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主党派经费问题，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民主党派本属自筹经费，任何一个政党的资金来源于其成员缴纳的党费，有的还向社会争取募集。这是世界各国政党通行的惯例，但在我国从50年代开始就变成由国库支出。原民盟财务委员会主任周鲸文（此人于1956年跑到香港）。据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在开始的头两年，我拿着单子到财政部去领，领取的是民盟全国系统的开支，再由我分发民盟在各地支部。以后，变成只领取民盟中央的份额，各地支部则到当地财政领取。在这样的经费管理体制之下，使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性不复存在，逐渐沦为政权的附庸。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在1956年做了一个工作报告，他说八个民主党派在省市级的组织，全国共有371个，干部有2516人，平均每个组织只有6个多人，他们要求调干部常常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地方干部生活待遇偏低，民主党派经费开支为数很少，八个民主党派总部的开支数1955年结算为73万多元，1956年预算为124万多元，有些地方民主党派的办公费不够开支，政治活动和业务活动的招待费不能报销。办公地方既小又坏，交通工具得不到解决。”这是李维汉在他的报告中讲到的问题。
总之，从1949年到1956年间，民主党派发生了很多变化。它的成员增加了，但它的组织成分改变了，它的经费由独立自筹和党内捐助改由国库开支，变成了政权的附属机关。同时，党员的发展领域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更大的变化来自1954年宪法的颁布，政府格局重新做了调整。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被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取代了原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能，把政务院改为国务院。另一个就是，位置安排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原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副总理的党外人士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他们不再是副总理或副主席。
1953年，刘少奇访问苏联，就将来中国怎么进行选举和制宪，请教过斯大林。斯大林说：“你们现在的政府是联合政府，就不能只由一党负责，而应当由各党派共同负责。你们很难做到保密，如果通过人民选举，共产党员当选占大多数，你们就可以组织一党的政府。各党派在选举中如落选了，你们不应当使统一战线破裂，你们应当继续在经济上同他们合作。”这是斯大林的指教，也就是说，他们在那时已经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一些变化。
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政协的地位变了。1954年宪法颁布以后，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
民主党派有了这么多变化，对当时政策的制定并不是没有影响，它的影响力还是存在的，他们同中共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在一边倒问题上，民主党派就与中共有不同想法。为此，毛泽东写了《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不只针对司徒雷登，而且针对民主党派和这些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东荪，他主张同美国和苏联都要保持关系，后来说他出卖情报给美国特务，就受到了整肃。同美苏保持同等距离的观点，在当时的民主党派中间很普遍。再比如，对出兵朝鲜这个问题，民主党派大都持有反对意见，对土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民主党派也时有批评。梁漱溟同毛泽东的那次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统购统销问题。统战部曾提出，希望民建组织改变上层分子成分，以中小资本家为基础的建议，遭到了章乃器的反对，章乃器认为以中小为基础，代表性不够。这个反对意见后来好像被统战部接受了。
历次的政治运动对民主党派成员大有冲击。李济深家就发生过这个事，他家来了两个客人，军警就把他家给包围了，并抓走了那两个客人。这件事发生在镇反时期，李济深很是愤怒，意思是打狗也得看主人，是我请来的客人，你们不打招呼直接从我家抓走，他十分不满。民建很多成员在三反五反中受到冲击，据记载，上海经常发生跳楼自杀事件，被称为空降部队。最著名的自杀人物有卢作孚、冼冠生，此二人的自杀在中共中央引起震动。一些民族资本家认为，三反五反之所以刹车，同他们自杀有很大的关系。
我大体上把1957年以前一些民主党派的变化讲述了一遍。下面我讲一下：为什么后来民主党派会变成了改造对象？这个问题源自于1956年国家实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推行公私合营政策。公私合营完成后，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他开始了下一步的规划，这个规划包含着对民主党派的进一步改造。1956年，国内外发生了很多大的事件。在国内，完成了对资改造，国内矛盾比较尖锐，各种事端增多，曾发生一万多人上街游行罢工的事情；在国外，由于对斯大林批判的秘密报告引发了波匈事件。在这一年中，中国知识界对政府的批评增多，在下半年表现得更加突出。
据李维汉回忆录记载，以章乃器、章伯钧为代表，他们向中共提出了尖锐地批评，批评内容涉及党派关系等政治生活的方方方面。章伯钧提出，监督应该有宪法保障，民主党派可以在人大设议会党团，对政府部门应拥有质询权，有权单独向中外记者发表主张，政府部门和政协对民主党派所提建议应当认真处理，不得敷衍。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文章考证了两院制提法的由来，两院制提法确实由章伯钧提出，但据章伯钧回忆，那是应刘少奇的要求而提的。后来，我查阅了当时中央统战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该报告提交后，1956年12月中共中央下达指示，指示认为，政协确实起着类似上议院的作用，这说明关于两院制（政协作为上议院，人大作为下议院的体制）的讨论在那一年已经开始，也就是，上议院有监督权，立法权归人大，监督权归政协。时至今天，这个体制也还没有实现。此外，毛泽东在统战部的报告上写有批示，其大意是，在1957年夏季我们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此后，我们知道在1957年的夏季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党内也存在一些矛盾，主要是反冒进。因此，毛泽东的权威在八大上受到了严峻挑战。八大建议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中删除，预设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他不任党主席而当名誉主席，后来他提出两个主席都不想当。隔了一些日子，他又说：“我仍存在，维系人民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他表示不排除在“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出现时再度出任国家主席的可能，但坚持要求“从一九五八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总之就是中共主席他不再辞去。在此中间，他有几个反复。
刚才，我讲到的这些情况，就使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民主党派变成改造对象的背景。由于时间的关系，1957年整风我就不谈了。
1958年7月18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印发了改造民主党派五年工作纲要。纲要指出，民主党派“对我党和政府说来基本上是半反对派”。这是在反右后对民主党派所下的定义。“但是除了右派分子以外，这种矛盾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因此，“民主党派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地位和作用已日渐削弱。作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工具，他们在这一方面对我党的辅助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日益增强了”。纲要还制订了具体的组织整顿的步骤方法，以实现“壮大左派，团结中间，孤立右派”的目标。在此前说争取右派，而在1958年就变成了孤立右派，政策变化之大，超出人们的想象。此后，党外民主被消灭，1959年庐山会议使党内民主也趋于消失。虽然后来发生了一次七千人大会，但很快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发动了一场文革运动。文革期间，民主党派活动停止，十年间，民主党派被冷藏起来。到了邓小平时代，民主党派再次登上政治舞台，但已饱尽沧桑。历经多年改造坎坷，部分老迈的民主党派人士还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在三峡工程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的，主要是民主党派人士和党外的专家。在89政治风波，我查阅了当时的报纸，好像有四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写信给中共中央，要求理性处理学潮问题。随后，又有十几个人大常委联名写信提出对学潮问题，要理性处理的建议。民主党派在此时试图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学潮很快过去，他们就前往部队慰问。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
再说说民主党派的现状。目前，我认为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在1949年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宣布以共同纲领取代本党政治纲领，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执政党已经宣称自己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却认为自己没有特殊利益，这是当今民主党派的最大特点；新党员入党动机比较功利，对本党的历史传统缺乏认识；在社会看来，如果不打算要实权的职务，只图个名声，那么加入民主党派谋取名誉性职务是条捷径；民主党派现有65万党员，在组织发展上当然同7千万党员没法相比，但它的发展领域依然不能超出限定的范围；在提拔干部之时，按照副职晋升规律，就是说我是一个副处长，不会被提升为正处长，但可能被提升为副局长的跳跃提升方式，虽然有所改变，但他们在就任后，不知怎样同中共副职相处的问题较为普遍；交叉党员（既有共产党员身份又有民主党派的身份）较多;干部培训制度存在缺陷，必须通过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结业后才能安排到新的岗位。这点同中共党校相似，缺乏特殊性。
现在谈一下交叉党员的问题。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像民盟的丁石荪、台盟原主席张克辉、现任致公党中央主席罗豪才、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都是中共党员，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既是民建成员，也是中共党员。像原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他是1979年加入中共的。很著名的例子就是荣毅仁，他于1985年加入中共。在民进网站上有一个反映民进内部有4.8%交叉党员的帖子，后来这个内容被删除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事机关化。民主党派现在被纳入公务员系列，人员经费由国库支出。各民主党派基本都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可以创收赚利润。
我们可以看到，从利益的角度，民主党派同执政党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但它的监督作用不到位的问题非常突出。我感觉有时还不如媒体监督作用，更不如互联网的监督作用。造成监督作用不到位的深层次原因也在于利益的高度一致，利益的高度一致，可以做到长期共存、荣辱与共，但由于执政地位不同，所以在互相监督、肝胆相照上，比较难以到位。当然我们观察到，胡锦涛总书记上任后，他对民主党派的身段同其前任不太一样，确实多次提到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姿态是提升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看到今年有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总的说，现在的政治生活似乎变得更加需要民主党派这个角色。
现在，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曾几何，它积极谏言，提反对意见，但这些在我们现实政治生活中已是看不到的景象，现在基本做的是搞调研、写提案。在监督方面，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太多的表现。早期的民主党派人士高举反对一党专政、推行民主宪政大旗，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努力实现开启民智、富民强国的理想，但现在的民主党派离他们先驱的政治理想已经非常遥远。我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同以农民会党为色彩的党派结成的同盟，其结果必然是前者被后者所改造。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可能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有意识地提升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但这一切是否来得及，还是一个未知数。
交流提问部分
提问1：请您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运动发生的原因。
章立凡：我也一直在研究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分析毛泽东发动反右的动机。从文字记载角度，一种是李维汉的说法，不是引蛇出洞，是因为原来就想整风，由于形势发生变化，才临时转为反右；一种是李慎之的说法，就是早有预谋，引蛇出洞。我觉得应该从党内和党外两个层面作一说明和论证，一个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的刺激；另一个是匈牙利事件反对派夺取权力的刺激，这两个都是毛泽东极为担心的事。我刚才讲过，毛泽东在1956年在党内遭遇了非常大的困难。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反对他的冒进政策。在政治局、在决策层，毛泽东属于少数派。而到八大的时候，预设了名誉主席位置，对他而言则预示着一种隐退的未来前途，毛泽东的性格不会甘心这种状况，他必须找出一种东西，来挽回这个局面。他的做法就是沿用延安整风的老办法。我们今天回顾延安整风，通过整风，整倒了王明，整服了周恩来。毛发动整风应该有这层意思，那么怎么发动呢？他习惯于要找一个能量大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大鸣大放，我想这是他的一个短期目标，还有一个目标就是改造民主党派，这是一个长期目标。建国时，这个目标可能就存在，只不过时机尚未成熟。有个短期目标就是他要恢复权威，这是近在眼前的事情。这两个心理因素促使他先发动整风，然后急转为反右。反右的后果，一个是整肃了民主党派，另一个是整肃了党内的反对派。1957年，反右结束，他很快就在党内反右倾，清算反冒进，甚至于想让柯庆施取代周恩来。于是，周恩来在历次会议上不断地做检讨，这些我们看得很清楚。他把他的主导权又夺回来了，而且他还有能力发动一次大跃进。重树党内权威、改造民主党派两个目标他都已经达到。
提问2：章诒和女士《往事并不如烟》里有一对子，就是在文革结束后的“长期共存？荣幸，荣幸；互相监督？岂敢，岂敢。”我想问一下，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格局，或者政党格局，现在的民主政党有没有希望摆脱花瓶的地位？并且我个人感觉能不能出现平民政党，就是老百姓也能组党，有没有这种希望？
章立凡：这你得问执政党，我肯定没法回答你。
提问3：刚才谈了很多民主党派。我想问一下从历史上讲民主党派这个概念是怎么提出来的？
章立凡：民主党派这个概念的提出应该说可能是在1948年左右。那个时候提出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召开一次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那时，民主党派正式作为一个政治名词而出现。在此前，我们一般说第三方面，或者中间党派。我想民主党派这个概念严格地说，出现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到中共提出“五一口号”这个阶段。同共产党合作的这些政党，参加了1949年新政权的政党，我们从政治名词上把它叫民主党派。在那以前就随便叫了，称中间势力、中间道路，等等。现在官方大体上也这么规范的。至于说民主党派目前是不是还算实至名归，这个就要具体分析了。
提问4：还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的执政党给民主党派一个比较宽松自由的发展空间。同时，取消国库对民主党派经济上的支持。根据您的判断现在的民主党派有没有这勇气或者胆略来承担？
章立凡：这个问题你得去问他们。因为它已经被改造这么多年，你现在突然让它独立，我想可能会出现相当多的问题。
提问5：刚才您说到胡锦涛上任之后，对民主党派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重视。后来又说不知道还来得及来不及。我想您能不能就这个“来得及来不及”稍微展开说说？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位朋友说到的，共产党今后如何对待国内的这些政党？我觉得今后在中国民主化的道路上的作用可能已经是历史的成绩了。如果今后我们中国有一天实现了民主，那么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看到。但是，会不会有新的立足中国本土的民主党派，或者像孙中山先生那时在海外，按照新的理念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发展起到作用政党存在呢？
章立凡：我在18年前曾经有过一次发言，是在统战部召开的讨论多党合作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我说，多党合作的前途好像不如多党竞争，以中共为例，最有活力的时期是它在野的时期，执政后，它可能面临着政权逐渐官僚化的问题。我们看到商业存在竞争，政治也是如此。缺乏了竞争，政党的特性和活力可能都会消失。我也曾经说过，国共两党都曾经认同三民主义，而且我感觉好像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两党的主张基本相同；在民生主义上，当时的台湾已走到前面；但是，在民权主义方面，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在那个时候，我就认为，是否可以让国民党以某种形式到大陆活动，这也是一个统一的台阶，不要把它限定在台湾省这个范围。台湾不许你去，但你可以让它过来。如果它愿意在某个省份有所活动，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统一。这是我1989年初在座谈会上的想法。十八年过去了，有些东西我们也多少看到一点，国民党真到大陆来了。而有些我们还没有看到，至于说将来能有什么样的局面出现，这个很难说。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自称是大陆的国民党员，但其合法性如何，我不清楚。现在，政府只承认八个民主党派。所以，你这问题我也只能回答到这个程度。
提问6：我想问章老师一个关于政治哲学的问题。就是刚才您在讲座中，基本上把民主党派从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到逐渐被中共驯化成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历史梳理了一遍。但是我在想，在1949年建国后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这些成员他们自身虽然是在中共外在的压力和压迫下导致民主的挫败，但他们自己对于这个选择，他们应当承担什么政治责任？国家的命运变成这样，我觉得各个民主党派也有自己的一种责任，应该反思反省。
章立凡：你说的很好，我对党派政治一直抱着一点我自己的偏见。我觉得好像中国这个党派政治最终变成一种利益上的分配。这也是一种传统。封建时代靠武力打了天下，天下变成一个战利品，由新的执政者来分配。那么政党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好像不应该这样，但是中国的党派政治确实有很多会党政治的成分存在。我对于党派政治有种比较悲观的看法，我们看台湾的党争，我也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以这个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为前提，而是以党派利益为前提。所以很多事情没有是非。没有是非的党派之争就不是正当竞争，而是不正当竞争。这种情况是否在世界各国都存在，我想可能就有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也许你的政治制度设计好一些，这样的东西就能避免。当然还有文化问题，这必须说到我们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多很恶劣的东西。这不是今天的话题，但我确实对政党政治有很悲观的看法。很多年前，有一个澳大利亚学者问我，你看中国的民主党派能否在未来的民主生活中起到作用？对此，我的回答很悲观。
至于你说反省，我想有些人是做了反思的。我也看到一些文字上的记载。但是大部分人好像没什么。现在的人当然也谈不上反思，因为本来就不是他们搞的。所以你说反思这个想法，我很赞同，但你说的反省我见到的很少。
提问7：当年民主党派选择了共产党的原因和初衷到底是什么？当时民主党派的领导，跟民主党派里的个人选择中共，那是个人的看法，有些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做出一个判断离开了，但更多的是留下来了。这个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因为您是亲身经历了您父亲的事情，您是否可以对这个看法谈谈？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使得他们留下来，选择同共产党合作？他们也跟国民党合作过，我们现在看，同国民党合作的空间比和共产党合作的空间要大得多，这个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章立凡：我父亲到大陆的时候，我母亲还在香港。父亲晚年时，我母亲曾经问他，现在都落到了这个地步，你把我叫回来究竟为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文革时期。我父亲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以为他们真的要搞民主了”。当时，父亲给母亲写信，说你快来，解放区这里好的不得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共产党领导确实好。当然，这是我父亲个人的感受，那时他从内心觉得共产党人在治理国家和实行民主方面的确很有建树。但有的人可能不像他那么天真。我前段写过一篇谈陈铭枢的文章。陈铭枢对民主党派里的许多人不满，他认为这些人是争名猎位，为了利益而来。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每次大选结束也有分赃现象的发生。当然，我不能拿这个作类比，但是在当时，民主党派参加新政权，也希望能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个现实利益的考量。为什么有些中间党派随国民党走了，参加了国大？青年党说的就很直白，坦言“给我官做”。张君劢也说过，我这个党要存在，不能不参加国大。至于这些民主党派会做这样的选择，确实为形势所迫。民盟和民革本来就是国民党的反对派，因此，国民党对他们就有了比较多的压迫，这两个主要政党在那种形势下无从选择。我父亲个人在香港与其他民主党派一同做了表态，响应“五一口号”。民建是持观望态度的，对“五一口号”响应最晚。而留在上海的这部分人，黄炎培他们看到败局已定，才迟迟做出动作。政治这个东西有时显得比较肮脏，不一定全部体现理想主义，有很多现实的利益在其间。我最近经常也看点台湾的政治报道，更是加深了我这方面的感觉。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演讲人审定。
文字整理：陈源 张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