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前总理根登一行丧气地从苏联回来，召开人民革命党高层秘密会议，七十余人与会，虽没有人敢公开批评斯大林，但都在绞尽脑汁讨论如何应对斯大林的催逼。后世历史学者评价说，党的领导层从来没有如此互相信任和团结过，没有人赞同斯大林屠杀宗教阶层的指示，但任何人都想不出好办法应对，会议皆充满了绝望、沮丧、无奈，体现出弱者在蛮横强者威势下的无助。
尸骨堆积如山
作者：段宇宏
1991年12月25日18时32分，克里姆林宫顶上空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降下，强大的苏维埃帝国解体，15个国家获得独立。确定苏联已解体，不再会对自己造成任何伤害，近三个月后，有“苏联不加盟共和国”之称的蒙古才真正独立——1992年2月12日，外蒙古更改国名、国旗、国徽、国歌，抛弃苏式政治经济制度，全面启动自主化和民主化进程。蒙古人终于可以谈自己的历史，谈自己的祖先，可以舔舐71年作为苏联附庸的惨痛伤口——谨以此文纪念蒙古民主化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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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苏赫巴托广场附近，有一幢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红色小楼，它的正式名称叫“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俗称“大清洗纪念馆”。若无当地人提醒，外国游客常会误以为这是某位要人宅邸，与之擦身而过。不错，它确实曾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2年改国民为“蒙古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住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而根登本人则死于30年代的大清洗。
斯大林多次催逼根登要在1937前全面清除宗教阶层，暗示杀掉10万僧侣，这道命令触碰到根登的情感底线，但他不敢公开违抗，只能对命令阳奉阴违。由于他的消极抵制，致使这一任务被延期两年。但根登这点手法又岂能在明察秋毫的斯大林面前蒙骗过关？根登因此很快丧失了斯大林的宠幸和政治地位。
独立后，蒙古政权大力排挤华商的政策，致其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而此时俄国因一次世界大战和内战，运入外蒙的物资更少，经济外交困危至极，在陈毅诱导和徐树铮武力威慑下，外蒙再次回到中国控制之中，不过局面仅维持不到一年。
其实苏俄根本就不关心有无大活佛信件，进军是早晚的事儿，活佛出面也只是丹增等人的一厢情愿。不过蒙古老百姓皆崇敬大活佛，初期哲布尊丹巴和独立的名义招纳了很多牧民参军。
苏联对蒙古人民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改造，在蒙古建立苏式政治经济体系，使其沦为苏联殖民地，不是一蹴而就，而有个渐进的血腥过程，在苏联特务机关和军队监督下，伴随着不断清洗镇压而完成。
苏蒙当局这些做法引起全国一片反感和谴责，但莫斯科把这归结于阶级斗争不彻底。继1928年底肃清掉党主席为首的“丹巴道尔吉右倾集团”，第二年，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发出通牒，必须要全面展开对“封建主、富牧、僧侣”等反动派的阶级斗争，没收他们的财产，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大改造。
一旁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咆哮道：“根登，你这个家伙不要成天喝得醉醺醺后就埋怨苏联，如果你认为跟苏联兄弟般的友谊是蒙古的损失，是我们占了便宜，那你就去跟日本联络啊，我们才不干涉你们内政呢”。
前来指导大清洗的苏联总顾问格鲁伯奇克1938年8月向斯大林报告：“到7月20日，771座寺院已有615个变成废墟，仍在运转仅有26座，85000名喇嘛仅留下17338人，这些人还未逮捕，对中高层喇嘛我们将在下一阶段战役中全部解决。”
后世历史学者认为，把大清洗和全面苏化罪责都推到乔巴山身上亦失公允，若乔巴山不愿执行斯大林指示他自身也性命难保，斯大林必能寻觅到另一人来担当代理人角色。外蒙在外部强权的绝对控制下，属于“被自残”，悲剧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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