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 秋风：社会治理中的数据迷信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近日公布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研究的初步结论：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已完成了62%的复兴任务。该数字一经公布，舆论哗然，普遍的反应是：民族复兴怎能用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的百分比来形容？其实，类似的研究在这几十年并不罕见，迷信GDP数字就与其异曲同工。各级政府也正是以此类数字作为评估政绩的指标。这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社会治理理念与模式的弊端：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一定会导致严重偏颇。

根据媒体的介绍，杨宜勇先生的这个研究建立了三级监测评价指标体系，以评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度，一级指标为民族复兴指数，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6个方面，三级指标由GDP与人口份额的匹配度、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教育年限、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森林覆盖率、国际竞争力等29项指标构成。媒体没有具体解释一级指标如何构成，但二、三级指标已足以说明这种科学主义的严重偏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在《知识的谮妄》中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以市场为例指出，市场是无数人互动构成的“复杂现象”，对决定着市场过程之一个结果的所有情况，人们几乎永远不可能进行充分的了解或计算，也即不可能进行全面的测量、量化。

但是，现代人却具有一种无可救药的科学主义倾向，他们迷信理智，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迷信数据，以为只有通过数据可以体现的事实，才是关于市场、社会的最重要事实。由此，诸多重要的、可能对于市场状况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仅仅因为其难以量化，就忽略甚至刻意回避，从而导致严重后果。

具体说来，迷信数据的科学主义学者和决策者仅仅重视那些看得见的因而可以量化的指标，这通常是表达物质要素的指标。他们会忽略看不见的因而不能量化的指标，这通常是表达结构、制度的指标。他们的眼睛盯着前一种指标，在立法、决策过程中只重视物质增长，比如紧盯GDP指标，而忽略文化与制度调整。

当然，所有人都明白：GDP指标其实与民众的幸福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对应关系，而看不见的文化、制度等因素与民众幸福感的关系倒更为直接。也就是说，数据迷信导致了政府活动与民众需求之间的严重错位，也就导致双方关系之紧张。

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地方政府引进大型投资项目，相信借此可以造福一方，因为大幅提升本地GDP增长率，这是可量化的，可被明明白白地计入政绩考核指标中。他们相信，这可以极大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民众也可从中得到巨大好处。至于污染，他们相信科学的计算，而计算的结果是没有问题。

然而，民众不是石头，民众是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对污染的可能性有自己的评估。他们认为风险很大，因此表示反对。对于相关企业及地方政府来说，这本是最为重要的社会事实，但这个事实好像没有GDP数字那么直接，那么清晰，就没有被认真对待。结果，双方认知错位，酿成群体性事件。

说到民族复兴，就更复杂了。杨宜勇先生列出的那些物质性指标当然是重要的，但还有一些指标恐怕无法量化却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比如法治制度：公正的法律体系与公正的执法体系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塑造人们的政治忠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法治的现状，每个普通民众其实都会形成相当明确的感受，但要用数据来描述难度是较大的。)

民族复兴中还有更为微妙的因素，比如，人们对于本民族圣贤的认知，对于自身文化的信心，以及文化的开放心态。这些事实简直没有办法测量，即便测量，也可能出现严重偏差。然而，这些事实对于民族复兴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忽略这些因素，物质因素的堆积可能让专家、决策者误以为民族已经复兴，但公众却根本不认账：这也就是这个研究目前面临的窘境。

公众对这个研究的哄笑说明，迷信物质性指标的治理模式及为之服务的政策研究体系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实现治理理念的转型，从物质导向转向非物质导向，也即，政府从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转向制度建设，维护正义、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