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在性别比严重失衡的话题上,来自中国官媒和学术渠道的讨论似乎大多集中在对“大龄单身男子娶妻难”的担忧上;而在类似语境下,女性则常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种“资源”。下文就是一篇典型的从“维稳”角度来讨论大龄贫困单身男性的“学术论文”。文中将这些男性定性为一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他们的婚姻状态成了获得所谓“小康社会”所应有的“幸福感”的阻碍,同时把女性当作一种可以为这些男性提供婚姻、家庭、儿女等等的“维稳资源”,进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所谓“婚姻扶贫”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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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报 | 精准“瞄靶”婚姻扶贫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节选)

无论在传统社会,还是在当代中国,建立在婚姻基础上的家庭始终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成员安身立命之所、生存发展之源。由于婚姻家庭承载着合法性爱、人口再生产、教育后代等多重功能,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除了通过政府和社会营造的公共空间而获得,还通过婚姻、家庭营造的私人空间而获得,两者缺一不可。在婚姻和家庭的港湾里创造和感受幸福愉悦的小康生活,是人民群众最朴实的愿望。一个对爱与被爱、对婚姻和家庭有着强烈渴望的人,却因为婚姻市场性别失衡而被迫单身,其幸福感必会大打折扣;大量无妻可娶的“大龄难婚男性”充斥的社会,其和谐发展进步的程度也会大打折扣,谈不上是全面小康社会。因此,全面小康社会理应包括人民群众有追求爱和婚姻,建立家庭的机会和能力,婚姻和家庭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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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村的“大龄难婚”现象严重影响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

一方面,游离于婚姻之外的“大龄难婚男性”承受着多重压力,生活质量堪忧,缺乏小康社会所应有的幸福感。“大龄难婚男性”无法享受规律的家庭生活和伴侣的生活照料,易形成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单身生活导致情感孤独、精神空虚,怀有强烈的挫败感,甚至愤世嫉俗的反社会心态;由于缺乏婚内合法性伴侣,他们要么压抑性需求,要么违背公序良俗或法律规范,以越轨的方式寻求性满足;背负着强大的舆论压力,被排斥于社会交往融合的多种场合,社会支持系统单一;由于没有家庭规划,经济发展能力孱弱。

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大量的“大龄难婚男性”积累,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新风险点。“大龄难婚男性”在互联网的媒介下聚集起来,成为一个紧密的“无家、无产、无后”亚文化群体,对社会稳定和谐构成障碍。他们往往通过非法的渠道满足性的刚性需求,导致村中婚外性关系高发,同时催生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低端性产业,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为性病、艾滋病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在婚姻市场“男多女少”的供需行情下,男方家庭先发制人地争夺女性婚姻资源,助推了早婚早育的风气;“大龄难婚男性”对结婚的渴望被利用,形形色色的骗婚猖獗,许多原本贫困的家庭遭遇人财两空;由于贫困农村的婚姻市场是女方市场,女方具有极其主动的要价能力,导致彩礼、婚房等婚姻耗费节节攀升,许多家庭为支付婚姻费用负债累累,还有不少家庭因为无力支付婚姻耗费而无法结婚;“大龄难婚男性”无法进行人口再生产,客观上抑制了人口增长,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大龄难婚男性”对政府和社会养老高度依赖,未来社会养老负担加重。

贫困农村的“大龄难婚男性”个体面临着幸福感缺失、发展失序和行为失范的困境;特定区域内无数个“大龄难婚男性”微观个体的累加,对区域社会构成极大的风险。而在社会流动的背景下,这种风险会扩大、演变为宏观的社会风险。

应通过婚姻扶贫如期实现精准脱贫

精准扶贫是贫困农村脱贫,乃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在精准扶贫战略推进过程中,要关注贫困农村“大龄难婚男性”现象,通过婚姻扶贫如期实现精准脱贫,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认识到贫困农村的“贫困”,不仅指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滞后,还包括女性婚姻资源的外流而导致的婚姻贫困。对于“大龄难婚男性”而言,精准“瞄靶”就是解决婚姻难题。脱贫先脱单,婚姻贫困不解决,精准脱贫、巩固脱贫成果都只是一句空话。婚姻扶贫是基于贫困农村的现实需要提出的新要求,是精准扶贫的新内涵和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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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一般项目“精准扶贫战略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男性婚姻挤压问题研究” (16BSH05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