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新左派与甘阳的癫狂

    作为新左派的甘阳先生似乎有这样一个信念：癫狂是一种特殊的深刻。事实果然如此吗?

　　历史和现实从来都是通过理论去理解的，因为历史和现实不可能自己解释自己。甘阳始终认为，“理解中国很重要的基本功是理解西方”(甘阳：“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而“施特劳斯是了解当代西方、当代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入口，……中国人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的一部分”(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所以，对甘阳来说：研究西方就是中国研究，不理解西方就不可能理解中国，不理解施特劳斯就不可能理解西方。

　　这个观点碰巧与我自己的看法相反：不理解中国就不可能理解西方，“食洋不化”不是中国人不理解西方，而是中国人不理解中国甚于不理解西方。

　　显然，角度不同，道理自有不同，但思想的交锋肯定是免不了了，所以我想让逻辑说话。甘阳在本文面对的将不是通常的来自于自由主义的批评，我的批评是“冷酷实证”的批评，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不是对政治立场的批评。我明确认为：理解了施特劳斯和可能理解了西方的甘阳还是曲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他对儒家传统和社会主义传统的肯定包含着对这两者的严重误读。

　　1，甘阳如是说

　　正好，2011年12月30日，甘阳在其《文明·国家·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暨研讨会上的发言，为这个思想交锋提供了一个由头。甘阳说：“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都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国崛起负有文化使命”;然后癫狂的话就来了：

　　“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美国没有思想家”，“美国没有知识分子传统，没有文人传统，也没有文化的传统，基本上是靠大学这个生产基地在生产”。

　　“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现代化)的话，那很好的。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以后的东西没有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我不大说这个话，因为这话说出来大家会认为我是神经病，怪话而已”。

　　“现代性它一旦起来，那就像永动机上了发条一样，人类将彻底地灭亡，一个结果是资源耗尽 ，另外一个结果是人类所有文化变得没有区别，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最低标准，就是很低的智商点的东西。我们现在青少年的文化基本上是弱智的文化。当然，我这些都是比较‘反动’的说法，我平常不大说的”。

　　“在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是完全站在一起的。一个文化人喜欢资本主义是十分荒谬的事情，一个文化人意味着精致的诗歌，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不可能以金钱为最高的价值。所以如果你认同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大麻烦是它必然把文化变成和所有商品一样的东西。所以一个人从心底上喜欢资本主义，他不可能喜欢文化，他认同的文化是假的文化”。

　　“比较大的一个麻烦是文化与民主的关系。这里的民主不是指全体的民主，而是平等。文化上的民主是根本上不可能调和的。因为文化必然要讲高低，你不能说昆剧唱到高水平和低水平的人是一样的好，你不能说书法最高明的人和完全最差的人是一样的，就是说文化不能接受平等这个概念。平等是人间相处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又存在很大的分歧”。

　　“儒家本身是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你需要一套社会政治的东西去支撑你的价值观念，不可能凭空地存在。……一个比较纯粹理想的状态，如果一切都(允许的话)，那么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这也不是我对社会主义有任何的偏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他们不涉及个人的品德的培养，所以它是一个保障性的东西。它们都是保障性的东西，是需要的，它保障这个人培养出一些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如果能够从平等过渡到以儒家为核心，我觉得核心是在中国的大学，假定说以后所有的商人、所有的老板、所有的干部、所有的演员毕竟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

　　2，施特劳斯的影子

　　当说甘阳“美国没有思想家”时，他的意思是“如果勉强有一个，我认为那就是亨廷顿，对冷战之后的大学他有一个很大的想法，其他的，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罗尔斯也就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有逻辑推理能力，能把问题说得不必要的复杂”。这就令人想起施特劳斯的学生布鲁姆在“正义：罗尔斯对抗政治哲学传统”一文里对罗尔斯的全盘否定。但列奥·施特劳斯似乎也不算是美国的思想家，即便他1937年就移居美国，施特劳斯似乎还是被甘阳看成一个德国犹太人。

　　甘阳为什么敢说出“西方在冷战之后从来没有有意义的思想出来过”和“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种一般人看上去不着边际的、连他自己都认为是反动、神经病的怪话呢?因为施特劳斯就是这么认为的，而甘阳的底气来自施特劳斯。把甘阳浸泡个通透的施特劳斯不是个一般人，施特劳斯认定“哲学旨在以知识取代意见，……哲人之思想的美德在于某种癫狂”。这个“某种癫狂”似乎包括他另一方面所矛盾地认为的“政治哲学不可能离开价值”。

　　施特劳斯的癫狂远远超过了尼采，他认为自由主义和西方左派在肯定现代化上都是一丘之貉，西方古典才是人类真善美的源头。所以，施特劳斯的最大癫狂是认为，其他思想家都没有关于“知识和价值”的真知，而他的真知是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关于人类政治体制和自然本性的真知。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一书里把施特劳斯划成一个强硬的、超个人主义的绝对论者，我则认为施特劳斯是对西方文化中偏狭的“实体主义思维”毫无自我意识的绝对论者(“实体主义”强调超历史经验或超文化背景的独立实体存在，如最佳政体、自然本性、美德等等)。

　　也就是说，施特劳斯以其对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绝对论预设，去批评近现代西方其他思想家的知识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可这并没有表明他在“实体主义思维”的意义上与西方其他思想家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只是说明他的绝对论倾向从政治体制进一步延伸到了知识和道德领域。下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他的一些具体论述，看看甘阳的身上是不是有施特劳斯的影子。

　　在“现代性的三次浪潮”一文里，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与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政治哲学相分离的危机，文化危机则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现代性的特点似乎是圣经信仰的世俗化，是在此岸建立天堂，但实际上却是“对前现代政治哲学的激烈变更”，是用马基亚维里式的“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和制度设计去否定“人们应当如何生活”、去否定古典政治哲学追求的“最好的政治秩序”。“最佳政制乃是对德性之实践最具指导性的秩序，……如果可用的地域与人民的自然本性并不适于最佳政制，那么便无法建立最佳政制;至于能否获致合适质料，这一点绝不是靠缔造者的手段便能解决的，而是要靠机运。……一切有生命的存在者，都指向一个终极目的、一个它们渴望完善的状态;对于每一特殊的自然本性，都有一个完善的状态归属之;……自然本性提供标准，这个标准完全独立于人的意志，……善的生活便是按照自然本性去生活，这意味着安于特定的界限;德性在本质上就是适度”。总之，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使“自然为人立法”堕落成了“人为自然立法”。

　　在他看来，马基亚维里“将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卢梭则用“普遍意志”来代替“自然法”，尼采把人的自然本性看成“权力意志”，所以“他要对法西斯主义负责，其分量之多，一如卢梭之于雅各宾主义”。“与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相反，自由民主制的有力支持来自一种决不能被称为现代的思之方式：我们西方传统之前现代思想”。

　　在“什么是政治哲学?”一文里施特劳斯更明确地说：“传统哲学家比较普遍地排斥民主，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以及社会生活的目的不是自由而是美德。把自由作为一种目的在意义上是不明确的，因为这意味着对邪恶与善良都是自由的。正常地形成美德只能通过教育，……科学的政治学家倾向于只把民主与独裁主义加以区别，也就是说继续保持在特定的政治制度及其对立面限定的范围之内把特定的政治制度绝对化。科学探讨容易忽略最主要的或基本的问题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已经认可的见解。……民主还没有找到一种办法抵制卑躬屈膝的遵奉主义及其所鼓励的对私人生活日益加剧的侵犯。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

　　甘阳在“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 也即《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译本导读)一文中归纳说，施特劳斯将他认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全部思想表述如下：1、“普世一体化国家”是不可能的;2、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是特殊的，都是“封闭的社会”即柏拉图意义上的自然洞穴;3、任何曾经存在过的政治社会或任何将来会出现的“政治社会”都必然立足于该社会一套特殊而根本的“意见”，这种“意见”不能被“知识”所取代，因此任何政治社会都必然是特殊的而且是特殊主义的社会;4、政治社会这种立足于“意见”的特性因此对“哲人”的公共言论和写作强加了责任(如果普世理性社会是可能的，这种责任就是不必要的了);5、哲人的写作因此需要一种特定的写作艺术(“俗白和隐讳的写作”)。

　　甘阳还认为：“施特劳斯给出古典政治哲人的三重身份，第一，政治哲人首先以好公民的面貌出现;其次，政治哲人的目标是最高的政治知识即“立法”的知识，获得这种知识的政治哲人是立法者的导师;最后，政治哲人认识到政治生活的最高目标不是政治本身所能达成，而只有哲学才能理解，因此他是献身沉思生活的哲人”。

　　3，甘阳何以癫狂?

　　由上可见，在肯定西方古典、美德、美德教育、政治性封闭社会、立法者的导师等等上面，在否定现代性、世俗化、自由、民主、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普世一体化、西方现代思想等等上面，甘阳身上的“施特劳斯影子”是明显的。可以说，甘阳的癫狂只是施特劳斯癫狂的再生产(本文已把“癫狂”当作中性词)。

　　甘阳和施特劳斯都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这种“上帝思维”正是预设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实体主义绝对论者的特征。施特劳斯的观点为人们进一步理解西方或许是有益的，但它在西方受到忽视的事实却表明，它自身确实包含着致命的缺陷。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关于政制和人性的理想主义预设(对应于儒家的“大同世界”和“仁义”)，为他自己对西方的现实和学说的批评和否定，确立了一个过分有利、因而也是过分虚伪的基础，这个虚伪的基础本质上是一种“学院行当”的“书面基础”而不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基础”。

　　与天堂相比，人间自然会事事不如，可问题是这个天堂存不存在?品德教育又能走多远?在我看来，施特劳斯和甘阳都选择了过分乐观的答案，而在甘阳这里，这个选择却由于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而使他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了困境。总体而言，施特劳斯的虚伪逻辑基础包含了甘阳所不能正视的“四个夸大”：夸大了西方古典的至高性，夸大了人类美德和自然本性的先验性，夸大了“书面文化”的至尊性(如说“现代性的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文化危机只是“学院行当”的危机)，夸大了“书面文化”对“现实文化”的能动性。

　　甘阳说：“如果我们大规模地研究西方，在充分了解西方的复杂性之后，可能会从中找到对于中国的帮助;然而，任何直接地到西方找一种学说来解决中国问题尝试，都是非常肤浅的”( 甘阳：“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但正如施特劳斯在西方古典里找到了亚氏的美德一样，甘阳则从中国古典里找到了儒家的“仁爱”，并且认为教育是唤醒被现代性破坏的人的自然本性的关键。甘阳找到的难道不是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西方美德学说吗?他对中国古典的强调用的不正是施特劳斯在强调西方古典时的手法吗?

　　可以肯定，施特劳斯使甘阳不再只是一个普通的新左派，甘阳更乐于认为自己是个“保守主义者”，是一个维护“社会主义传统”和“儒家传统”意义上的、并且更强调“儒家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早在“儒学与现代”一文里，甘阳曾经批评人们对儒学寄予太多的现代功利希望，他否定或怀疑儒学能够开出工商文明、自然科学、民主政治等现代因素。在我看来，甘阳从“儒家传统”中寻求解决现代性危机的企图也是对“儒家传统”的一种强求，只是，甘阳对“儒家传统”的强调不是表明“传统已经丧失了它的力量”，而是表明传统已经被他误读。

　　为什么说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会使甘阳对儒家价值的强调陷入困境呢?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指的是儒家的“家族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分离或“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是这种分离在上升到政治化之后出现的“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敷衍。也就是说，“书面文化”本来也是广义“现实文化”的一部分，“书面文化”与其外的“现实文化”的分离本来是一种普遍现象，但当政治需要强调“书面文化”而现实中又没有对等的存在时，“书面道德”对“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就产生了，中国的“面子文化”又进一步使这种掩饰和应付“特色化”。

　　“圈内道德”与“圈外道德”的分离导致了中国人的“亲情”与“恶德”，而用“书面道德”粉饰和应付“现实道德”则导致了中国人的“礼治”与“伪德”。儒学当然不应对中国社会的恶德和伪德负责任，实际上它甚至没有资格负这个责任，因为在本质上，儒学只是对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适应而已，这也是儒学经常沦为政治工具的原因。

　　就儒学仅仅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的一种理论反映而言，儒学根本不可能摆脱中国文化里亲疏贵贱的“差序格局”观念;当儒学试图以“仁爱”去突破“圈内道德”的局限时，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实践这种突破，以至于千百年来儒学造就了发达的“书面道德”。可悲的还在于，“现实道德”越背离理想，儒家就越以为社会需要“书面道德”，儒家就越致力于“书面道德”的发展(从汉儒到宋儒到现代新儒)，结果儒学的“书面道德”一方面日益远离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人的本能，另一方面又日益加深了对中国“现实道德”的掩饰和应付。

　　甘阳强调儒家的仁爱，可亲疏贵贱与儒家仁爱的现实矛盾却被忽略了;历史现实中的仁爱更多的是非制度化的“仁爱子民”及“仁爱士卒”，是君权秩序下的非制度化道德，“仁爱同胞”的“横向仁爱”也因此而更稀缺了，因为资源的纵向竞争必然以横向的社会道德、甚至是纵向的子民道德为代价，仁爱就被书面化了。

　　甘阳就是在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毫无自我意识的情况下引入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思维的。结果当然就是甘阳的所谓保守主义，这个保守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古典规范主义与中国儒家规范主义的重叠，是规范主义的双重化。甘阳的问题还不仅仅是沉溺于理想主义的道德规范冲动，不仅仅是用对经典的解读代替对现实的解读，不仅仅是用“书面文化”冲消“现实文化”，他还幻想着学校教育能够取代社会教育(所谓“抓住大学就是抓住一切”)，书面价值能够取代现实价值(所谓“文学这些才是最高价值的东西”)，似乎人类存在一个先验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等待象他那样的“导师”去启动。

　　这就是甘阳能够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抨击市场化、现代化、世俗化、平庸化的原因。按照这个虚伪的“上帝思维”，现代社会的一切成果仿佛都是“不必要的恶”(所谓“把全世界全都拖进去的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我们中国人如果以宋明或者宋朝为(蓝本)是很幸福的”)，是不过渡到美德生活就无法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过程。当甘阳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儒家价值时，他的困境就进一步被儒家文化的“双轨特性”所限定，他所推崇的传统其实只是一种“书面传统”，他想要的是让历史上没有变成“现实传统”的“书面传统”在当代成为可能。

　　所以，甘阳的“古典美德论”面临的是现实人性和中国国民性的双重困境，他似乎不可能看到：中国人的问题是自己的意识与本能无法统一，自己的理智无法与情感统一，自己的言论无法与自己的行为统一。甘阳似乎不可能认识到现代德性教育的局限如何存在于传统行为规则之中，也似乎不可能认识到中国的书面教育又会如何被现实行为博弈所“双轨化”。甘阳把文化传统当成了现代道德缺失的解药，可事实上甘阳手里的文化传统仅仅是“书面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缺失其实正是“现实传统”的文化延续的结果。可见，施特劳斯的“书面思维”恰恰是有害而不是有利于他理解中国。

　　甘阳的错误正是施特劳斯的错误，这就是缺乏一种历史和辩证的“反身思维”：人只能是他能表现出来的全部，不能用人所能表现出来的局部去否定人的其它局部;人的平庸和高尚都是人的本质，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可以脱离人的恶俗而独立存在的美德。我们当然可以高扬美德，但把美德“自然本性化”就太癫狂了。

　　如果一定要把不能实现的当成美的，甘阳的“德性人”只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构，是施特劳斯为了确立一个所谓“立法者导师”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玩偶。甘阳与施特劳斯的不同仅仅在于施特劳斯没有机会漏读中国文化的“双轨特性”。另外，施特劳斯从绝对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古典传统，而当甘阳从现代解释学角度去把传统理解成一种“尚未被规定的东西”时(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他不仅把传统相对化，而且还模糊了自己本来就含混不清的儒家传统定义。

　　4，高超者如何跌落：一个关于平等问题的例子

　　以上分析表明，施特劳斯的规范主义伪装很容易从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跌落下来，特别是当甘阳用它来“食洋不化”于中国的历史现实的时候。在这次新书发布会的发言和以前的文章里，甘阳关于平等问题的议论，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超者如何跌落” 的绝佳例证。

　　甘阳“希望一个以儒家核心的，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我认为就是平等，平等简单来说不可能成为一个基本的美德”。早些时候，甘阳提出过所谓的“通三统”：“第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我们可以用仁爱来概括这种传统的精髓，第二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第三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 甘阳：“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复兴”)。他又认为：邓小平的传统是市场和自由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是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孔夫子的传统是注重人情乡情和家庭关系的传统。香港没有平等传统，美国则没有人情传统，而“当代中国正在形成的‘新改革共识’，其特点在于这种共识不可能以排斥上述任何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而是必然要同时承认上述三种传统各自的正当性”(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说香港没有平等的传统，美国没有人情的传统，而中国和美国则都拥平等的传统。可是，难道中国和美国的平等传统是同质的吗?即便甘阳的平等是指“实质平等”而不是“形式平等”，这个常被引用的辩解能成立吗?什么叫“实质平等”?即便它是结果平等而不是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又是什么结果的平等?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就是“实质平等”的全部吗?

　　其实，社会主义的平等与资本主义的平等本来就不同。美国的平等偏向于假定“能力平等”，所以机会都向能力开放，具体机会背后的价值和成本却不可能平等，所以给“虚伪平等”一说落下了把柄。毛泽东的平等偏向于假定“偏好平等”，大家偏好类似，所以不需要市场，所以毛泽东的平等是配给制之下的平等，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被平等”。

　　这个不同性质的平等是个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家长制政权与民主制政权的区别问题，在家长制政权的不同时期，还有终身家长制与限任家长制的区别。即便是经济分配的结果平等，也存在罗尔斯的“需求平等”与诺齐克的“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也与政权性质有关。

　　那么，甘阳到底是在回避还是在暗示这个问题不值一提呢?“一个从另一星球上往下看我们的人，可能发现，当人们专心考虑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国内问题和政治自由问题时，民主与共产主义的分歧并不如看上去那样大”。施特劳斯的这种话就是我所说的“高超者的跌落”，是拿一种非人的标准在衡量人的问题。当甘阳说“我认为自由和民主都是比较低级的要求”时，他似乎也在暗示政权性质问题不是根本问题，“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才是大问题。我想说的是，不管是有意回避还是不屑一顾，甘阳的认识都是错的。

　　品德问题是个规范问题，规范很重要，思想家提倡规范主张也有意义，但我坚信，规范主张必须要有可靠的实证基础，这里所涉及的实证基础恰恰就是政治的本性、政权的性质、人的本性等基本问题。看到这里大家应该都清楚了，我与甘阳争辩的不是主义，不是哪个主义在哪更好或对谁更好;我对主义毫无兴趣，我这里争辩的是问题、是认识。我认为甘阳对政治、人性和儒家的本质存在模糊认识，这种模糊认识非常清楚地表现在上面关于政权性质、品德培养、“现实儒家”与“书面儒家”的区别等问题上，也表现在上面提到的关于现代化和平庸化的问题上。

　　甘阳错误认识的具体代价是什么呢?是把至关重要的政权性质问题中性化，是认为政权以及政权所带有的传统无关紧要，并且这些似乎对他以为最重要的品德培养和文化使命问题毫无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在“中性政权”的假定下，偷换概念就是“免费的”，“毛泽东的追求平等的传统”就变成了与美国“平等自由的传统”是一样的，平等居然也可以是“政治中性”的。“中性政权”实际上包含一种双重错误：其一是认为社会政治过程与政权性质无关，其二是认为存在一种能够平等分配平等利益的“中性政府”，这个政府不会受到“关系文化”和“权贵利益”的干扰。

　　我惊讶的当然还不是甘阳的“中性政权”逻辑，我惊讶的是，拿“中性政权”逻辑分析问题的人，与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人居然是同一个人。敢说“美国没有思想家”的自己肯定是个思想家，可直率地说，人们无论如何很难把一个滥用“中性政权”逻辑的人当成思想家。甘阳到底是个“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还是个“故意思维不清晰”的思想家呢?我希望本文的分析能表明，甘阳的“思维不清晰”不完全是故意的，他确实存在认识问题。

　　5，结语：“儒家社会主义”的规范冲动

　　甘阳被认为是中国新左派或中国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所谓“新左”和“保守”，其实就是维护两个传统，即社会主义的传统和儒家的传统。所以，甘阳用“儒家社会主义”来概括自己的思想是准确的。甘阳把社会主义的传统又进行细分，提出中国的改革今后需要达成新的“通三统”，亦即孔夫子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

　　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因为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质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甘阳特别强调文化和文明的大视野，他从中国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中看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使命”和对“迷信西方”的否定，是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是从富强走向文雅，是非西化、非平庸化的文明发展，是超越性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品德。

　　甘阳的思想当然包含了强烈的规范意识，这在中国学者当中是正常的，可他从“应然”推出“实然”的“逆向自然主义错误”就同李泽厚和萧功秦的保守主义如出一辙。问题在于，他的规范意识有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实证基础，强烈的规范意识就会变成强烈的规范冲动。

　　甘阳对“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解最能体现其癫狂中的逻辑混乱。人民就不可以有资本吗?劳动者就一定不能有财产性收入吗?“全体人民的”又为什么就是“社会主义的”呢?社会主义的“平等规范”就能代替社会主义的“党权现实”吗?儒家从“忠君”到“爱党”的转变可以因为“中性政权”的暗设而实现“这里的转变静悄悄”吗?三种传统的正当又是因为什么而正当的呢?

　　另外，甘阳说中国的宋朝就很好，可问题是很好的宋朝为什么会“沦落”为宋、元、明、清的交替呢?后来又为什么抵挡不住洋鬼子的枪炮呢?那个很好的传统到底是书面上的还是现实中的呢?那个那么好的“书面传统”为什么又老无法扭转“现实传统”中的粗陋呢?扭转一再失败后为什么又老有人还那么死抓着“书面传统”不放呢?

　　任何能够理解本文的读者，可能都愿意给甘阳一个善意的忠告：可以告别施特劳斯了;施特劳斯也许为理解西方增加了一个窗口，但他的“规范观念”和“书面思维”肯定有害于理解中国;教书就教书，新左派就新左派，通识教育就通识教育，大可不必把中西方古典都搞得那么煞有介事。

　　甘阳反对“迷信西方”，可迷信施特劳斯的西方古典正是“迷信西方”的一种表现。当甘阳把对西方古典的迷信转化成对中国古典的迷信时，他完全暴露了自己的迷信是一种对“书面传统”的迷信。“书面思维”是中国学者最致命的一个硬伤，不幸的是，甘阳先生似乎是其中最自我陶醉和最不可自拔的一个。所以，中国的新左派并没有因为甘阳而在整体学术水平上有所提高，引介一百个施特劳斯也于事无补，因为根本的问题不是中国人不理解西方，而是中国人不理解中国甚于不理解西方。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

　　作者文集：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