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嘉賓
華健 Shanghai：上海人，《天南》編輯。
黃崇凱 Taipei：台灣人，《聯合文學》編輯。
黃靜 Hong Kong：香港人，《字花》主編。
主持手記
喧囂時代的人文作坊
文/加菲
喧囂的時代裏，文學雜誌就像最原始的手工藝作坊，做最單純的事，只求保持高純度的文學。散落在人海中的作者，用文字表達自己，找尋內心的自由。文學雜誌給了他們一個展示自由的舞台，觀眾將與他們一同起舞。
文 學在消費無孔不入的香港，像歧路深處的一座花園，驚艷卻邊緣。《字花》嘗試打開歧路的入口，「探索文學跨越媒介的彈性與特質，發掘本就植根於文學中的社會 意義，跟進步的社會運動者、漫畫家、工人合作，碰撞出新的可能」。但受限於讀者群，《字花》仍像這座城中只屬於小眾的私密語言。主編黄靜認為緩慢、迂迴、 偏鋒都是文學的價值，在這個過度發展，所有東西都容易被同質化的超級都會裏，這些價值更應該被珍視，而非落入可以被輕易消費的優雅。所以《字花》始終秉持 對社會現實的人文關懷，不會剔除文學對政治的表達。
沉 靜深刻的閱讀向來就不是大眾喜歡的口味，但由於內地人口基數龐大，內地的文學雜誌讀者群仍然有可觀的數量。內地的書店充斥著商業化寫手的通俗文學作品，而 傳統的文學雜誌又是功成名就大作家的作品領地。有一批日趨成熟的作者，他們生於七零年代，有豐沛的表達欲望，渴望尋找發表平台。新銳文學雜誌《天南》希望 用突破創新的形式，來為這群作者搭建這樣一個平台，彌補了文學雜誌市場的這片空白。《天南》編輯華健認為與台灣、香港相比，大陸雜誌內容更純文學 ，但始終無法擺脫政治審查的纏繞。寫作自由與審查標準的成為《天南》所必需面對的博弈。
台 灣的華文文學市場不斷萎縮，好在老牌文學雜誌《聯合文學》已經累積了穩定的讀者群。但為了未來持續的發展，仍需不斷調整。《聯合文學》編輯黃崇凱認為，現 在的文學雜誌不但要刊發好作品，還必須為作品多作「創造性的轉化」的工作。他認為好作品需要適度包裝，來更好地引介給讀者，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輕讀者。
台灣出版人傅月庵主編的《短篇小說》六月創刊，在台灣引起熱烈反響。這位出版人曾說過，「文學的夢想，即將逆襲時代。」不知這位資深出版人的預言，在兩岸三地文學雜誌遭遇種種問題的境況裏，最終會否實現，但首先擺在面前的問題是，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文學。#
【問題1】請大家簡單自我介紹一下，大家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來介紹一下你們的雜誌。
華健：我真名叫「華健」，致电餐館訂座時經常會被問「請問貴姓」，只好澄清「我不姓周」，哈！
我 自去年十月起加盟《天南》，《天南》有完全區別於傳統文學雜誌的理念——首先，它組稿的方式是「策展式的」（Curated）；其次，雜誌結構又像一棟建 築，有入口，有出口，還有30-40頁的、英文刊中刊，這也看作是一個故意搭建的違章建築；最後，它有全新的設計理念，視覺訴求遠高於其他文學雜誌。但 《天南》又是很傳統的，它著力於更沉靜的深度閱讀，因此我们每篇文章几乎都有近萬字。
黃崇凱：我是黃崇凱，常被稱呼的諢名是黃蟲，1981年生，在台灣屬於大家習慣稱呼的「七年級」（民國紀年70年後出生者），有出版小說《靴子腿》和《比冥王星更遠的地方》。2010年至聯合文學工作至今，擔任雜誌編輯工作。
《聯 合文學》雜誌是1984年創刊，二十多年來不斷推介華文世界重要文學作家及作品，當然也包括引介世界文學動態和重要的藝文發展。雜誌在2009年是近年最 大的轉折點，新任總編輯——秀異小說家王聰威，上任後持續對內容編輯作了小幅度改版，將更多的想像力和編輯技巧帶上編輯台。
黃靜：我叫黃靜，八零年代出生，剛於6月加入《字花》擔任主編。我並非傳統意義的文學人，而較活躍於文化藝術媒體。
《字 花》創始於2006年，一直試圖在文字和設計上搭造生活、社會現實和文學創意的聯繫，建立多元且高水平作品的發表園地，亦是一個尖銳評論交流的平台。《創 刊辭》中一句「以非常嚴謹的要求為基礎，去表現恣肆的活潑」可稱做是雜誌的核心方針。主流傳媒對「文化」的收編，令文化群落口味變得愈來愈欠缺耐性，也讓 《字花》團隊思考蛻變。曾經身為媒體工作者，我觀察到主流喜愛將藝文安置到某種消費公式中。我希望把「文學」從消費鏈中解放出來，成就自由的藝術表達。
【問題2】在你工作的地方，文學雜誌的生態是怎樣的？有哪些你所熟悉的或影響刊物？發展情況如何？
華健：在大陸，文學雜誌還是較小众的讀物。很難想像人們在地鐵里捧著一本文學雜誌在閱讀。但大陸人口基數大，因此若同樣比例的人熱愛文學，也是相當可觀的數量。
除了《天南》，大陸影響力較大的文學刊物還有《收穫》和《人民文學》。两者皆是歷史悠久的傳統文學雜誌，更注重現實主義的寫作，更傾向於刊登已成名作家（多數是五十、六十年代生）的作品。
黃 崇凱：關於台灣的文學雜誌生態，台灣文學書市狀態及報紙副刊或者可以作為參考基礎。本土華文創作除了輕文學或大眾文學之外，銷量普遍令人搖頭。文學書市還 是完全由翻譯文學稱霸，甚至很多年輕讀者完全不讀華文作品。報紙副刊從1987年報禁解除時期以來，逐漸衰微，時代的聲音更多元更豐富的同時，也侵奪了原 本文學的比重。這樣的情勢下，文學雜誌的處境可想而知。台灣曾經出現過許多文學雜誌刊物，相關的藝文期刊也相當有水準，可惜多已停刊。
現 存的文學刊物，還是得靠承辦一些藝文活動或會議配合，才能維持收支平衡。現在台灣幾本文學雜誌，《聯合文學》算公開發行的雜誌裏比較悠久也比較廣為人知 的；《印刻》編輯陣容幾乎就是十年前《聯合文學》的編輯；《幼獅文藝》關注挖掘、培養年輕作者，目標族群應當在中學生與大學生之間；《文訊》除刊登創作、 評論等稿件，且為台灣文學史料打下非常厚實的基礎。
黃 靜：一如各地，文學雜誌不單處於主流文化的邊緣，且是藝術的邊緣，邊緣中的邊緣。香港的文學雜誌難免小本經營，仝人（同仁）本位，甚至需依附「教育」等主 流價值，為自己建立存在的理由。除了經營多年《香港文學》、《城市文藝》外，香港也一直有不少面向學生的文學讀物，例子包括《香港中學生文藝月刊》、《秋 螢》。
不少文學人往往會認為較重要的文學雜誌都是屬於過去的，像七十年代的《素葉文學》，又或九十年代只曾出版六期的《呼吸詩刊》。這兩本都是高水平、具視野的純文學雜誌範例。
【問題3】對《天南》和《字花》而言，新型文學雜誌和老資格文學雜誌在定位上是否有所差異？對《聯合文學》而言，台灣是否也有新興文學雜誌？你們如何看待這些後起之秀？又會不會因此調整自身呢？
華 健：前面第一個問題曾講到《天南》的一些特色。比如策展式的、建築式的，以及視覺上的訴求。从內容上而言，《天南》更著力於挖掘七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作家。 他们處於已成名的老一輩作家及相對較為商業化的八零後作家的夾縫中，他們的寫作正趨於成熟，亟需一個平台。當然，年代的劃分總是粗糙而易於失之偏頗，更重 要的還是文章本身的質量。
黃 崇凱：《聯合文學》2009年開始逐漸轉型以專輯主題企劃為重，強調每一期雜誌都要有辨識度。例如2010年9月號「張愛玲學校」專輯曾創下銷售一空還再 版兩萬本的紀錄，今年推出的6月號「世界末日」專輯、5月號「20位40歲以下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專輯等。2010年開始，《聯合文學》推出國際作家 專欄，每一年都邀請重量級的作家撰寫，並與華文世界一流水準的作者在雜誌上刊載並陳。
黃 靜：香港文學雜誌一向都有較強的仝人刊物的氣色，作者年資較深，作者、編者、讀者之間形成較親密的群落。《字花》希望在這個基礎上，與非文學讀者對話。我 們希望探索文學跨越媒介的彈性與特質，以及發掘本就植根於文學中的社會意義。嘗試跟進步的社會運動者、漫畫家、工人合作，碰撞出新的可能。同時，《字花》 企圖衝擊、打破諸如「年輕等如幼稚、輕率、無重」的社會標籤，推廣年輕作者，開放發表平台。我們在意的是年輕作者與資深文人、不同界別的人之間的文學對 話。
【問題4】各位是否了解其他兩地的文學雜誌呢？能否談談你們的認識？感覺三地是否有不同之處？
華健：我讀過香港的《字花》和台灣的《印刻》及《聯合文學》。感覺大陸的文學雜誌要更「純文學」一點，港台的雜誌則更關注社會議題（這點於《字花》尤為明顯）。
黃 崇凱：中國大陸老牌的《人民文學》、《收穫》以及比較偏年輕作者的《萌芽》等，每期固定刊載大量作品，有時甚至一部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也可一次登完，令我 非常訝異。近幾年陸續引起討論的《鯉》、《獨唱團》、《大方》、《天南》等新興文藝雜誌，也打開了過去由老牌文學雜誌制訂的想像空間，變得更多元活潑，圖 文之間的協調性更好，版面也舒朗易讀許多。
我對香港的文學雜誌的認識，可能還是以《字花》為首。《字花》給我的印象是設計感強烈，關懷的議題常不僅止於文學本身，常常也跨越到社會議題。香港最佳的寫作者幾乎都在這裏，當然它也吸納了不少兩岸三地優秀的寫作者。
另外還得提到北島主編的《今天》。這本原先在中國創刊的文學雜誌，如今落腳香港印行，許多當代中國及海外的作家、學者都長期在此發表作品，可說是認識華語文學關於流亡及離散主題的最佳讀本。
黃靜：
內 地的風格較多樣，畢竟人口多，基數大，即便只針對最嚴肅、深沉的讀者，也能維持。台灣具文化根基與氛圍，只要推廣策略、深度與品位巧妙結合，成效顯而易 見。香港本身只七百萬人口，文學讀者比例極小，文學讀者份外內斂含蓄。所以《字花》以至不少本地雜誌的做法，不會大張旗鼓，而是注重呈現一種迂迴的趣味， 有點像城市裏文學群落的私密語言。
我觀察到的，除了三地的異，還有相似之處：在小寫文化強調連結的年代，港台文學界互動頗為頻繁，而內地正加入這種連結當中。
【問題5】你們認為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是怎樣的？雜誌是否歡迎有政治意涵的投稿？
華 健：政治是如同空氣一般的存在，你無法避開它，它浸淫於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學也不例外。政治滲透在文學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說是在字裏行間。客觀存在的審查 制度也驅使大陸地區的作者們以更迂迴的方式談論、書寫政治議題，始終存在著審查標準與寫作自由的博弈，我們雜誌也始終為拓展寫作的自由空間而努力著。
雜誌當然歡迎有政治意涵的、切入當下的寫作——《天南》有好幾期的主題是頗有政治意涵的，如「亞細亞故鄉」、「革命」及「離散」等。
黃 崇凱：文學常常跟政治離不開關係，不管是遠是近、是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比如我所熱愛的拉美文學，常常跟政治意涵有著矛盾、辯證、曲折的關係，許多作家也實 際參與政治事務，例如聶魯達、巴爾加斯．尤薩等。作為文學雜誌，我們不在意文學作品是否有政治意涵，而比較在意那是否是夠好的文學作品。
黃 靜：從今日社會科學的角度去看，常常談論到個人政治與文化政治的範疇。循此去看待藝術、文學，政治便變得理所當然。受冷戰的意識形態影響，不少當時的作家 都把藝術和政治看為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但願我們能超越「政治只是投票制度」僵化的想像。我自小便受存在主義文學如卡夫卡等作家影響，也被東歐作者憂鬱的 政治敏感所吸引。近年我常讀的伯格（Berger），更開啟了我對藝術評論、文學與政治交織的想像。我在大學修讀政治，老師首先教的，正是文明史上最早的 「政治家」蘇格拉底的觀點——政治源自對理想社會的想像與冀願。在這前提下，將文學從政治分割開來實在不智。不過文學作為一種迂迴、延遲意義的敘事，的確 和政治運動或動員、批判語言有所分別。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既能拓闊政治想像、活化政治語言，也讓文學回到與社會接壤的情景。
【問題6】現在雜誌的發行量和盈利情況如何？主要盈利方式是什麼？身為編輯，各位認為堅持文學品位和盈利之間是否有矛盾？
華健：雜誌發行量約為每期2萬。至於收入方式，《天南》有幾頁廣告，也有來自現代傳播集團的大力支持。至少在《天南》雜誌，編輯有完全的自由決定刊發哪些作品而絕不以商業上的考量為主。
黃 崇凱：以台灣這樣的人口比例來看，居然可以存在幾本公開發售的文學雜誌誠屬不易。目前《聯合文學》是台灣銷售最佳的文學雜誌，大約2-3萬本發行量。雜誌 仍需要相關藝文廣告配合，加上承辦一些藝文相關活動或座談會議，才勉強打平。我認為文學品味和盈利必得兼顧，唯有自給自足，才能不受更多限制。萬一盈利問 題多過品味，那文學雜誌的定位可能就危險了。
黃靜：《字花》目前每期的印刷量約為2000本。對於台灣或大陸來說，這數字應該不算甚麼。然而香港的文學環境，以大眾為面向的文學雜誌，能夠賣到一千本的，已可算是「暢銷」了。因此我們一方面以此鼓勵自己，另方面有時亦難免對整體環境感到無力。
對 文學雜誌來說，「盈利」是最弔詭的詞彙。《字花》受香港政府藝術發展局的資助，《字花》的出版團體是非牟利慈善團體，從各種基金和學院等不同組織，獲取資 金支持，贊助我們舉辦文化活動，辦各種教學計劃。我們連續五年舉辦以中學生為對象的寫作教育課程，透過小班教學，教導學生創作，每年大概有三百位學生。
【問題7】哪類人群是你們的主要讀者？近幾年來，讀者的人數和群體是否有變化？
華健：《天南》的讀者群主題是較為年輕的七零後，但也有不少年紀更大的文學讀者喜歡我們雜誌。
黃 崇凱：年輕讀者是我們現在想努力經營的對象。這話看來似乎怪異，但實情是當年輕人被很多別的好玩事物環繞時，他會去選擇看聲光逼真的3D電影、打揪團闖關 的網路遊戲或智慧型手機的小遊戲，而不會把金錢和時間獻給文學雜誌或文學作品。《聯合文學》創辦二十多年，我們有很多老讀者，可是時代繼續推移就需要新讀 者的加入，而如果一個雜誌無法吸引年輕讀者，那會是有點欠缺未來的。
黃靜：《字花》較早期的編輯有種說法，指中年以下的、不同階層的知性讀者，對社會事務和藝文皆有關注。我們不曾正式統計，但激發年輕人對文學的興趣、擴闊他們對文學的想像，是《字花》行之有年的編輯方向。
【問題8】你個人認為，文學雜誌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怎樣的？
華健：法國作家Charles Dantzig曾說過一句名言，「讀書毫無用處。正因如此，它才是一件大事。我們閱讀，因為它無用。」或許我們的閱讀形式和閱讀平台會改變，例如《天南》下月也即將推出iPad版，但我覺得文學雜誌绝不會滅亡，人們始終需要文學。
黃 崇凱：有老一輩的編輯和作家認為，文學雜誌只要刊登好作品就好了，其他什麼太過複雜的東西都能少則少。這個觀點我不那麼認同，因為我們的時代情勢已經無法 這麼單純了。現在的編輯必須多作些「創造性的轉化」的工作，把好作品跟好作家適度包裝引介給讀者。所以我個人覺得編輯文學，必須要有大於文學的思考範圍， 多多參照其他各地能見的優秀人文刊物，才能有別於過去。至於電子版雜誌，目前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可以通用的網路平台和格式，還得再觀察。
黃 靜：我希望《字花》將繼續在社會發出勇敢而尖銳的聲音，以及讓更多「不可能」的，即文學範疇以外的作者，加入《字花》這個文學書寫的實驗中。文學作為價 值，包括緩慢、迂迴、偏鋒——希望這些價值在香港過度發展、同質化的超級都會裏，更多被珍視、被聽見，而非單純一種隨手挪來消費的優雅氛圍。
【問題9】無論國內或國外，有沒有哪家同行是你們的標杆？為什麼？
華健：《Granta》和《Paris Review》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前者也同為主題書，後者一直致力於發掘最有潛力、最具先鋒性的當代寫作，他們刊發的作者常常是若干年後的大作家。我們期待有這樣的眼光及預判能力。
黃 崇凱：我想英國的《Granta》、美國的《紐約客》或者日本《達文西》都是很棒的參考座標。不過我私心覺得日本的《東京人》、《BRUTUS》或 《PEN》雜誌偶爾製作文學相關專輯，也很值得借鑑參考。他們的作法非常鮮活，常常讓讀者讀過雜誌之後想找那些作家或作品來閱讀，我想這應該是文學雜誌要 具備的重要質素之一。比如我們在去年5月號推出「海明威逝世50周年」專輯，恰好日本《PEN》雜誌也作了同樣的專輯。當然兩家取向不同，但都讓不認識或 想更認識海明威的讀者有更多想像空間。
黃 靜：我反而想提提兩份華文的、未必被視作「行家」的文化刊物：香港九十年代的《打開》和台灣的《人間》雜誌。我雖然佩服《紐約客》、《Granta》、 《Paris Review》等編輯與視野的完整與成熟，但《打開》那種另類、鮮活的編輯方式，其實是我少年時代的啟蒙。例如《打開》的六四專號中，編輯邀得梁文道撰寫 〈廣場密碼〉一文，並以視覺和文字象徵，創造關於集體記憶的辭典——由一堆看上去中性、冷異、與六四仿若有關的關鍵詞，牽引出想像與敘事，另闢蹊徑，勾勒 我們對屠城的思考與創痛。而台灣的《人間》黑白照片濃厚的人文關懷，都令我見識到何謂沉靜的力量。對我來說，我們需要更多深沉，而富有真正創造力的出版 物。
【問題10】黃崇凱問華健：你們是怎麼面對海量投稿的呢？又怎樣去設想中國廣大的各地讀者差異？
華健：我們設立了一個專門的投稿郵箱，通常我會先讀開頭數段，基本能判斷出是否合適，如果喜歡開頭的文字，會繼續讀完。目前看來，投稿文章的整體水平還不夠高，但偶爾也有例外。
至 於讀者的差異問題，我想這更多是一種機會——雜誌永遠無法、也不應該去迎合所有讀者的口味，相反地，各地的讀者或許都能從這種差異性中有所得，那樣會比較 好。或許也正因為這個，我們下期的主題將設定為「地方／方言」，專門探討不同的地方及方言寫作，希望能呈現各地語言及地方的差異性。
【問題11】黃崇凱問黃靜：香港作為簡體與繁體交雜、華洋文化的匯聚之地，這對寫作者的書寫有著怎樣的影響？（似乎頗有些作家是中英文都能寫的）
黃靜：基本上我們是繁體字的社會。這兩年有些店舖起用簡體，即遭近年的「本土派」圍攻擊之。華洋集處促成觀察自身文化的距離，但外地文化對香港文學的影響卻實在愈來愈少，尤其不常面對外國文學、沒有留學體驗的新一代。
【問題12】华健問黃靜：香港地域狭小，文學作者也不多。《字花》是如何考慮作者資源的匱乏的？你們介意經常刊登同一批作家的作品麼？
黃靜：這個城市斑駁的歷史，作家身處的邊緣狀態，往往令他們的敘事語言極具創造力，亦有一種純粹感。
我們不希望經常刊登同一批作家的作品，雖然在香港這個小城或者無可避免。除了向內地、台灣、星馬等華文作者邀稿以外，我們希望引誘更多「非文學作者」——像編劇、學者、畫家——嘗試投入文學書寫，或創造出與別不同的作品。這也是開拓文學作者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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