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民主、人权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政治信念与社会价值观，也是美国自视为优于其他国家的道德高地。基于专制导致动乱，民主带来和平的国际政治逻辑，美国试图按照国内的民主治理模式塑造整个国际秩序，永续美国治下的霸权稳定，于是，对外输出民主、宣扬人权价值观成了美国锲而不舍的追求。美国向海外输出民主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参与者众多，途径也多种多样。与政府派军队武力变更专制政权、非政府组织有意对目标国政权反对者进行援助不同，在海外经营的美国跨国公司则体现的是一种既非军事刚性、又非NGO的商业输出模式。美国跨国公司一边在东道国投资做生意，一边又悄然地将美式民主价值观带入东道国，跨国公司这种主观意图不甚明显的柔性输出方式或许较母国政府大张旗鼓的强硬方式效果更好，也更难以被人察觉。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接触促变”的途径之一是参与培育中国中产阶层。
中产阶级或阶层是任何现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推动一国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西方政治学话语里，中产阶级一般被视为“民主的基石”。 然而，“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产物”。美国跨国公司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和其他来自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一起“促进了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和发展”。
包括美国跨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通过两种途径促进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其一是招聘、培训等内部方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出于本土化的需要，必须在当地雇用和培训一批能够在本公司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如会计、信息系统支持、管理咨询、金融服务、市场分析等) 的人。这些人构成了最早和最典型的中国中产阶层。他们被称为在外企上班的“白领一族”。在向中方雇员提供高收入和优厚的福利待遇方面，美国公司较欧、日公司更有吸引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跨国公司在培育中国中产阶层方面似乎较欧、日公司做得更为出色。其二是跨国公司通过示范效应和竞争方式催生国内一些行业中的新中产阶级，分化中国的“旧中产阶级”。跨国公司高薪的吸引，加上中国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造成了人才的社会流动。“通过为社会和经济流动提供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跨国公司在中国正在帮助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知识精英群体”。“国有企业如果要留住他们的高级雇员并同外国企业竞争将不得不按照业绩付酬”。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中国国有企业也采纳美国跨国公司的绩效管理制，使用股权和红利来奖赏业绩突出的上层管理人员。跨国公司给中方雇员提供的高收入对国内一些行业产生示范效应。计划经济残留下来的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如外贸、金融、房地产、旅游、电力、煤气、供水、邮电和烟草等在攀比心理的驱使下，纷纷调高行业内的工资标准。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这些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已经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0 %～120 % ，接近于跨国公司的水准。在这些自然垄断性的行业中产生了一批中国中产阶层队伍。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登陆中国对类似于西方社会的“旧中产阶级”的私营个体业主和乡镇企业家构成挑战。一些私营与个体业主由于不堪市场竞争的重负，已经自动消亡或者只能以维持性经营的收入加入中下阶层的行列，如沃尔玛进入深圳已经对一些从事日用百货经营的业主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另外的一些私营与个体业主，由于有较强的创业精神，再加上受到国家行业政策的保护，使得他们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如上海复星、深圳华为等已经成长为大型民营高科技企业，而温州的乡镇企业也在全国率先突破“家族制”视角，走上了现代企业的发展道路。当然也有一些小业主仍然固守着中间水准的收入。在这个“旧中产阶级”两极分化的过程中，已经处于高收入阶层的那一部分为了与跨国公司争夺管理与专业人才，不得不开出与跨国公司中方雇员相当的薪水来吸引有识之士的加盟，近几年经常听到的某企业出年薪几十万聘请管理人员的新闻就是很好的证明。
美国跨国公司“触变”中国的途径之二是促进中国教育水平提高。
经济增长带来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有助于社会成员形成“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从而“促进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在一家美国公司中拥有一份成功职业的机会在整个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产生了波动和影响”。“对于那些年轻的、受过教育的中国的男男女女来说，在一家外国企业特别是美国企业工作，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称心的工作。其结果是，美国公司正在吸引中国社会中‘最好的最有前途的成员’”。
在西方社会，“在白领生活及其成功视角中，个人生涯中教育所占的比例成了决定他整个职业命运的关键因素。”教育一度成为西方社会旧中产阶级和下层人员提升为新中产阶级的机器，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大学、学院甚至高中，都能够为他们提升下一代的社会地位，实现成为新中产阶级其中一员的梦想。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曾一度流行“读书无用论”。知识经济的兴起，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读书才有出路”逐渐取代“读书无用论”。美国等西方国家跨国公司的进入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育的重要性。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的教育要求一般都承袭了在母国的要求，另外又加上了对外语、计算机、公共关系等各方面能力的要求， 因此，能够被跨国公司聘用为中方雇员的，均具有较高的天赋以及良好的教育背景。跨国公司也通过在中国设立奖学金激励中国学子勤奋学习，让少数出类拔萃者成为跨国公司所需要的人才。如埃克森公司在复旦大学设立“埃克森奖学金”。跨国公司的这种公益性质的助学活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高校的学研风气。跨国公司对中方雇员教育程度和文化素质的的强调，促使中国渴望成为“白领阶层”的年轻学子勤奋学习，通过得到跨国公司的录用而过上体面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而他们的成功又会造成一种社会示范效应，使更多的父母会不惜一切代价将子女送入质量上乘的教育机构，用中方雇员这一“社会示范群体”教导子女勤奋学习，有朝一日能够出人头地。一批批智商高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子进入跨国公司，并随后得到培训，大大提高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工作效率和经营效益。反过来讲，跨国公司如此重视人才的智商及受教育程度，从侧面促进了中国社会读书好学风气的形成，也有助于教育条件的改善与教育水平的提高。
美国跨国公司对华输出美式民主价值观的方式之三是通过公司企业文化管理、产品营销和信息技术开发塑造中国员工、消费者价值观念。
在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工作的中方雇员是最易受到美式民主价值观熏陶的群体。日常的企业文化管理客观上成了美国跨国公司向中国员工传播个人主义、平等、法治等民主价值观的经常性渠道。
美国跨国公司按照员工的业绩支付报酬，“通过建立在功绩制基础之上的雇佣、解雇和晋升，跨国公司给它们的工人灌输着个人业绩和能力最为紧要的思想”。这种功绩制激发了员工渴求名望的心理。对个人业绩的强调使中方员工将个人业绩与个人价值等同，使他们“渴望晋升，追求工作的变化与冒险，看重将自己的设想应用于工作的自由度，看轻公司提供的环境条件，表现出个人主义意识增强的一面”； 与此同时，“他们也表现出合作意识与爱国意识减弱的趋势”。 除用功绩制激励员工追求个人成功外，美国公司还通过提供培训帮助员工实现个人价值。例如，上海惠普公司每年都由上级为下级制定一份事业发展计划，对员工今后几年的事业进展提出建议，使员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才能，这种“人本管理”力求将已被现代技术“异化”了的员工重新“同化”到工作中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跨国公司的功绩制和培训塑造了中方员工个人主义价值观。
在美国跨国公司工作，中方员工也耳濡目染美国企业文化中的平等观念。按照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好的下属服从和尊敬老板。老板作决定、发布命令，老板照管下属。而在当代西方的管理实践中，老板和下属之间有着更多的对话、冲突、挑战权威和分享决策。一位在美国跨国公司中国雇员说：“美国公司中同事和老板之间的关系要好得多。在这里，我可以真正展现自我和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这是因为在美国公司中环境更加开放。你同你的老板可以交朋友；你一点不用怕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学会大胆地发表意见和说出我们所想的”。显然，这位中方员工话从一个侧面揭示了美国公司的开放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形成员工的平等意识。
法治观念是美国民主文化的基本内容。美国大公司在中国投资签约时在法律条文上做过细致的工作，目的是保证合同的执行处处有法可依。他们比较习惯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同时把健全的法律体系看做是一个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体现和保证。它们把法律的齐备看得远比税收优惠重要，因为它们认为经济上的优惠没有限度，而且可能形成不公平竞争的条件。它们对自己的竞争力很自信，但需要法律做监督和保证，以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正常的市场机制。中国各地税务部门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共同评价是比较守法，它们的财务制度比较健全，照会计准则办事，不搞歪门邪道，当然合法避税，搞价格转移等是跨国公司的通常做法，但它们一般不超过法律范围去做违法的事情。美国跨国公司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态度和行为促进了中方员工法治观念的形成，使中方员工“更愿意遵纪守法和偏好明确的指令”。
信息分享、信任、协同工作是美国跨国公司实行民主管理的标志，这有助于培育中方员工处事的民主观念。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强调信息分享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跨国公司之所以鼓励这种行为，是因为它对于决策最优化和运作有效性必不可少。现代公司是在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上兴旺发达起来的。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公司必须按照分享信息和团队工作的要求设计组织和培训员工。员工们不得不相互信任，一起工作，分享信息，并就设计更新他们的产品进行创造性的思考。任何不这么做的公司都不可能保持竞争力。
美国跨国公司“文化输出”的另一个对象是中国消费者。跨国公司的产品营销、技术开发影响了中国消费者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由此产生中国的“美国化”现象。只要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美国化”充斥在我们周围。在都市大街上，到处都是可口可乐和麦当劳的广告及产品。在电脑上，我们所通用的工作平台是美国微软公司的中文视窗，最通用的文字处理器是美国微软的中文WORD，其他重要的软件也大多来自美国。今天的中国孩子“吃的是麦当劳，喝的是可口可乐，玩的是美国游戏，看的是美国大片，听的是美国音乐，说的是美式英语。在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传统神话，只有唐老鸭、变形金刚、侏罗纪、狮子王之类的文化符号”。以上还只是一些表面性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价值也成为许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追求的价值，从而使这些中国人的心灵开始“美国化”。美国的生活方式、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管理方式，甚至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都成为许多中国人追求和效仿的对象。美国成为众多中国人向往的目标，成为人们心中的“天堂”。
当麦当劳公司于90年代中期在北京开店时，它还被大多数中国人视为花钱的旅游点：除非你参观了紫禁城、转完了天安门广场和在“金拱”店就餐，否则，你就没有真正到过北京。许多从乡下来的游客端着大麦克盒、可口杯和餐巾纸回家，以此作为自己跟随大流的证明。工人阶级的北京市民也省钱带孩子上麦当劳，在孩子大口咀嚼汉堡包时守在旁边。父母亲想让其孩子“接触”中国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讲，麦当劳是通往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的重要站点。人类学家严云香观察，在20年的时间里，麦当劳给中国带来了消费革命，美国式的生日聚会深受孩子们喜欢，通过自己点餐，自己动手，有助于培养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特别是3-13岁“小皇帝”独立办事的自我意识。温馨、舒适、干净卫生的环境使消费者体验到了中产阶级的享受。
在信息时代，也许最能让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体验到美国个人主义、平等、自由价值观的是美国跨国公司开发出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及提供的相关产品和服务。IBM、苹果公司开发出的个人电脑与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操作系统“软硬结合”，为中国用户“发展个人随时随地的写作、整理并传播信息的能力”提供了工具。Google、雅虎和微软（通过MSN）提供的搜索服务、电子邮箱和网上讨论版，满足了中国用户在网上平等搜索信息、相互交流信息和“自主结社”的需要。通过利用美国公司开发出来的搜索引擎，中国网民不必去图书馆、电影院也可自由地上网搜索知识，自主进行研究、编辑、选择娱乐和寻找志趣相投的人群和社团。 网站聊天室、讨论版、BBS、MSN社群等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讨论、结社、信息共享的公共领域。QQ、MSN、泡泡、摄像头等产品或服务为网友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实时、语音和可视的便利，从而使虚拟的网络世界更增添了几乎逼真。“社区开发软件运动”则满足了电脑技术爱好者创造欲望，使他们通过下载和改进源代码体验到自我实现的快感。博客/播客、个人网站、网络游戏等让中国网民体验到一种自我实现、自由、参与、平等的感觉。“随着个人上传以及写作的工具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的上传经验中获得积极反馈，我敢肯定地说每一个大的机构或者是等级结构都将会感受到冲击”。
由上观之，美国计算机和网络公司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和产品成了美国政治文化“外溢”、渗透的强有力工具，对此，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不同于工业化产品，信息高速公路流通的大量信息，必然会带有明显的政治、文化色彩。由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大部分资料的传播所依赖的软、硬件，据有关组织估计，美国目前拥有的数据库占全球的70％以上，加上美国一直在把它的有关法律、人权、技术标准贴上国际化的标签，通过互联网强加给别的国家，互联网潜在的‘美国化’影响已对一些国家社会、政治、法律等文化价值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互联网开放、共享、多向和交叉的特点客观上使中国政府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对网络的控制力下降，国家权力被削弱已不可避免，也为美国大肆利用跨国公司开发出的高科技信息手段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了工具。鉴于互联网在文化渗透方面的功效，美国政要特别强调互联网在促进“中国民主化”中的价值。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演讲时就宣称，“我们知道互联网使美国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们已经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可以设想它可能使中国发生的变化。”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表示，如今中国能够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而伴随信息的是民主意识，虽然无法预测中国确立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时间，但信息加上人们对自主生活的愿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不可阻挡的”。美国前总统布什也表示，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对促进中国的民主极为重要，“如果互联网以在其他国家发展的那种方式进入中国，那么自由将迅速地在那片土地上站稳脚跟”。 从这一系列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美国政治人物的心目中，网络已然成为美国对华“和平演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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