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周 | 再改革：从肃清文革遗毒开始

　　
 　　关于文化大革命，有下面这些论断和数字：
 
 　　1986年6月27日，中共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占总人口的1/9，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
 
 　　1979年，胡耀邦在出席外交使节会议上说，文革中有1亿人受到批斗，8万个家庭被彻底消灭，500万人被判刑，703万人被打成终生残废，被逼自杀的有200万人，近20万人被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枪毙。而各种冤假错案涉及4000万人，以4口之家计，株连所及就是1.6亿人，相当于欧洲好几个大国的人口的总和。
 
 　　澄海完成巴金遗愿
 
 　　面对这些沉重得令人窒息的数字，巴金老人生前曾一再疾呼，要在中国大地上兴建博物馆。他说：“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10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会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
 
 　　品味巴金老人的这些话，令人感觉到，一个饱经沧桑、历尽坎坷的老人，在用他一生的心血体会，忠告未来，忠告后人。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惟有以史为鉴，才能有一个清爽光明的未来。
 
 　　广东澄海建有中国第一座文革博物馆，它圆了巴金的梦。博物馆将他《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刻在石碑上，陈列于园区内显要处。该馆由曾任汕头市委书记的彭启安倡导发起，并完全由民众捐资建设。彭启安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澄海曾是文革重灾区，当年有400多人被冤死(包括14位厅级以上领导和名人)，4500人受伤或致残，10余万人遭遇株连。按彭启安的说法，这些被残害的人，历经战争时期出生入死，又参与解放后的生产建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没有被敌人的枪炮所杀戮，却惨死在文革红色屠刀下，令人痛惜！
 
 　　文革遗毒阴魂飘荡
 
 　　转眼间，文革结束已经过去了36年。但是，文革的遗毒迟至现在还没有肃清，残渣余孽还时时泛起。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崛起，随之而来的，是深层次矛盾层出不穷，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种种弊病此伏彼起。面对这些，颇有一部分人表面上缅怀毛泽东时代所谓的清廉和公平，实则在骨头里对现实政治不满，对打开国门改革开放不满，对发展民主失去极权不满。他们以唱红的名义，在歌声中追索当年文革的记忆；他们以意识形态的向左走，证明自己保持着共产党的本色；在经济发展上，他们以政府强力的介入，配置资源左右GDP，以证明政府计划下的市场经济才是正途；在民生问题上，他们以共同富裕分蛋糕的形式，证明在实践中回归毛泽东时代并非不可能。
 
 　　当然不能将上述的一切一棍子打死，更不能说毛泽东时代一无是处。但是，判断一切社会事务正确与否的标准，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都只能是社会实践。上述模式的核心在于，它强调大一统之下的思想格局，强调人治之下的极权威权，强调背离中共基本路线下的我行我素另搞一套。至于具体的发展经济和民生共富方式，则是附着于核心的点缀之物。这一模式的实践证明，拒绝民主发展，拒绝政治体制改革，拒绝社会监督，最终只能导致极权威权之下的弄权，只能导致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解剖上述模式，会发现文革遗毒的阴魂正在飘荡。唱红本身是回归传统，无可非议，但打着唱红的幌子，去大树特树个人威望，制造个人崇拜，则是不折不扣的文革遗毒；而极权威权，首先违背了浩浩荡荡的世界民主潮流，其次，文革中祖国山河一片红掩盖下的血的教训，凸现的正是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会导致多么恐怖的社会惨剧。追忆此情此景，面对当今人为的红色海洋，理智的人们无法不忧虑不愿被驯服的极权威权会在未来制造出同样的血色社会。
 
 　　政治改革不容拖延
 
 　　所以，当有人公然高调喊出红卫兵口号时，文革遗毒已经跃然回归，世人无法不震惊。所以，温家宝在两会记者会上深刻指出，当今社会中，“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要解决当今的各种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他还进一步强调，“历史告诉我们，一切符合人民利益的实践，都要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并且经受住历史和实践的考验”。
 
 　　话语深沉深刻，并警醒世人：再改革，不容拖延；再改革，执政党必须首先自己改自己；再改革，必须从肃清文革遗毒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