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当代中国的纠结 与邱震海博士商榷

袁忠：“利益问题政治化”才是当代中国的纠结
与邱震海博士商榷

（2012-07-30）

● 袁忠

　　《联合早报·天下事》7月13日登载了一篇邱震海博士的文章《今日中国须力戒“专业问题政治化”》，以德国为例倡导“政治问题专业化”，认为由此中国“政治上的纷扰也就消解了一大半”，海晏河清几可达矣。我对此文不敢苟同，无论是从国情上，还是从逻辑上都说不通，也只能同样遗憾地说“这是当今中国一个极大的误解”。

　　文章对维稳也看走眼了，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对今天中国转型的深层规律缺乏研究，其实没那么复杂，“维稳”本质上就是“维利”。中国官员的学历越来越高，海内外培训热火朝天，专家学者也人头攒动，但贪污腐败、社会割裂、可持续发展等都没有解决，愈演愈烈，岂是专业二字可以了结的。这里也从德国说起罢。

十九和二十世纪德国的启示

　　德国从1870年到1914年的经验的确值得借鉴，但我们要看到其实质及其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德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经济萧条，首相俾斯麦既专制镇压又建立临时政治同盟。他在剥夺社会主义者出版和集会的权利同时，仍然获得大多普通工人的支持，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排除阻力首创并力推一系列社会福利法案。他是靠实际的法律行动和现实效果取得人们的支持的，即真实地保障了民众的权益，这不是一个专业的问题，而一个利益问题。俾斯麦主导了德国的崛起，但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理想时代。

　　德国到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前夕，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在多元分工状态下代表不同新型职业、经济部门和集团利益的组织纷纷涌现，既包括官方的利益组织如各类商会，又包括含工业、商业和农业三大类的民间协会团体。纷纷成立的政党背后代表不同社会集团的利益，如自由保守党与德国工业家协会，社会民主党与工会等等都是政治与利益的结合。

　　一战和二战之间特别是三十年代，德国经济飞跃，跑在英法前面而仅次于美国。纳粹德国发展经济的措施有很多，如政府全面干预国民经济、扩大垄断组织、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如高速公路就是此时发明的）等等，经济奇迹证明其手段不可谓不“专业”，但问题恰恰出现在专业掩盖了政治。除纳粹党以外的一切团体和政党都被取缔，从意识形态到社会机构都专制化，亮丽的经济数据淹没了可怕的政治意图，公权打压私权、权力与资本融通等等让“德国战车”走上了生灵涂炭的二战不归路。

政治话语中的利益镜像

　　邱文说“如果中国有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那么这些问题很快就能通过社会层面得以博弈和舒缓”。这是将一个当前十分艰难的目标，幻想化为书面的讨论前提，即将中国建设为一个健康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个终级目标，作为“专业问题”存在必要性的依据，显然是不对的。

　　前面讲的德国的例子充分说明所谓专业问题的虚无，利益问题才是实质，政治要么是幌子要么是旗帜。“政治”一般就是指各种集团进行集体决策的一个过程，也是各种集团或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所结成的特定关系。在中共看来，政治更多的是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则常常演化为一象征、符号、信仰，有时甚至转化为党派或者领袖的道德形象，中共建政后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政治”根据需要与主义、体制、立场、中央、人民等等划上等号也就毫不出奇了，不讲这些就是不讲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