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此生在大学时代就认识高华老师；有幸，在夜晚的南大校园跟他散步畅谈；有幸，毕业论文得到他手把手的指导；有幸，常去他家书房听他娓娓道来人和史。
高华老师与南京大学，与南京，像一份“无处可逃”的因缘，几乎因此可以在聊起、忆起时，在脑海中浮起“南京高华”的水印。这四个字棱角清晰，方正干脆，也如其人。
南大的前身，是民国旧都的中央大学，校址所在是教会大学——金陵大学，赛珍珠在这里任教、居住了十年，在这里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但以前的辉煌，可以转瞬变为“身份的原罪”，越辉煌越深重，以致即使改革开放了，南大在高校官场的资源争夺战中还是落尽末流。
这故意的疏离和流放，竟无意间也释放出一些“松懈”的空间。加上在这所朴雅低调的大学里，有许多老派的学者教授，在骨子里还是坚硬无比，虽已微弱，但仍可感。未必无心名利，却也甘心寂寥；未必不想当官，但仍首重师道。所以，在1978-1991年间，曾引发过若干重要思想事件。比如，1978年引发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就出自该校教师之手。
一座这样的城市，一所这样的大学，它的遭遇和底蕴，似乎暗合着高华老师的人生和学术际遇。
我在南大政治系的第一堂课，老师就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写在了黑板上，让刚脱离高考梦魇的年轻人眼前一亮，虽然这样的“甜品”来得有点晚，比起一进大学就汲汲于学分的大学生，却也算是跨过了反向的“独木桥”。与创办“思想的境界”网站的李永刚老师的相识相交，更像是打开了一扇窗。
我从李永刚那里得知了高华老师当时刚刚杀青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并很快从“思想的境界”网站上读到了节选和高老师其他单篇论文。节制却有力的论证，朴实但有节奏的文笔，深深吸引了我。2000年大三选课时，当看到全校选修课表上有高华老师的现当代历史课，就毫不犹豫地选读了。
高华老师的课，几百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他的声音高亢而顿挫，有史家的豪迈与清凛。至今印象很深，他在课上总是提醒大家，任何言之凿凿的历史结论都为时过早，都是武断的。举例时，他信手拈来各种党史材料佐证，如数家珍。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在写毕业论文时，找到高老师，跟他讨论选题方向，请他帮忙做指导老师，没想到他竟爽快地答应了。以后，经常有机会去他龙江小区的新家，跟他讨论论文的写作，闲下来，就闲谈时事。高老师对时事和思想界动态的兴趣极浓，也非常乐意听我跟他讲网络上的新鲜事。对我的很多不成熟意见，他不会直接批评，而总是在肯定其中的合理和可能的部分后，谨慎地提出他的不同意见和建议。这让年少轻狂的我感受到，思想是有尊严的，思想也可以有在宽容中具备力量的一种境界。
有两个不会忘掉的小细节。一次是毕业论文终于到了做最后修改的阶段，高老师提出从头到尾梳理一遍文字，他在电脑前一句一句修改文本，突然转过头对我说，简洁晓畅才是文字的最高标准。另外一次我帮他代回一封电邮，他口述我记录，他对每一封朋友的电邮都极其重视，用词造句语气，都要用心推敲一番，保持自然和分寸。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给高老师在海内外带来了学术声誉，他自己也特别重视，一直为修订收集新材料。但高华老师自己是很清醒的，有一次，他凝重地对我说起，喜欢看这书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真的反思“左”祸的，另一类是拿来学习“成功经验”的，很多人自己跟他说这理由。
经历过疯狂革命年代，对偏激和“左”倾思想，高老师的反感和警惕是很强烈的。这在他谨慎的性格之外，表现出特别率性的一面。记得他一句常说的南京方言口头禅，叫“烦不了”（管不了那么多）。可以说，高华老师的历史研究动力之一，是以无可辩驳的历史材料和历史分析对“左的浩劫”展开反思，唤起更多人的反思和觉醒。
高老师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我从老家无锡坐高铁去南京看望他。一路上，看着沿途飞速闪过的夕阳景色，眼泪止不住哗哗流出。见到他瘦弱的身躯时，还来不及心生悲戚，他已笑容满面，开始聊天，仿佛学生是来交作业的，侃侃而谈，仿佛我从未真正离开他家的客厅。面对死亡的恐惧和痛苦，他好像在心里早已对自己狠狠地说过一句：烦不了！
万分惭愧的是，在他最后的日子，犹豫徘徊很久，竟仍然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也许因为，我不知道该在电话里怎么说告别的话，不知道怎么安抚被病痛折磨四年如今大限将至的心情。只能将无限哀思托付星空。但我知道，他睿智宽爱的笑容和铿锵跌宕的声音，此生此世，都将萦绕在我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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