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几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这在世界史上都可谓罕见。甚至，非洲的社会精英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证明了威权政体的好处。 然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他们合著的的新书《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却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 他们认为，中国并没有在向发达国家繁荣水平迈进的道路上前进，因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一是权力必须集中（power has to be centralised），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the institutions of power have to be inclusive）。 没有集中的权力，就没有秩序，而秩序是繁荣的基础。关于这一点，因为非洲一些失败国家的例子，学界几乎不存在争议。在第二点上，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功，权力制度是否必须是包容性的，却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然而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缺乏包容性制度的秩序，虽然可以使经济摆脱贫困，但却不能使经济全面提升到现代繁荣的层面。因为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同时有赖于这样一种信念：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势的人所掠夺。 换言之，如果权力体系允许精英为自身利益服务，精英的利益就会与大多数人的利益相冲突和对抗。两位顶级学者把这种结构称为“精粹体系”（extractive institutions）。
中国制度的不足及其危害
显然，这两位学者的论证过程带有明显的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倾向，但放下意识形态的分歧，以此关注和对照中国现实是理性而有益的。换句话说，中国是否如两位学者说的那样——“正在冲进死胡同”? 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包括包容性经济体系和包容性政治体。坦白来说，中国在这两个层面都是严重不足的。 更糟糕的是，中国越来越显现出“精粹国家”（extractive nation）的特征，这已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近期的经济衰退就与这密切相关（当然也有国际环境因素）。 在一个“精粹国家”里，可持续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只有真正的自由开放社会，才可以产生真正的创新和创造。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就认为，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在于对新技术的投资（investment in new technology） 和创造性的革新（creative destruction），这两方面只可能在包容性体系下才会产生。 包容性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含这样一些核心要素：财产权利保护、开放的市场、法治的秩序以及权力的监督、平衡和多元化等。这些要素之间是紧密相连的，也是中国或多或少所缺失的。其实，无论是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还是学者和知识分子，都多次警告：“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改革也不会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就也会丧失”。 对于一个高度依赖经济合法性的执政党来说，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衰退的后果不可想象。从这个层面来讲，两位学者的观点非常值得中国的政治精英警惕。事实上，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甚至停滞不前，就与排他性的“精粹体系”紧密相关。 虽然笔者对两位学者关于“中国正在冲进死胡同”的论断表示怀疑（事实上，美国也开始出现“精粹国家”的危险，茶党的崛起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信号），但却赞同中国在包容性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不足，而且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将会面临不可预料的风险。中国应该怎样避免这种危险，甚至是“冲进死胡同”的后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