。资料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居世界前列，0.4%的家庭控制着全中国70%的财富，而99.6%的人口却只分配30%的财富。一个典型的农村家庭每天生活开销不到2美元，但一个富豪家庭却可能拥有好几辆豪华的轿车。刚刚落马的山东省副省长黄胜，1995年起先后任德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2007年任山东副省长。网络上有人称他为“黄三亿”，他老婆几乎垄断了德州的房地产业；网民爆料，指他共贪污90亿美元鉅款，包养46位情妇、有46处房产，家属也全部移民海外。可是，黄胜并不是个别现象，贪污腐败，随着以特权为本质的红色种姓制度根深柢固，中国大陆也成为腐败者的乐园。
这样一个腐败、贪婪，以剥削民众为乐、等级森严的红色种姓制度，如何赢得民心？！众所周知，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华正统文化精神的根基。仁爱的根本是孝悌，因为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兄长，仁爱才能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爱君爱国。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孔子之后的孟子继承了其“仁爱”的思想，认为人天性中都带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是以仁爱要推己及人，即要“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 可是，在当今中国，由于制度的腐败而导致的道德沦丧无以复加。行善的不能受到褒扬，作恶的不能受到制止，有利于社会的事不能推广，有害于社会的不能祛除。当佛山小悦悦被碾18名路人见死不救时……，这个社会的冷漠、是非颠倒已发挥到了极致。
对内不施仁政的红色种姓制度，对外却为了改善双边关系，格外慷慨大方。从其建政以来，官方对外经援就高达几千亿元。最近官方在国内校车频出事故之际，向马其顿赠送若干豪华校车就是一典型例证。而这种慈禧老佛爷“宁赠友邦，不赠家奴”的嘴脸从未改变过。就连一向维护官方利益的阎学通也认为：这种建立在金钱上的“友谊”经不起困难的考验的。
在文章中，阎学通给岌岌可危的大陆官方开出的药方是：一、在国内实行仁政，即“从优先发展经济转向构建和谐社会，消除目前巨大的贫富差距，用传统美德取代拜金主义，同时消除政治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二、向他国实施人道主义政策，中美间竞争的焦点就是看谁有更多高质量的朋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必须施行比美国更有质量的“仁政”。此外，中国还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三、政治上，中国应该从德治的传统中汲取营养。政府的重要职位需按候选人的品德和智慧选拔，而不能只看他们的专业和行政能力。
问题是，阎学通开出的药方在大陆行得通吗？阎学通不会不知道，以暴力起家、信奉“假、恶、暴”的大陆官方，本是就是完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不相容的。特别是在红色种姓制度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的当今中国大陆，官方既不知何为“仁政”，又如何能施行仁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制度下，又如何会选择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治国？！这样的药方，对大陆官方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但是，正如阎学通在文中最后所言：“民心所向将决定谁将最后胜出。”现在，大陆的红色种姓制度，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早已经民心尽失，其灭亡早已注定。代表国内一部份知识份子的阎学通的文章，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网上有个段子说：“今日中国，乃十马之国：上级指鹿为马，下级溜须拍马，好人单枪匹马，坏人招兵买马，抛弃青梅竹马，结交非驴非马，上班心猿意马，下班声色犬马，政府盲人瞎马，百姓当牛做马。”这样的国度，能维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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