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高度发达的地方之一,但浙江的经济高度发达和其他地方经济发达不同之处在于,它有非常强大的私营经济。

  私营经济高度发达

  在浙江的3个沿海城市温州、台州、宁波,除了一些各地都有的国有大型企业之外,其他行业就很少看到国有企业。尤其在温州,私营经济更是高度发达。私营经济的高度发达,使得社会拥有了足够活动的资本以及活跃的空间,所以在浙江,到处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影子,将之称为公民社会也不为过。

  由于社会的活跃,使得浙江地区社会发展的程度非常高。例如温州地区很早就是中国基督教的传教中心之一,现在已经成了中国家庭教会的三大中心之一,信教人口可以达到温州人口的15%以上。

  社会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现象是社会组织大量涌现。在这三个地区大量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各种各样的协会、商会非常之多。他们非常活跃,不断组织行业的经济和社会活动,而且也和政府之间发生了广泛的关系。除了商会之外,各种类型的工会组织也在不断的出现。商会一方代表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工会组织一方代表打工者利益,进行协商谈判,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

  社会组织广泛参与

  社会组织的高度发展,也使得社会出现了各种自发的组织监督政府,例如温州出现的“703网站”,就是社会自己成立的自发性的监督政府的组织。一开始政府很恼火,认为是故意挑毛病,但是后来政府也容忍了他们,接受了他们的监督。

  在宁波,社会组织广泛出现的一个重要场所是社区服务领域。在这里,社会组织主动承担社会服务工作,为社区居民的生活创造了很多便利条件。而这些社区服务一直是政府该做而没有做到的。

  在经济和社会高度发达的影响下,在社会的要求和压力之下,浙江广泛出现了政府和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对话方式。例如温州几年前就创办了代表在线制度,让人大代表透过网路和社会公众进行直接对话,并促使政府公共政策的转变。

  政治改革创新活跃

  在温州的乐清,他们利用城市广场,让人大代表和公众直接见面,面对面听取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除了公众和人大代表的对话,浙江也出现了政府和公众的直接对话。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十几年前,台州的温岭出现了民主恳谈这一制度的创新。民主恳谈要求政府和公众直接进行对话,透过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这个基础之上,温岭出现了更加制度化的政治改革,这就是地方公共预算改革。这种改革将政府和公众的对话纳入到现行的政治体制之内,启动了闲置不用的人大制度。在政府体制之内,创立了一系列预算审查制度,包括政府制定预算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人大审查预算的初审制度,人大代表的预算提案和辩论制度等。这些改革在中国其他地方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到目前为止,这是中国的政治改革做得最好也是创新程度最高的地方,而且难能可贵地坚持了8年,而且还会继续坚持下去,成了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试点。

  上述内容可以使我们看到浙江模式的一个特点,就是私营经济的高度发展给社会创造了一个活跃的空间,这个活跃的空间又使得社会组织高度活跃。在这种环境中的政府,面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容忍和尊重这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政治改革以适应这种需要。这样的浙江模式就使得浙江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改革中走在中国的前列,并会推动中国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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