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从不相信宿命的人，但这一次，我真正相信了。
2011年12月26日晚10时许，我从单位拿回一叠邮政名信片，想给许多外地关心我的师长朋友寄去，表达一下新年问候。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南京大学的高华老师。我郑重地在贺年卡上写下：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录梁任公诗赠吾师，新年快乐！”
12月27日上午，我去办公室电脑上找到高华老师的地址，准备填好这张贺年卡后就寄出去。刚刚写完最后一个字，手机响了。是北京青年报记者、我的朋友周春林打来的：“你知道吗，高华老师昨天晚上去世了！”
我顿时如遭电击，中午我还准备去给高华老师寄他非常喜欢的《李劼人全集》呢！噩耗竟然在此时传来，回想正当昨晚我写下那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皆狂欲语谁”这句话时，恰好正是他仙逝之时，一时惊骇不已！我甚至怀疑自己套用这句梁启超的诗是否太不吉利，不应该把这种带有某种宿命色彩的话当作新年祝福寄给老师？
细细又一品，这两句话似乎又正是对高华老师一生最好的隐喻总结。难不成天命轮回，一语成谶？
就在6天前的12月20日中午，我还发信息给他，问他接电话是否方便。他说，身体近来欠好，可以短信息。我们对话如下：
我：“高老师好，我找四川文艺出版社领导内部打折买了全套《李劼人全集》，今天想给您寄来，请问还是以前寄书给您的地址吗？王龙”
高老师回复：“请告诉打折后的书价，也请告之你的详细通信地址，我会把书钱寄给你。我的地址是龙江小区阳光场那个。你有吗？高。”
我：“高老师千万别这样，他们（出版社）本来要送您这样的专家的，后因样书已送完，故只以很低折扣卖的。这点钱老师万勿在意，能为老师做点小事很荣幸。”
高老师回复：“我会心里不安的。”
我：“我已发自内心把您当师长啦，学生为老师做点微不足道的小事理所应当啊！”
高老师回复：“我在住院无缘欣赏。”
我：“老师空了再研究也一样。”
高老师回复：“太客气，那地址就是我家地址。”
我：“好的，请老师好好保重。”
想不到6天，不到仅仅6天，高华老师就驾鹤西去。我怎么能想得到，这是一位肝癌晚期的病人，在病床上忍受着巨大的疼痛折磨，一个字一个字地认真回复着我的短信？以前高老师说起他的病情，总是淡淡地说最近身体不太好，在住院。因此这次我也并未在意，否则怎么忍心这种时候还打扰他啊！一位身患重病，六天后就离开世界的人，还能这么耐心真诚地回复一位后辈晚生的每一条短信，而且即将走到生命的终点，仍然不想欠别人的情，不给别人增添任何麻烦和负担——这是何等样的硬骨凌霄，又有着怎样的赤子情怀？
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忍不住拔通高老师过去那个熟悉的手机号码，心中隐隐抱着一种莫名的幼稚希望，希望电话那头响起的仍然是高老师那亲切随和的熟悉声音。电话响了好久，通了，我听见那边有人自言自语在问：“王龙打来的，王龙是谁？”我知道，高老师一生中像我这样陌路相逢却仍热心指导的学生，实在太多，他扶持关心了多少天下桃李，家人哪里都知道呢。接电话的是高师母刘韶洪阿姨。我一说明身份，刘阿姨立即说，啊是的是的，他前几天是说过，成都有个叫王龙的学生要给他寄李劼人的书来。
我一时哽咽，因去北京出差一个多月，未能及早办妥此事，让高老师生前再读一下他敬重的四川作家李劼人。就在今年9月，高华老师听说四川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全套的《李劼人全集》，他闻讯非常高兴。从高老师作品入木三分栩栩如生的文风中，任何一位读者都能感受到他不仅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富有文学天赋的作家型学者。他的一些文学评论见解之深透，语言之深沉，足可以令许多专业评论家汗颜。高老师本人非常喜欢李劼人的作品，对那种“史诗互证”的写法相当赞赏。两个月前，他对我说，这个人的作品你一定要读，那个大时代的风云变幻都在他的书中。今年9月3日，高老师情不自禁在《新京报》读书版发了一篇文章《阅读李劼人的历程》，文中他从非常专业的角度解读李劼人在文坛独特的历史地位，也谈到自己在不同时代阅读李劼人的心得感受。他在文末最后说：
“《李劼人全集》的出版将是四川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全集17卷，定价居然高达2000元，这让许多李著的爱好者望而却步，四川文艺出版社是否可考虑做一些降价？”
高老师的书多在香港发行，在大陆倒是非常火爆，可惜都是盗版，自己得不到任何稿费。他自己重病缠身，老父亲也卧病多年，家中向来清贫。对于这样一套昂贵的书籍，一定是“读的买不起，买的不会读”。我当即在电话对他说，高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想法帮您弄到此书，您能读到它，是这套书的福份。
君子固穷，而其志不可夺。用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先生的话说，高华老师虽然清贫，其实富有天下，精神的天下。他此时已病入膏肓，但他的精神还依然那么乐观坚强。支撑他内心的坚定信念，一定是强烈地希望重新回到学术研究领域来——就像一个身负重伤的战士，一听到炮火嘶鸣，依然热血沸腾地要往阵地上冲。患病5年来，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每天都生活在死神的候见室，可他一直以战士的姿态笑面死神，生命从不曾缩减到恐惧的角落，而是偏处病室，心怀天下。这是泪水中的坚强，也是期待中的坚守。因此，他才对自己的康复抱着必胜的信心，所以还能在病情已经那么严重的情况下，还关心着《李劼人全集》的出版，期待再次认真一读。
他期盼重返学术研究的强烈愿望，许多友人提供了明证。据新京报12月28日报道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去看望高华，“当时他情况很好，我们还谈到，等他出来能不能继续参加我们的研究工作。他很有信心，觉得不久之后能够出院……”张鸣教授在高老师逝世的前一周去看望他，两人交流了半天时间。张鸣教授很沉痛地说：“我感到病魔正在吞噬他的身体，他已经非常虚弱，肚子腹水已经很大了，脸色蜡黄蜡黄的。但是，他的思路很清晰，说话没有什么障碍。他对时事、对学术都很关心，而且对这些事情都很清楚。”
我知道，高老师是心有不甘哪！作为历史学家，五十多岁正是出成果的黄金时期。以他杰出的才华，如果天假以年，从容治学，不知还可以捧出多少令世人惊叹的成果。可叹天妒英才，上苍无眼——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心痛啊！
我没有资格妄谈高老师的学术研究，这方面已经有他的不少友人学生撰文细说。我只想以自己和他交往的点点滴滴，告诉大家一位独立学者在我心中树立的人格榜样。两年前我一读到他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真如梁启超形容初次听到康有为讲学如狮吼钟鸣般的震憾：“如凉水浇背，当头棒喝”。沉默的人群中，多少人看到了皇帝的新装，唯有一个叫高华的老小孩勇敢地大声喊了出来。书中严谨细致的论证，行云流水的文笔，尤其是没有一处资料没有来源出处，且大多数源自国内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稿，可见作者之苦心孤诣，正是要力求严谨，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经得起多方考辨。
不管我对高华老师的学术观点是否全部认同，但同样作为一名作家和历史爱好者，我对他深刻的洞见与犀利的文风都不得不深深折服。于是大概在2009年，我从《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那儿得到了高老师的电话，决心认识一下这位史学界的高人。
电话一接通时我还有点儿紧张，但高华老师那种温和亲切，如逢故交，我瞬间就感受到什么叫“如浴春风”。在此之前，我已经得知，高老师2007年就已经查出肝部有问题，具体什么问题我却不太清楚，但据说病情很严重。我当时因为第一次给他打电话，又知道他此时正在住院，不敢冒昧打扰得太久。但高华老师却热情地表示没有关系，和我相谈甚欢。印象最深的是，高老师问我，听说你们有一位叫金一南的学者，最近写了一本《苦难辉煌》的书，读者甚众，非常畅销？我如实回答说有这回事。我开玩笑说，高老师您的书要是都能出版，你肯定比易中天还火呢！别人有名有利，但你做的却是立德立言之事。他在电话那头孩子般地笑了，连连谦虚地说哪里哪里，他们才是高人。
后来要不是因为手机信号不好，高老师还要继续与我聊下去。这两年我都在从事中西人物比较方面的历史随笔写作，认识高老师这样博学多才的学者，自然是对我写作的巨大促进。这之后，每当我在历史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只要一个短信发给高老师，他无论是正在读书还是卧病在床，都会有求必应地立即与我通话。他虽然身在病中，总是那么耐心地详细作答（现在才知道，他经常躺在病床上为研究生修改论文），潜心教我许多治学方法。相反，他自己却生怕给别人添任何麻烦。去年我约请他为我们的刊物写文章，他说自己因为生病辍笔很久了。我想发表一篇他的旧作，他发短信来说，小王谢谢您的好意，但你们是部队的刊物，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一篇小文章给您带来任何麻烦，文章就别发了吧。宣传有纪律，思想无禁区。最终我还是坚持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了他的《读毛泽东诗词“人有病，天知否？”》。
文人相轻的毛病古已有之，作家圈子里更不是新鲜事儿。但高老师这样一位盛名远播的大学者，对于我这样一位萍水相逢从未谋面的年轻人，居然那么真诚耐心地指导教诲，实在令我感动莫名。2009年我的第一本书《天朝向左，世界向右——近代中西交锋的十字路口》出版后寄给他，他很高兴地回复说：“你的大作我拜读了，很有启蒙的意义，非常好。”我知道在高老师这样的专家面前，我的一本小书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但他能够在病床上读完，能听到一位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鼓励，足令我感怀珍惜。后来《看历史》杂志的杜兴兄弟每次去南京看望他，他都会热情问起成都的我，并给予不少鼓励褒扬，每次听到这些，我既增添许多信心，同时也深深遗憾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请教更多问题。因为没有机会去南京看望他，我曾托杜兴兄帮我带一点钱给高老师略表心意，但杜兴兄当即说，以我对高华老师的了解，他绝不会轻易受人馈赠的。只好无奈作罢。
今年我的新书《国运拐点——中西精英大对决》出版前，我发短信请他为我写几句评介推荐语。高老师当时说，我正在病床上输液，用手机写不太方便，还是等输完之后在电脑上回复给你吧！我当时深为不安，老师病体艰难，如何敢勉为其难？我当即说那不麻烦老师您了，请您保重身体为要。但高老师坚持还是要给我写几句话。随后，我的邮箱不知为何老出问题，查阅多次都没能收到，高老师就只好重发。几次三番地折腾他这样一位重病之人，我实在惴惴不安。但高老师非常耐心，一点儿也没有不快之意。他强支病体坐起来，重发了至少三四次，我终于收到这段珍贵的评介语：
“中国人读书写史，醉心于帝王家谱、心术权谋者多，以普世价值、人民幸福为座标者少。此书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用全球视解品鉴中华人物，以理性反思痛揭千年之弊，感时忧国之心不乏启蒙之可贵，洞幽烛微处令人耳目一新。在琳琅满目的历史类读物中，是颇值一读的新颖之作。”
高老师自己为人低调谦虚，也从不轻易滥施褒扬。我深知他是希望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放开眼界多读些书，多关心思考他们那一代人还没有做完的课题。这既是高老师生前对我的激励引导，也是对一代青年学人的殷殷期望。我一定会字字铭记在心，沿着自己心中的路走下去。
为了写作这本新书，我麻烦高老师何止一次。最难忘的是，2011年9月5日那天，我有一篇新写的文章想请高老师为我把把关。他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耐心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才不得不告诉我：
“王龙，今天我父亲去世了，这两天事情有点多，可能无法详谈，你把文章发我邮箱里，等我抽空再看好吗？”
那一刻，我感动不已又抱歉至极。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高老师待人接物的真诚，对我今后的治学处世皆可谓影响深远。这些感恩之情，我都详细在写在《国运拐点》的后记里，可惜，我的老师他再也看不到了。
关于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还有一些故事。这篇文章中，我就瞿秋白到底为何留在苏区，导致最后被害的原因发表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因为涉及到党的早期领导人博古，我听说高老师与博古之女有过交往，比较熟悉，我才向高老师专门请教，以免史料不实，伤害到有关当事人。高老师在病床上打着吊针看完我的文章，发来信息说：“我觉得你的文章很稳妥，没有什么要修改的。”我解释说，就是怕惹什么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下笔有些顾虑。高老师发来一条意味深长的信息说：
“如果要求百分之百的安全，那就最好封笔。很多人也曾经这么干过。”
这是高老师迄今为止对我最严厉的一次教导。当时我就感到难为情了，与高老师求真务实的学术勇气和敢为人先的治学精神相比，我真应该扪心检讨一下，克服文人身上常见的“懒、懦、狭”的臭毛病。熟悉他的学者许纪霖先生在《悼高华，忆高华》一文中说：
“当年的高华不是糊涂之人，也非莽撞之辈，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从事的，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然而诚如许先生所说，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他一生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
但我对于这篇文章的担忧也并非完全多余。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了我这篇文章的节选部分《也谈瞿秋白为何没有参加长征》，博古之女秦摩亚女士看到后不太高兴，随即在第12期《炎黄春秋》杂志上撰写《瞿秋白被害，谁之过？》，文中把南京大学王彬彬先生的许多激烈的观点甚至尖刻的用语都混淆成我文章中的话，而且文章从史料到逻辑都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我写瞿秋白的原文长达两万多字，都是收录在我的《国运拐点》一书中。秦女士没有认真读完我的原文，就在文中轻易批评我对那段历史没有认真研究，指责我拿陈年旧事作文章，使我不太服气。正好手中还掌握大量史料，于是我就想再撰写一篇更详细有力的文章，与秦女士进行争论探讨。
12月17日，高华老师逝世9天前，我专门发短信向他请教如何处理此事。高老师耐心地说，秦文我已经看了，我认为你没有必要再去打笔墨官司，她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一般读者也不会注意你和王彬彬观点的差异。高老师很委婉的一句话，让我理解到凡事多找原因检讨自己，同时待人接物还是要与人为善，考虑到历史当事人的具体心境，怀抱“理解之同情”。此前，有的学者对国防大学金一南先生的《苦难辉煌》一书有些争论，高老师也曾与我详谈过此事。他认为学术探讨上观点的争论交锋不可避免，但同为读书人，在探讨问题的基础上，彼此间的尊重也非常重要。熟悉高老师的许多学者都说，他的学术文章锋芒毕露，剑气逼人，但他生活中为人处世却一贯低调谦和，有君子之风。想到高老师的教导，我决心不再与秦女士争辩什么，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我告诫自己，今后生活中再遇到什么委屈不平，就想一想高华老师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
高老师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这么多年来，听说他的研究几乎都是自费。可以想像对于一位清贫寂寞的学者来说，他的家中一定是不宽裕的。后来我了解到，此前上海同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朱大可曾经发短信告诉凤凰卫视执行台长杨锦麟，高华因治病花费甚多，经济上有些读书人难以启口的窘迫，希望他能代为呼吁有钱的熟人募一点款，解燃眉之急。杨锦麟后来在微博呼吁。后来，朱大可又说，高华教授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杨锦麟只好删除了那则微博。“想起这段事，心里很是酸楚”。
但尽管这样，高华老师依然固执地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立场。张鸣教授讲，本来，在民国史重镇的南京大学，他作为一个出道很早的民国史专家，选择做民国史，尤其是抗战史、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拿课题容易，得资助容易，出成果容易。以他的才华，数年之内顺便赚大笔的课题费，易如反掌。但是，他偏要一头钻到吃力不讨好的中共党史里去。他研究的题目就已经注定他将被边缘化。研究项目也好，科研经费也罢，统统与他无缘。
许多学者回忆说，在做延安整风研究时，他住在南大的一间筒子楼里，晚上搬一张小桌子，坐在厨房里，一盏20瓦的灯泡，从天花板垂下来，资料铺得满地都是。即使成名之后，高华老师依然贫寒，因为他拿不到课题，没有补助，更没有什么高额津贴。直到去世，一家人依然住在不大的三居室里，所有的房间，包括过道和厕所，都堆满了他的书籍和资料。即使这样的房子，也还是他借钱买的。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心里一次次忍不住酸楚悲伤：一位连自己喜欢的书都买不起的学者，却被人污蔑是为了房子车子职称在写作；一位原本可以富甲一方的学者，著作其实只能在香港少量出版，得到的微薄稿酬急需用来一点点偿还住房按揭；一位终生启蒙群氓的学者，却被群氓攻击居心叵测。中国何以总有那么多人嗜好吃人血馒头？这恐怕是高老师生前也无法预料的。朋友许纪霖说，其实他也曾经有过犹豫，向许纪霖先生吐露过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还是想通了，淡然地说：“实在没有别的选择，我的个性没法让我放弃追究真相、说出真相，这是我的宿命，我认了。”（许纪霖：《悼高华，忆高华》）
高华老师的独立人格和治学精神，深为学者圈中人称道。2010年12月，《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建川博物馆召开一个民间学术会议，与会者多为国内外非常有名的学者专家，本来这次会议是邀请高华老师前来担任主持人的，这也是众多学者对他的一种尊重和肯定。高华老师本人也想来的，但当时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无法赴会。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一会议，会议开始之前，主持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老师专门建议，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向不能到现场的高华教授表达敬意。所有名高望重的学者们，无论年龄大小，都发自内心地向病床上的高华教授鼓掌致敬，希望他战胜病魔，早日重返“战场”。
看到这样感人的场景，我在会场上悄悄给高华老师发短信：“高老师，这次会议大家都特别期待您能够来，刚才大家用掌声表达对您的尊敬与关心，希望你一定加油早点康复，来成都走走！”他非常感动地回信说，感谢您，也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等我身体好了，还真想去成都走一走呢，成都可是个好地方。
可是，老师不能再来成都走一下了。我们连一面也没有见上，就此永别。我从网上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多年辛苦的劳碌，让他过早地霜染白发。他的眼神充满忧伤地凝望远方，中国的路还长，他没有走完的路也还那么长。他极目苍茫，是在追问历史，还是在寄望来者？
从此以后，我读书写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再也不能得到他的指教了。寄给他的贺年卡，此刻也不知发往何处。我只能把他生前那么喜欢却舍不得买的这套《李劼人全集》，寄给南京的高师母，委托她摆放在高老师的书房，祈祷他在天堂能安安静静地读一读——那里没有病痛，没有清贫，也不再有网上至今还赫然在目的老左们对他的谩骂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