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时候曾经是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1968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美国学生安妮•麦克德米在回忆起1968年的时候，这样描述那个巴黎的春天：街道上满目荒凉，被烧毁的汽车残骸停在路的中间，街道标牌被推倒了，横在街上，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很多树木也有类似的命运，被砍倒了设置成路障，猫狗撕破的垃圾袋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如今人们对那个年代的判断依旧充满情感，法国官方版本认为：在燃烧的路障散发的玫瑰色光芒映照下，1968年的街头上演的是无政府状态的闹剧，那些革命者除了制造了混乱什么也没得到，年轻人的反叛虽然行为过激，但加快了法兰西的现代性进程。
对于1968年其他地方的革命这种评价也许同样适用，在纽约、芝加哥、柏林和伦敦，年轻的激进分子们以幻想的热情进行着今天看来荒谬可笑的起义。这一年被认为是个历史的转折点，当年人们认为它会带领人类走向伟大的令人恐惧的另外的可能性。但是世界并没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没有走向很多人希望的道路，虽然看起来一切皆有可能，但是做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花的孩子
1945年后出生的婴儿们成长的世界与父辈截然不同，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生活富裕，但战后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和平年代，偶尔的战争也发生在远离欧美的世界角落。
战后也是个经济繁荣的时代，1945年后出生的美国人对大萧条没有切身感受，他们只是听父辈们提起，像听一个遥远的传说。
物质富裕并不一定就能让人心满意足，那些经历过30年代和40年代动荡的人们自然珍惜当前的安定，但是他们的孩子却无法理解上一代人懒散的满足感。在他们看来父辈们不过渴望生活得更舒适，满脑子是把屋子铺满地毯，用上中央空调，每天吃美味的牛排，对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追求太过平庸乏味。1963年，一个17岁的德国青年愤怒得抱怨：虚假的经济奇迹让人们认不清他们自己有多浅薄。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很难理解他们的父辈为什么会很快乐。《休伦港宣言》是实现民主社会学生同盟(SDS)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宣言，发表于1962年，宣言中说：他们要我们相信生活在繁荣中的美国人应该心满意足，但是我们是当代人，在至少是小康的环境中长大，目前住在大学校园里，正忐忑不安地注视着我们所继承的世界。
很多反叛者都以自我为中心但性情温和，留着大胡子，涂黑色的眼影，浑身披挂象征着爱的珠子，离不开大麻，听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摇滚乐。他们自称是花的孩子，但是这些标志在老一代人眼里看来并不温和，墨西哥一个忧心忡忡的记者把这些离经叛道者命名为“俄狄浦斯”——希腊神话中杀死父亲的人。
只有少数几个年轻人把生活方式的反叛当作严重的政治问题来看待。激进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温德•布莱内斯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平等、自由和人人参与的社会，所以我们要进行一场革命……我们坚信通过我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见识能够改变美国。德国、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某些学生领袖也表达了类似的野心。
年轻的激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寻找灵感，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说：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舒适的、平滑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表征。马尔库塞说随着技术进步变革变得越来越困难，技术进步就像可以轻易开启一样也能够轻易地关闭一扇门。虽然像潮水一样涌现的新产品让人们面对很多选择，实际上这种选择一点意义都没有，马尔库塞认为解决这种“不自由”的方法只有革命，只有打破现有的体系，真正的解放才可能到来。
1960年的问题
20世纪早期的激进分子口无遮拦得谈论革命，但他们只不过是在口头上抗议，196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自由言论运动取得了胜利，让官方承认了学生们有抱怨的权力，这对官方插手校园的政治活动是个限制。整个60年代，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学生们都在抱怨同一个问题：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展，大学变成了没有灵魂的工厂。多数抗议者都针对具体问题，比如课程的内容，食堂里的伙食质量，考试的压力等等，总之陈规陋习限制着学生的行为，这是年轻人反抗的中心问题。
1965年5月越南战争扩大化，给了学生们新的借口和推动力。在美国尤其如此，越战可以说是年轻人个人反抗的动机，欧洲的学生也因为这场战争更加激进了，英国小说家安洁拉•卡特回忆说：因为越南战争，我们的未来变得阴晴不定。学生们自然而然的与越南平民站在一起，英国的学生们说：从我们考试的教室到越南的水稻田，看起来道路漫长而曲折，但是它们折射了同样的社会类型，它们都建立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上。
欧美各地的年轻人都把这场战争看作美国政治体系隐含缺陷的完整体现，学生们的兴趣并不只局限在结束这场冲突上，而是延伸到改变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结构。要想攻击一个社会的根基可不是件简单的事，SDS的主席保罗•波特在1965年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想结束越南战争并且改变创造了战争的机制，那么美国人民就必须进行大众的社会运动。
继波特之后担任主席的卡尔•奥戈尔斯比继承了波特的思想，同样攻击美国的自由主义的建制和批准了越南大屠杀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借用马尔库塞的思想，奥戈尔斯比把这称为“企业自由主义（corporate liberalism）”，通过阴谋诡计建立起来，让反动的权力以自由的面目出现。奥戈尔斯比呼吁美国人用革命的规则重塑国家。他认为美国已经失去了追求人人平等的社会欲望，正是这种神秘的欲望给予我们真正的道德。他承认，有些人会认为他是敌视美国人的，但是他说不要因此责怪我，要怪就怪那些大声宣扬自由主义价值从而让我的美国之心破碎的人。
回顾整个60年代，你会为那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声称发现了永恒的真理困惑不已，许多年之后再回顾他的经历，SDS的活跃分子汤姆•海登承认：我现在还是不明白这种以救世主自居的感觉，这种真理在握的自信，这种为一代人发言的自豪来自那里，也许来自自我，极端放大的自我。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像希望的灯塔，是大众运动的光辉事例，是对苏联入侵匈牙利失望情绪的解毒剂。年轻人对毛泽东主义并不了解就全盘接受了，越南的胡志明是另一个英雄，如果说美国是圣经里的巨人歌利亚，那胡志明就是是敢于对抗巨人并最终打败他的大卫。但是最令人尊敬的革命是切•格瓦拉领导的，他在古巴的革命说明了几个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可以带领被欺凌践踏的人们到达传说中的“应许之地”。
暴力还是非暴力？
60年代的反叛者敬仰马丁•路德•金和甘地，对非暴力有股宗教般的虔诚，很多学生来到南部参加民权运动的抗议游行。非暴力的思想也深深根植于欧洲土地，认为非暴力既是抗议的手段也是团结的工具。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非暴力的策略失效了，因为它既不能结束在越南的战争，不能给予黑人自由，也不能赢得校园改革的胜利。失去耐心的学生渐渐接受了马尔库塞的观念：自由主义的建制已经变成了“强制性宽容（repressive tolerance）”的专家。他们已经发展出能够容纳社会改变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之下，传统形式的抗议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给予人们主权在民的幻象。渐渐的年轻的叛逆者意识到他们不能把自己从自由主义的紧身衣下解放出来，年轻的激进分子得出结论：必须打破现有的社会体系。对很多人来说，这预示着抗议转向暴力的形式。
激进主义者认为暴露独裁政府本质的最好途径是激发面对面的对抗，从而揭下当权者暴力的伪装。暴力是通过是否愿意扔石头来测试的革命忠诚度，是某种兴奋剂，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的领袖马克•拉德不停的取笑人们胆小懦弱，他说你必须拿起枪，别再害怕，像个男子汉一样行动。德国学生运动的领袖鲁迪•杜屈克（Rudi Dutschke）也有类似的鼓动：我们并不是历史上毫无希望的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傻瓜，我们能够创造一个从没有过的世界，为此我们必须战斗而且已经开始战斗，战斗就意味着自由。对杜屈克来说暴力是独裁主义统治的本质，革命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回之于“反暴力”，谈论“宰头猪”变得和留长头发，穿牛仔裤一样流行。“右手一只枪，左手一只大麻”是当时很流行的口号。
五月风暴
到了1968年，激进主义者中的中坚分子厌倦了讨论和游行示威，他们把宝押在了暴力上。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暴动中的头目自称行动派，这是一个崇尚虚无主义的小组，声称他们要用砖头、酒瓶、垃圾、长发、大粪、毒品、游戏、枪、自行车、火和做爱来打倒法律和秩序。“身体就是政治”，仿佛一个有魔力的咒语，变成了肆无忌惮、自我放纵的方便借口。
巴黎一家卖激进主义书籍的书店老板弗兰西•切瑞蒂说，我被1968年完全搞糊涂了，我对革命进程有自己的观念，但与眼前的这个完全不同，我看到学生们在建路障街垒，但是他们中很多人对革命所知甚少，有些不过是高中生，根本不懂什么是政治，他们没有组织，没有计划。另一个失望的激进分子纳加•泰尼克把1968年定性为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一场富人的孩子烧毁父亲汽车的起义。
这场让切瑞蒂和泰尼克感到失望的动乱起源于高等教育扩张之后学生们的疏离感，他们厌倦了人头拥挤的教室，把研究放在教学之前的教师和不民主的管理体制。1968年巴黎的动荡从南泰尔开始，这是一处建在凄凉工人住宅区的新大学，在政府和学校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之后，学生占领了学校的主要建筑塔楼，政府立即宣布停课，这激起了多个大学里的教职工的支持性罢工。法兰西共产党开始并不想和学生搅在一起，后来发现政府的困难就是他们的机会，工会也这么想，出于对戴高乐总统的强烈不满，5月13日，工人和学生一起举行示威游行。
法国学生们尝试抗议运动就像尝试新的毒品，有条幅写道“我越做爱就越想革命，越革命就越想做爱”。索邦神学院的一个占领者要求“随地小便的权力”，激进主义的导师让-雅克•勒贝尔说，在这场革命中我们想重新定义生活的概念，语言的意义和政治表达的界限。在试图解释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他说：我们要破坏一切，我们想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的使用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用来受教育的，还是用来吃饭、睡觉、做爱和吸毒的……我们要破坏消费性社会的结构，这也包括它的文化。正像波德莱尔所描写的1848年的欧洲革命那样：这场革命之所以迷人在于它极端荒谬。
现在回望巴黎事件，五月风暴看起来具有重要的意义，也许是因为它恰好与工会运动的高潮合流了，这在法国也是不寻常的。5月18日，大约600万工人放下了手中的工作，这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对于愿意相信的人来说，只要工人和学生步调一致走在一起，革命便会成功。理论上说，学生们极端崇拜工人阶级，实际上他们轻蔑粗暴得对待那些口中的“工人同志”。
五月风暴的领导者之一伊恩•登格勒发现索邦大学的厕所睹了，整个楼都臭烘烘的，他暗问自己，当革命成功之后，工人得到解放，谁来管那些下水道呢？工人与学生之间权宜之计的结合从一开始就矛盾重重，工人看不惯学生精英主义假内行的做派，而学生觉得工人就像群笨羊，正是这种不理解产生相互间的轻蔑。学生们从不为生计发愁，他们沉浸在深奥的政治理想中，但是面包对工人太重要了，他们没有时间进行意识形态的幻想。当蓬皮杜首相在5月27日宣布提高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之后，工人们陆续回去干活了。盟友撤走，只留下学生在那里进退两难。三天后，戴高乐总统宣布下个月进行全国大选，随后弥漫法国的反叛情绪潮水般退去了。同一天，香槟丽舍大街上100万人举行支持政府的游行。
芝加哥风波
除了制造混乱，法国的学生们其实没有深远的计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也是如此。马克•拉德是领导者之一，他后来承认：对于我们将做什么，我只有模糊的认识。发生在1968年4月的暴动，表面上是因为哥伦比亚大学卷入了武器核查问题，还有就是学生们要求在纽约黑人聚居的哈林区建体育馆。鲁迪后来承认：我们不过是顺手抓住了这些问题，国防分析研究所根本就与哥伦比亚大学毫无瓜葛，体育馆问题也是个幌子，对谁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从没到过要建造体育馆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怎么走。
也许可以说，大多数反叛者是被破坏的前景所吸引。“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鲁迪曾经大喊，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他的深刻，现在看来，这看起来空洞的句子恰恰解释了后来发生的混乱。
1000名全副武装的纽约警察进驻校园之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暴动结束了，同时给学生们树立了暴力、效率和组织方面的榜样。鲁迪和他的朋友们对自己说，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证明了：政府宁愿逮捕、痛打学生，也不愿停止他们的剥削政策、种族歧视和执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鲁迪认为这激化了对抗，海登随后号召更多的哥伦比亚人站出来，危机就要到来了，将会有更多的大众支持我们，警察根本就对付不了。他说，我确信，我们正在逐渐掌握权力，掌握让这台不能为人类服务的机器停下来的权力。
1968年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大会为哥伦比亚激进分子开了头的暴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领头制造混乱的是易比派的杰里•鲁宾和阿比•霍夫曼，他们的计划是举行连续的街头聚会，这些聚会不像严肃的抗议更像是马戏团表演，主要目标是引起轰动，制造奇观。一个组织者说，这是典型的美国风格，我们投射在媒体上的形象就是我们最大的武器。在民主大会的前一周，易比派对新闻媒体说他们要在芝加哥的供水系统里投放迷幻剂，要强奸大会代表的老婆，要在林肯公园里群交。鲁宾告诉他的追随者：政府的偏执和罪恶将会让他们派出几千个警察……记住警察越多，戏剧越精彩。
美国激进运动发生了分裂，那些希望采取非暴力手段，希望改革循序渐进的大多数人，闻到地下报纸散发的硝烟味之后，逃离了芝加哥。他们中的少数参加了大会，宣讲自己对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的观点，对暴力的介入表示反对。“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War in Vietnam，简称MOBE)的大卫•德林杰痛苦得回忆：我希望这是一次非暴力的集会，对我来说，喊警察“猪”或者冲着警察模仿猪的叫声并不是革命。
除了造成破坏易比派没什么计划，但电视扩大传播了他们的形象。接下来的林肯公园夜，几千名警察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支持下与一小撮易比派的乌合之众发生冲突，当时电视现场转播，整个世界都在观看。鲁宾和霍夫曼的疯狂和市长理查德•戴利的偏执相遇，创造了美国政治史上最耻辱的一幕。霍夫曼后来承认，我们要强奸政客在电视上的形象，所有的行为都是要败坏这个形象，这个民主社会和平的、有秩序的按商业需要运行的形象。至少在这种意义上易比派赢了。
格罗夫纳广场暴动
1968年英国的激进主义者也怀着同样的动机。 发生在三月和10月的格罗夫纳广场暴动看起来非常“不英国”，事实证明这些暴动不过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参与者后来回忆说我们仅仅是想要做点什么，出乎所有人的意外，结果这不是种好的方式。对越南战争的不满同样是问题的核心，由托洛茨基•阿里和帕特•乔丹是越南团结运动
(VSC)的核心人物，他们抓住了美国行动所激起的愤怒。10年前在奥尔德玛斯顿村（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所举行的核裁军游行是非暴力的，现在游行的策略被抛弃了，抗议者拿起了棍棒和石头。有观察家把这场暴动描述为：足球流氓的聚众闹事。
像杜屈克和拉德一样，VSC希望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样全心全意相信暴力的力量。阿里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或者有意忽略暴力本身的破坏力。地下刊物的记者约翰•霍普金斯发现VSC太愤世嫉俗了，他感觉到了危险，依赖乌合之众的暴力是非常危险的，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些人是炮灰吗”，他的提问直指阿里。
米克•贾格尔参加了格罗夫纳 广场的扔石头运动，然后他回到家写了《街头英雄》（Street lighting Man）。总有些人真心觉得应该去反抗，而有些人则喜欢听窗玻璃破碎的声音，在英国这两种政治家总是存在，如果需要，偶尔他们会形成不稳定的同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在芝加哥的林肯公园，在伯克利的电报街，这一原则同样适用。
1968年的革命并不是因为它们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变得重要，1968年的重要性在于它被解读被观看的方式。所有的事实都证明，暴力只能让高深的政治理想窒息而死，同时赋予对方行事暴力的权力。暴力的结果，也并非启迪普通人的心灵，激进运动常常让民众因恐惧仓皇而逃。英国的《星期日快报》这样描述格罗夫纳
广场10月事件：邪恶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利用易受骗的学生进行的冷酷、有预谋的暴力演习，是由训练有素的左派煽动和策划的，目的是为了败坏警察的名誉，恐吓普通民众。
德国街头的暴动遭到了类似的谴责，一项民意测验显示，92％的人反对杜屈克等暴徒，更意味深长的是78％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德国工人阶级同样反对，在法国也是这样，在6月的全国大选中，戴高乐获得了全面胜利，并得到了采取行动压制抗议的授权。美国的情形与欧洲类似，虽然国家暴力委员会认为Daley的芝加哥警察在行动中不受限制，不分青红皂白，但民意测验显示五分之四的美国人谴责学生赞扬戴利。
1968年的遗产
每个地方的政府都把暴力镇压学生运动看作正义的，平民百姓因为被激进分子吓坏了，从而和政府站在了一边。法律和秩序变成了信条，受伤的是自由，政府对自己的偏狭越来越自信。右派的观念占了上峰，花的力量、毒品、性解放、学生动乱、共产主义、学院自由和反越战运动变成了堕落的标志，人们认为这些毒草是在自由主义的土壤里滋生的，只有回归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才能根除。领导这场回归的是纽约州的州长、后来的总统里根，他多次为自己压制学生抗议辩护：当美国人在为祖国战斗牺牲的时候，决不能对敌人心慈手软。
60年代的激进运动起源于社会思潮和年轻人试图实现这股思潮的努力，但是革命失败了，被保守派的反革命打败了。在战后最激进的年代，保守的尼克松当上了美国总统，他最终结束了越南战争，结束了备受指责的国际问题。在这种意义上，1968年确实是一个转折点，但并不是所有力量聚集到一起的时候力量最强，而是当它失败了，过去了，结束了，它的碎片却分散影响到所有的方向。
今天缅怀1968年已经成为左派的传统，要想得到左派的“职业资格证书”，就必须向杜屈克、霍夫曼、阿丽、勒贝尔表达敬意。1968年的狂热分子并没有因为对自由主义的伤害受到责难。1968年暴动导致的道德恐慌让自由主义的共识轰然倒塌，同时让任何形式的改革停步不前。为了对付革命的阴影，尼克松和戴高乐（随后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掌权之后，即使是最温和的抗议也变得困难重重。
革命从来不在1968年的日程上，因为被暴力奴役，因为热爱自己在电视上的形象，一群困惑的革命者带领这股进步的运动脱离了常轨。也许这一年最持久的遗产是它成了替罪羊，整个西方世界，不管来自那个政治谱系的领导者都愿意把当前的社会问题：道德败坏、犯罪频仍、暴力事件和家庭困境推到那场革命头上，而不管事实是不是如此。
尽管面貌丑陋，但1968年的巴黎依旧镶嵌着罗曼蒂克的光环。把灾难变成凯旋是典型的法国方式。1986年的时候曾经是1968年法国五月学潮运动的领导者科恩－邦迪写道：在1968年，这个行星拥抱了自己，和巴黎一样，柏林、罗马和都灵的铺路石变成了叛逆一代的象征。危机过后，戴高乐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在拉丁区铺上沥青，800年来铺路的鹅卵石一直为不满的公民充当反抗的弹药，从此后再也不能了。
（原文载于《世界博览》。原文链接: http://news.163.com/09/0615/19/5BSE3R5H00013EV3_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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