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民主》交稿后，突然读到提出“民主的远光灯论”的“韩三篇”。不知道关远光灯的中国人有民主的素质吗？我查了些量化资料，写就此文。聊作《坏民主》的补论。】
中国人是否具有民主的素质？这个问题几乎从“德先生”刚一来到中国就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去年底因为“韩三篇”又被炒热。从孙中山的“一盘散沙”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到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到韩寒的“开车不关远光灯”，“中国人素质低”几乎成了定论。令人惊异的是，虽然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已经非常发达，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这样严肃的问题时，一百年来几乎全凭直觉，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和读过的几本书，拍拍脑袋就给13亿人定了性。
因为这种旧文人的随意态度笼罩了知识界，使一百年左右关于“素质”问题的讨论没有产生任何有统计学价值的数据。结束这一空对空的口水战，急需社会科学界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的证实或证伪的量化研究。在没有这样的研究可参考之前，我所能找到的最为系统的数字化依据，恐怕就是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简称EIU）一年一度发布的各国“民主指数排名”。这一排名，根据“选举程序和多元化”、“政府职能”、“政治参与”、“政治文化”、“公民自由与权利”五项按照0到10分进行评定，再把各项分数相加，最后按照总积分排除“民主指数”。其中，最为接近我们所谈的“素质”的，就是“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针对的是公民的政治态度，并运用民调数据作为评定的基础。其中的问题包括：对军政府、强人政府、专家治国等等的态度，对用民主的方式维持公共秩序的信心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一国的民众对民主的价值有多大程度的认同、有多大的意愿通过民主手段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毫无疑问，这样的评价方法有相当大的缺陷。比如，民调数据在发达国家还比较整齐，但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残缺。有时不得不根据相关资料推断。另外，“政治文化”多集中于民众的民主意愿，而忽视了民主能力。换句话说，要民主并不等于有运用民主制度的能力。象波兰这样的国家，公民拼死争来了民主，现在的民主意愿则比一些从来还没有享受过民主的国家还弱。这大概反映了人们对已有的财富视而不见、对没有的东西特别想要的心态。这导致了波兰的“政治文化”得分低得离谱儿。不过，这毕竟是个有量化调查基础的评价指数。在没有其他资料可依据时，这一资料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在此文中利用的是2010年的排名。主要是便于拿阿拉伯之春前相关国家的民主指数和中国进行比较分析，以衡量中国政治改革的紧迫性。
首先，在总积分中被排在的前26个国家，被归类于“充分民主国家”。领头的是挪威、冰岛、丹麦、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芬兰、瑞士、加拿大、荷兰等“福利国家”。美国仅名列第17，排在德国（14）和捷克（16）之后。这大概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亚洲国家进入这一发达民主阵营的，仅有韩国（20）和日本（22）。第二类属于“有缺陷的民主”，希腊（28）、意大利（29）、南非（30）、法国（31）属于此列。亚洲的台湾（36）、印度（40）、斯里兰卡（55）、泰国（57）、印尼（60）、蒙古（64）、马来西亚（71）、菲律宾（74）也在其中。第三类则是混合性政体，包括香港（80）、新加坡（82）、巴基斯坦（104）、俄罗斯（107）、伊拉克（111）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国家。最后一类属于威权国家，卷入“阿拉伯之春”的阿尔及利亚（125）、埃及（138）、突尼斯（144）、也门（146）、利比亚（158）都在此列。那时没有解冻的缅甸（163）和朝鲜（167）处于垫底的地位。中国则排在第136位。
那些充分民主的国家，各项指标得分都比较高，基本上是齐头并进，彼此的相关性很强。排名靠后的国家，各项指标之间仍然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不平衡之处越来越大。甚至各项之间的相关性发生断裂。比如，中国的排名136位，最大的原因是在“选举程序”这一项上拿了零分。这是制度硬件的问题。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即中国人的民主诉求，则是5.63分。排名36的台湾在这项上的分数居然和中国一样。其中的重要因素，在于台湾在“选举程序”上得分9.58，“公民自由和权利”得分9.71，都超过了美国（分别为9.17和8.53）。印度在这两项上，得分分别为9.58和9.41，也都超过了美国，但“政治文化”得分才4.38，比中国还落后一大截。甚至巴西、波兰等新兴民主国家，其“政治文化”得分也低于中国，仅为4.38。亚洲国家“政治文化”得分最高的，是韩国、日本、新加坡，都为7.50分。刚刚把普京送上总统宝座的俄罗斯，“政治文化”得分仅3.13，远远低于中国。
从以上比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那些有制度硬件、在“选举程序”上得分比较高，但“政治文化”得分过低的国家，大多发展得不太健康。印度就是一例。这大致符合我们的常识：仅仅有套选举程序，但国民素质跟不上，民主制度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但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得分能够和许多“民主国家”相提并论，甚至超过一头。
我们必须再次重申，这样的评价有种种局限。说中国的民主“政治文化”远远高于波兰，严重违反我们的常识。但是，这些数据至少能够大致说明，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低主要还是制度原因，而非文化问题。以“中国人素质低”作为民主缓行的理由，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恰恰相反，这些分项数据指向的是政治改革的迫切性。比如，“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突尼斯，在“选举程序”和“政治文化”两项上的得分和中国完全一致，都分别是零分和5.63分。“政治文化”得分相对较高，说明国民的民主诉求教强烈，而政治制度上如果不给这种诉求提供任何表达机会，当然就会带来危机。除了突尼斯外，被“阿拉伯之春”所横扫的几个国家，在政治制度和政治分化上都呈现出类似的格局。从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经验上看，经济增长往往导致了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的增强。随着中国转化为中等发达国家，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分数还可能上升。如果在制度上仍然不为这种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提供表达的途径，势必将影响中国的政治问题。
中国之所以没有出现“阿拉伯之春”之类的变局，除了经济高速增长给大部分国民带来了满足感外，一大原因就是在“政府职能”这项上得了5分。这在五十多个威权国家中得分是最高的，甚至超过了一下低端的民主国家。把“民主指数排名”的各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至少在一般而言，民主程度越高，政府越有效率。“充分民主国家”在“政府职能”上获得的分数大多在8、9上下，没有一个低于7分以下。“政府职能”和民主程度相辅相成，而非对立。这也意味着，中国政府有潜力在未来的政治改变中扮演领导作用。从乌坎的例子可以看出，对现有政治框架进行果断改革，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诉求，有利于中国未来的长期政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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