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贴士：此书稿2004年11月-2005年1月于狱中偷偷写成，后经难友设法秘密带出监狱。2010年本人出狱后取回，携带至泰国。 (博讯 boxun.com)

李方，原名李焕明，陕西安康人，1972年生。1993-1996年被以“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下狱3年，2001-2010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下狱9年。虽经多年改造，现仍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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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许多被命名为“广场”的大厦前后其实并无广场，“广场”这个词被异化为“大厦”的同义语。这恰如我们的国家，美其名曰“人民共和国”，实则既非“人民”的国家，亦非“共和”的国家。
不过，“中信广场”倒是个例外，它的正前方有一片异常开阔的草地，只是绿草生得稀稀拉拉，如同广州的空气和交通一样令人皱眉。但这块草地却并非是为“中信广场”而“广场”，它是市政规划本来就有的公共绿地，“中信广场”恰好借了地利与它比邻而建，遂成了少见的有广场的“广场”。
我站在草地上，仰望这座据说是亚洲第三、中国第二的高楼，想象如果我的言论能随纸片从那个顶端飘散，理应可以到达更多人的手中。请别见笑，整天泡在互联网中冲浪，并被电视与报纸信息包围的您，肯定很难想象“传单”是个什么东西，可是在我们这个被新闻审查制度与舆论管制封锁的国度，传单是所有持不同政见者最重要的表达言论的工具之一。可笑吗？二十一世纪的东方大国，表面上风平浪静，没有反对的声音，而在角落里，反对者却在用“传单”这种落后的玩意儿同强大的执政者“对抗”，不仅您会笑，强大的执政者也会笑得前仰后合，然后告诉它的喽啰们：“不必紧张，不必用枪，只须带上手铐去抓他们就得了。”
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不采用网络帖子或电子邮件去发表言论？可是你不知道，在中国，一切“反动”的“电子传单”一上网，很快便会遭到堵截和冲洗（网络警察的职责就是干这个），效果还不如纸张，而且这种方式又不便我的“游击”式转移。我在网上见到过这种言论，就像冒泡一样，几秒钟顶多几分钟就再也见不到了，犹如石沉大海。相反，纸张还有一定的保存价值。同样，我们也无法站在人群中用声带发表言论，这样不出几分钟也会被国安的特工武力擒拿。在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有经济特区深圳，有行政特区香港，却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特区——哪怕是小小的海德公园。以前倒是在北京有一个西单民主墙，但被我们伟大的总设计师一笔勾销了。他不喜欢争论，准确地说他是不喜欢听到“反对”，对于“反对”，他宁愿批发枪弹去“说服”，也不愿开启龙舌，破费他的唾沫星子。
在炎黄的土地上，国家为反对者准备的是“罪犯”待遇，反对者一开口就是犯罪，一开口就成了罪犯。宪法上写了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条款，但刑法中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又把这个条款给枪毙了，刑法判了宪法的死刑，这真是有趣的法律游戏。同样有趣的还有——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却又限定全国人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宪法自己和自己都干了起来，哪里还有本事去调整全社会的“共和”关系。
有点遗憾，这是一个星期天，高大的写字楼很少有人进出，上下班人潮汹涌时撒出“传单”，效果可能更好。我已看过了“中信广场”的顶楼避难层，铝合金的栅窗完全可以实施我的快速作业。回到附近的城建宾馆，做完准备工作后，躺下想了想——做完“中信广场”后去哪里？出去打了几个电话，我又回到房间躺了一会儿，觉得心里有些烦乱。走出房间却发现宾馆院子里停了一辆黑色轿车，几天都无车辆的院子，突然停了部车，我感到有点意外。又回房间朝窗外看了看，窗下道边停了好几辆出租车，这也有点奇怪，素来少有出租车往来的小巷子如何一下停了这么多车？不过我还是没有过多去想这个问题，拉上房门，打算出去走走，或者找家书店看看书。
刚走出宾馆大门，迎面走过来一个年轻人，离我大约两三步远了还无避让之意，我正打算避让，来人却突然横臂将我掀倒在地，猛然间又扑上来一群人将我按在地上，脱掉我的鞋，摘下眼镜，搜去皮夹和衣袋内一切东西，然后上了手铐。我立刻明白是被便衣捕获了。他们七手八脚捉住我，将我押到宾馆房间，把我的包、床铺均翻了个底朝天，大捆的传单成了他们唯一的战利品。这些人兴奋之余意犹未竟，逼问我还有什么，我说没有了，其中一个兵样的大个子不信，冲我小腹和胸膛猛捣了几拳，我感觉肠胃要翻出来了，躬成一团根本无法说话，那人遂又一拳将我打倒。我最后被打出来的语言还是“没有”。他们又搜了一遍，确信真的没有后，就架上我，一阵狂奔，如风一般刮进了一辆三菱吉普。
吉普很快停了下来，这帮人又将我架到车下，拖着我在砂石地上跑，只穿袜子的脚拖得生痛，后来便麻木了。周围不少人追着看稀奇，以为又抓到了什么杀人越货的悍匪了，但是没有眼镜，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很快上了一幢灰色的水泥楼，我知道这是广州东站。而这灰楼，后来我得知它就是东站派出所。便衣们押着我在楼道和电梯里上下了几个来回，最后将我关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水泥房。
水泥房正中间有一张水泥床，是完整的一个长方体水泥台。看情况，这似乎是一间禁闭室，除了水泥床，别无他物。便衣命令我坐在水泥床上，以便拍照，随后扔下一支纯净水就关门离去。我拿住这支水，才发现塑胶瓶早已被挤瘪了，皱得像老太婆的脸。给囚犯喝的水自然是要低人一等的，我也不想客气，拧开瓶盖打算喝了它。这时门开了，走进来一位墩墩实实的中年便衣，看脸上焕发的容光，不难判断应是一位不大不小的头目。来人拍了拍我的肩，绽出一张笑脸，说刚才只是“控制”了一下，要我别介意，希望我能配合，相信不会有多大的事。我知道这是来放松神经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安静，以便配合下一步的押解和审讯。来人简单问了我几句，我未作答，只是承认了自己的姓名。他在屋子里踱了几步，又拍了拍我的肩头，说：“你也挺不容易的。”然后挂门而去。我知道自己是挺不容易，但不明白他说的“不容易”指的是什么？
十几分钟后，我被转移到了一间审讯室。审讯室分内外两部分，里边是钢丝网隔开的囚犯空间，仅有一只凳子；外边是警察空间，两只凳子，一张旧木桌。两位看起来还不怎么懂事的年轻警察正襟危坐在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住我，样子颇有几分卡通味道。稍后进来一位像是文职警察的，坐到钢丝网前，摊开记录本开始讯问我。一开口便问我叫什么名字，这叫我有些反感，我反问他既然不知道我的名字，干嘛抓我，他尴尬地笑了笑，说笔录的程式要求这样问。他想知道的东西还挺多，我仅简单回答了几个“是”或“不是”，这时我还处在对境遇突变的适应之中，尚没有心思去满足他的“求知欲”。但是他问到深圳地王大厦传单事件时，我很爽快地承认那是我干的。我随身携带的传单已被他们搜出，而且与地王大厦上撒出的完全一样，抵赖不认没有意义。
我不肯多说话，那人却好耐性，磨蹭来磨蹭去的。耗到了中午时分，递进来一小盒饭和一小支水，水瓶仍是压瘪了的。我铐着手无法拿筷子与饭盒，要求他开铐，那人显然害怕承担什么责任，拒绝了。于是我没有吃饭，只喝了几口水。
刚喝完水，进来了一帮人，打开钢丝网，将我带出隔离间，并取出一副新铐要换下旧铐，但开了许久却打不开，直到我的手腕被拧来拧去弄出了好几道紫痕，才勉强完成了换铐。听他们的谈话，是深圳公安在与广州公安交接，要将我押解回深圳。那个换铐的深圳公安指着我手上的新铐对广州公安炫耀：“这种铐很好开很好用，那种，要淘汰了。”脸上是典型的深圳人的优越神态，而广州公安则好奇而又恭敬地听着看着，似乎很佩服这“深圳新铐”，而对自己的“广州旧铐”则有点抱歉。
警车在广深高速公路上飞驰，这条路我曾来回过许多次，而这次却是被铐在椅背后的塑胶握环上，无论我心里如何地“精神胜利法”，但这模样明显是一副落败相。我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落败，便很放松地和身边这位“押解”搭话，这青年人身着便装，高大精瘦，骨节突出，看得出是久练擒拿武功的。他并不拒绝与我聊天，或许他觉得聊天可以更好地松弛囚犯精神，免生逃跑念头或减少冲突的可能。实际上他也是不得不与我“近乎”，因为他有一只手与我铐在一起，我要是折腾他也会蒙受些许皮肉之苦。坐在前排的“领导”则和其他两名部下热烈地讨论从上海新采购的设备，以及周末的玩法、年度的奖金，当然也会不时地回头来检查工作和慰问我身边的“押解”。

这是2001年的9月2日，几天前，号称中国第三、亚洲第四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顶层飘出了数千张“反动”传单，深圳公安就是为这事来抓捕我的。遗憾的是，深圳市公安局就在地王大厦背后，仅一街之隔，部分传单飘飘洒洒，落在了公安局的大院里，令他们尤其无法忍受。
于是，这成就了我第三次享受被抓捕的滋味。
记得第一次被抓是1992年8月26日。那时我正读安康师专物理系二年级，并且是暑假闲置在家。中午时分，家住乡政府附近的小外甥周健，远远地跑来我家叫我，说是我们学校有老师在乡政府等我，要我去接。我感到有些诧异，但既然是老师来了，哪能不接。半小时后，我赶到了乡政府，坐在乡政府会客室里的两位客人我却根本不认识，我刚落座，其中一位便开门见山：“我们是地区公安处的，有点事请你跟我们走一趟。”然后递过一张传唤证要我签名。一直陪坐的吕乡长见是如此情况（显然来人也未对他讲明身份）便起身往外走，我站起身请吕乡长转告父亲：我没什么事，过几天就会回来的（父亲原是乡政府干部，与吕乡长是熟识的）。但自称“公安处”的一位便衣以为我起身要走，横臂拦在我的胸前，然后将我带到早就停在乡政府旁侧的吉普车上，再驱车百余里把我送到了地区公安处的审讯室。
这次被抓总共在安康看守所关了8天，于9月3日放出，主要为的是我筹建学生组织以及向台湾广播电台写信的事（中共将其视为敌台）。临出所时，看守员说账册上有我父亲几天前留下的10块钱。10块钱虽然很少，但却是老父亲奔波百余里来找我的证明。这8天里，父亲一定是非常难过的，虽然来了这里，但肯定得不到任何有关儿子的明确信息，并且又见不到我。这10块钱让我流下了眼泪，我完全能够想象父亲这8天里的焦急和忧虑。因此一出所，我立即搭车往家赶。
回到家里，只见到母亲，眼睛里既有欣喜又充满惊恐不安，她告诉我父亲在外爷家帮忙修房子去了。我希望父亲早些看到我安全归来，没有吃饭就赶到相距数里地的外爷家。当时父亲正在房架上与一群村民忙着拆换石板，夕阳将他花白的头发映照成了淡黄色，他看了我一眼并未发话。傍晚我和父亲一前一后往回家走，父亲只简单地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我说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父亲说：“那我就放心了。”经过三姐家时，三姐告诉我，得知我是被公安带走的消息后，小外甥周健大哭不止，总说是他害了四舅（我在兄弟中排行老四）。我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只是拍了拍小外甥的头，表示对他的安慰。这怎么能怪孩子呢？是当政的大人们欺骗了他。
第二天早晨父亲出去替我借钱凑学费，直到傍晚才带回来东拼西凑的700块钱。此时我真的恨自己是一只可怜虫，惹下了麻烦还得靠父亲来养活。自读师范起，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创造出成功，实现自己的梦想，把梦想成功的荣誉带给历尽艰辛的父亲和母亲，可是我带给他们的只有祸患。
此后我继续在安康师专上学，那件事似乎不再追究了，我们一起搞学生组织的几位同学暂时也停止了往来。因为那时我们仅仅是准备筹建，尚未具有真正的组织，并且总共也才五个人，又基本都是学生，我想既然已承认了错误，理应不会受到什么追究的，毕竟没有对当局造成任何危害嘛。当时我计划等毕业后，利用做教师的便利条件重新开始筹建组织，并在三年级的第二学期将这些想法告诉了我其中的两位好友。师专是三年制的，只需熬完这个学期我们就毕业了。
1993年6月24日，那天我正考毕业试，只需再考完两门就可以宣布告别师专课堂了。中午，家住市区的二姐特来学校找到我，要我下午考完试去她家吃饭，我才想起来这天正是端午节。当天安康刮了一场罕见的大风，街上许多广告牌被刮倒，还有不少树从半空被折断。这场大风连同这个日子很长时间一直记在我心里。下午大约3：00钟，校保卫科的人来教室找到我说有人在学生处等我，去了那里，才发现是去年传唤我的那两位公安，他们说去年的案子还有点问题没搞清楚，要我随他们再去谈谈。随二人走到学校围墙外，他们的吉普就停在路边的树荫下，显然他们不想在学生里造成什么影响，有意将车远远地停在校外。
这次却不是去地区公安处，而是市公安局。市局就在看守所前面，楼下有一个通道，车从这个通道开进大院里停下，其中一位带我向后面走去，边走边说：“小李，这次可能要耽搁几年了。”我未明其意，反问：“会判刑吗？”那人说：“这得看你自己了。”我还是不甚明白，没料想会有判刑的结果。我被径直带到了看守所，办完羁押手续后，那人离去了，然后我又被带到了所内预审室，有位姓刘的预审员摊开一张逮捕证要我签字。
这是我的第二次被抓捕，整个过程与第一次相似，毫无暴力成分，但却都是骗捕。这次抓捕后的第10个月，安康地区中院判定我犯“组织和领导反革命集团罪”，但鉴于“认罪态度较好，情节显著轻微”而从轻判处3年有期徒刑。1个月后，我随同四名同所投牢犯人被押解至汉中监狱服刑，记得同路这几个犯人中有三名是杀人犯，另一名犯的是“介绍容留妇女卖淫罪”。这三名杀人犯当中有一个叫黄英军的年轻人，才20岁，原是安康第一师范（中专）二年级学生，因为用钢管打死同学被判了死缓。我去年听说过他的案子，不想今天竟与他同路投牢，他说自己一审判的是死刑，只是因为犯案时刚满18岁，二审才被改为死缓。等于算是死过一回的人了。
我的第二次被抓对父亲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我是本村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父亲曾深以此为荣，而我最终毁灭了他的荣誉，这对一个处在艰难操劳中的老人来说，真是莫大的伤痛。记得签完逮捕证后半个月左右，一位姓张的老看守员拿来一个小账本要我签收，账上是10块钱，送款人栏里填着我父亲的名字。我才知道，父亲又一次来看守所找我，但他仍然没有找到我，很可能仍然没有得到公安一个字的解释，悲伤地回到百里之外的家。我在这10块钱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泪水在眼眶里滚动，我不知道父亲为了留下这10块钱，有没有舍得在街上吃一盒热饭再踏上回家的路？
2001年的9月2日，我第三次被抓。远在北方的父亲，我将开始又一次的牢狱生活，将再一次把黑暗笼上你的心头。我多想把梦想成功的荣誉带回给你，然而，当我的希望再次被黑暗置换，我的心里只能再次像刀割一般地伤痛，如同你为我的伤痛一样。
可是，我知道自己无法避开这条追寻的路，我也清楚地知道——只要这个梦想还在风中飘零，这就不会是最后一次，很可能还会有第四次、第五次，甚至更多次。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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