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大贤虎变愚不测
——台湾政治转型的启示
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文明获得了高度发展，其标志固然离不开物质方面的成果，比如通信和交通手段；精神方面的成果也非常丰硕，其中最突出的大概要算全球化的趋势、普世价值的广泛认同和政权更迭、政体革新的非暴力形式。在最后这一方面，成功的范例远有以波兰、捷克为代表的东欧各国，近有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
考察这种非暴力方式政治革命，其成功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或曰显著特点——执政者与反对派双方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协商与妥协，这需要过去曾经的对手，现在要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全体国民的福祉，携起手来，成为合作者，贡献出各自的智慧。
东欧离我们较远些，文化背景差异也大，暂且不提。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语言文字、文化传统都与大陆相同，同时，台湾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与大陆的执政党共产党，都是按照苏俄列宁的建党原则改组或新建的革命党，两党组织架构大同小异。
我曾经提出一个诘问：西化不要，台化可否？
今天这里就来说说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执政者的作为，看看我们能从中获得什么启示。
1984年是74岁的蒋经国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的第七个年头。这年的10月15日，写了《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旧金山遭枪杀，此案震惊海内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迅速侦破此案，查出了暗杀江南的三个凶手。新闻界披露的调查结果证实，此案有台湾情治人员介入，蒋经国次子蒋孝武难逃干系。这让蒋经国和台湾当局立即陷入了世界舆论的声讨之中，名声扫地。
蒋经国与结发之妻蒋方良有三个儿子，老大蒋孝文从小被娇生惯养，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浪荡子。在美国留学时，因数度交通肇事，被美国驱逐出境。回台湾后，整天歌红酒绿，醉生梦死，并因酒后驾车将一军官轧死。三子蒋孝勇进入商界，成了一名颇具实力的企业家。所以当时朝野都认为，次子蒋孝武可能是蒋经国着力培养的接班人。蒋经国似乎也将希望寄托在二公子的身上，从1976年起便让蒋孝武进入情报部门，使其担任多个部门要职，涉及党务、军特、宣传等重要系统。
“江南命案”对蒋经国打击极大，据其身边的人回忆，蒋经国一见到蒋孝武就摔东西，骂之为“蠢货”。蒋经国也不再信赖情治机关，蒋孝勇这时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二和星期五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蒋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1985年8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量过”由蒋家成员接班。这年的12月15日，蒋经国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
促使蒋经国下这个决心，当然还有更多因素，但江南命案无疑是一个契机，促使他在政治改革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在蒋经国上任的最初几年里，台湾仍处于“戒严”时期。蒋经国虽延续其父的做法，继续搞“威权政治”，是公认的“政治强人”，但言路尺度已经有所放宽，其标志就是1979年《八十年代》和《美丽岛》两份反对派刊物被批准创办，社会上的反对派开始形成。
当时岛内有两个反对派，一派是以《八十年代》为阵地的温和反对派，一派是以《美丽岛》为阵地的比较激进的“美丽岛”集团，这一派声势最大，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10至30万份之间，并陆续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同时，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几种力量在岛内互动的结果，终于酿成了“美丽岛事件”。
事件发生当日——1979年12月10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重要演讲，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但是对于在高雄发生的民众上街游行示威，蒋经国还是选择了镇压，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
另一方面，蒋经国又展现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因美台断交中止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定于1980年12月6日恢复举行。蒋经国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从1979年开始，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最低工资由每月67美元调升为84美元，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专案，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
1980年代初期，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获得发展空间。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这期间，劳资纠纷案件激增，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1985年，蒋经国告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他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并要求马树礼召集几个专案小组，非正式地讨论政治改革事宜。
蒋经国认为，孙中山1924年在鲍罗廷指导下，采取的列宁式政党架构组织，已经不合时代需求。按照这套架构，国民党是意识形态挂帅的革命党，以历史的任务来合理化党对真理、道德的垄断，这与多元、民主的社会，与开放、竞争的政治制度根本不相容。
经历了将近一年在党内营造共识的准备工作之后，1986年9月，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此言一出，令台湾民众如久旱之逢甘霖。那些多年来坚持不懈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的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
这可吓坏了那些满脑子专制思维的国民党大员，情治部门还向蒋经国呈上了一份抓人名单。但蒋经国没有批准，他对幕僚们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他说，国民党过去“太骄傲、太自负”，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国民党内有许多人向蒋经国提出质疑，国民党大佬、“国策顾问”沈昌焕跑来提醒蒋经国：“这样做，国民党将来可能失去政权的!”蒋经国却淡淡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的台湾是个丰收年，不仅政治革新有进展，蒋经国鼓励投资高科技产业的政策，也得到亮丽的成绩。台湾成了全世界第10大制造业产品出口地，外汇存底接近400亿美元，以每人平均持有外汇之数值来看，高居世界第一。
当蒋经国1988年1月13日逝世时，台湾的民主转型虽仍有许多地方有待进一步推动，但大体而言，到了1988年元月，民主政治已在台湾实现了“软着陆”——1988年1月1日，台湾当局正式结束了报纸的限证、限张的禁令。数天之内，就有200家左右新出版物向政府办理登记，街头立刻出现许多新兴画报。同时，也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后来，包括民主进步党在内，共有20个政治组织获得通过，正式成立政党。
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具有广阔战略视野的领导者供应不足。
——兰德公司《国际领导能力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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