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书评人 张炳剑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变革中，严复是一个难以破解的谜。一方面，他深通西学，撰文译书，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科学”等先进理念；另一方面，他生活保守，抽鸦片、纳妾，列名“筹安会”支持袁世凯之复辟，肯定“孔教会”、“宗圣会”的尊孔读经之举，以及撰文附和“上海灵学会”的“鬼神观念”与“灵魂不死”之说。
这种“现代型”与“传统型”或说“启蒙”与“反启蒙”在一个人身上交织并陈，实不多见。而正是这种集于一身的悖论和矛盾，让他在历史钩沉中饱受世人的误解和批评。
影响最大的观点当属周振甫的“退化论”，在《严复思想述评》中，周振甫把严复一生分为“全盘西化时期”、“中西折中时期”和“反本复古时期”三个阶段。该观点影响颇为深远，此后严复被许多人描写为一个早年西化、激进，晚年保守、落后的人物，远如胡适和鲁迅，近有李泽厚和余英时。
但是，黄克武先生却并不赞同此类观点，他认为严复的一生几乎都在中国近代的“转型时代”中度过，具有时代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是一个长期被误解的“会通中西”者。
在《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中，黄先生另辟蹊径，从历史的边角料出发，考察了严复生平中与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如以吸食鸦片、纳妾、参加科举、用古语译造新词、参与灵学会等事迹为主轴，描绘了一个多元、复杂、纠结的严复，借以呈现出其思想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严复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
黄先生认为，严复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而“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严复的保守面有相当的部分是从柏克、穆勒肯定传统的看法，赫胥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与欧战后反科学的时代气氛而来的，并非单纯的复古；而他的启蒙面，正是源于他的“会通中西”的文化理想。
事实上，像严复思想这样的奇异组合，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中，绝非孤案。在《异性情缘：性别关系与思想境界》一章中，黄先生就考察了严复、梁启超与胡适三人的“婚姻观”。他们都是近代中国几位提倡自由主义的先驱，照理应该是认同婚姻自由是一项很基本的个人权利。尤其是后两者，不论在政治取向上，抑或是对待传统的态度上，都要激进得多。
然而，他们却都在此“跌回传统之中”。严复与梁启超并未遵守西方式“一夫一妻制”；而胡适的多情爱恋，却又坚守着传统嫁娶制下的江冬秀。由此，从几位思想家私人情感世界所展现之“矛盾”可看出，传统儒家思想对于家庭伦理的强调，是贯穿于他们一生的思想与生活的。
因此，黄克武认为，在讨论严复与近代其他思想家的差异时，不能将其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不同，而是中国现代性内部自由与保守之争、反传统与肯定传统之辩。而当我们审视严复身上奇异的结合时，或许只有把他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时代的挫败，他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中国转型时代知识分子深感无奈的人生际遇。我猜想，黄先生撰写此书的立意正在于此。如黄先生所言：这些研究虽然多限于“一人之事”，不过更重要的关怀则是希望“知人论世”，能从严复一个人的经历延伸，进一步地观察清末民初之际“文化动态之整体”。
■ 对话
黄克武：重解严复的“调适型启蒙”
媒介 严复思想的传播弱势
新京报：作为思想界先驱之一，严复在当时未能达到梁启超、胡适后来在文化界、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其中原因何在？
黄克武：关于思想之“影响力”的课题，我们需厘清一位思想家，其言说、文字在他所身处的时空环境是如何传播的，而其传播方式的实际效应又如何？
以严复来说，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在于译介西方新思潮。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是清末民初引介近代西方思想的启蒙者。但是我们仍应进一步追问，严复的作品对哪些人有影响？
在这方面严复与梁启超、胡适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比。这牵涉到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之兴起，以及运用新词汇与新文体所构成的新语言来讨论各式问题。对此，梁启超和胡适皆拥有庞大的媒体资源。
任公手下的《时务报》及《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宣传其思想、论述的最佳平台；而胡适，其时之《新青年》、《每周评论》，及后期的《新月》、《独立评论》均是他论述的主要园地。
反观严复只有和夏曾佑创办了《国闻报》，但却是一份相对短暂的报纸。相较之下，严复所能依据的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他的思想的传播主要是依赖商务印书馆等书局为他刊印的严译名著。
思想传播亦涉及语言的问题，而关于“新语言”，严复与梁、胡二位，恰好是古典汉语和白话文的对比。严复对古文的坚持，显示他认为汉语语汇背后丰富的文化底蕴、情感，必须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交织在一起，缺一不可。
梁、胡二位，认为语言文字为传播思想之工具，利于传播是最重要的。而严复对于传统汉语之爱惜与肯定，明显和胡适否定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态度相去甚远。严复对古典汉语使用的坚持，便影响了其译作论著之内涵，与传播上的难度。
简言之，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而在这点上，严复在三位知识分子中，无论是使用的文字语言，或传播平台：报刊杂志，都显得较为弱势。
思想影响力的问题，牵涉其传播实质力度的问题，近代中国“转型时代”下，新式传播媒体兴起，与梁启超、胡适相比，严复所依据的思想传播舞台，就显得薄弱许多。
潮流 被摒弃的调适型温和启蒙
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难以接受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因此调适型温和启蒙不易被主流接受。
新京报：严复对于后来的梁启超、胡适在思想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黄克武：严复对梁启超与胡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后两者对于严复译介之西方学术知识的承继，以及三人在中西思想内涵、价值的取舍上。三位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以及现代西方学术的看法，都显露出某些共通的特质，交织在“中国式自由主义”、进化观点以及他们对知识及宗教信仰之上。
至于进化观点，是以严复译介的天演思想为基底，三人的进化概念，不但肯定天演，还特别强调“人本精神”，肯定人的意识能推动历史潮流的发展。
而关于知识和宗教信仰牵涉他们对知识范畴、形而上学以及佛家轮回观的想法。梁启超的观念与严复类似，承接赫胥黎和斯宾塞的“不可知论”(unknowable)，相信人类生活中有一“不可思议”的领域，这部分并非完全能以科学知识来掌握，而必须仰赖“人心”或直觉来把握。胡适对宗教与科学的看法则与严、梁不同，具有“科学主义”的色彩。
合而观之，严复所译介的自由主义、进化论、不可知论等西方思潮，皆与传统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较偏向调适、保守取向的自由思想。
新京报：调适型启蒙，难敌彻底转变的转化型启蒙，该如何理解?
黄克武：他们都和思想史研究的“思想因素”和“非思想因素”有关，需关注思想潮流所处的社会环境。
换言之，或许并非严复提倡的思想内涵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的政治、社会氛围较难以接受这种偏向保守、一点一滴改革的政治思想，反而是倾向于“拔本塞源”的转化型、革命的政治主张。
此亦涉及李泽厚所谓“救亡压倒启蒙”，与余英时所谓中国近代思想的“激烈化”。此一历史现象，亦如上世纪20年代胡适与李大钊广为人知的“问题与主义”的辩论，最后显然是强调有一整套思想体系的“主义”，战胜了针对零碎点滴的问题来从事改革的胡适。
质言之，中国近代思潮有一种激进化的走向，而此便反映在人们对一整套“体系”的向往与追求上，致使严复调适渐进的改革方案较难以为人所接纳。
近代中国，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部分的断裂性。严复的一生，就是在此一时代下度过，他部分地接纳了西方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科学思想，却又在私领域上，实行着传统保守。
矛盾 转型时代的彷徨
新京报：严复批评吸鸦片，自己却无法戒除;他提倡自由、民主、平等新价值，却实践多妻制，反对婚姻自由;他鼓吹科学，又相信命定、占卜、果报、鬼神等……如何看待严复身上的这种思想与行为实践等方面的背反?
黄克武：严复并非唯一的特例。应该这么说，身处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有此特点。这些“矛盾”，很奇妙地在严复身上结合，其所反映的实为“传统”与“现代”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它们部分相合，部分却又相斥。
换言之，现代思想与传统之间有部分连续性，亦有部分的断裂性。严复的一生，就是在此一时代下度过，而他所做的诸般努力，皆是为了如何在传统之基础上，接引他认为有价值意义的西方思想及学术。
我在《惟适之安》中指出，从严复对英国自由主义者穆勒(John Morley)撰写的《柏克》(Burke)一书的阅读与批注来看，他应该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介柏克式保守主义的先驱。英国保守主义者柏克，以及引介柏克思想进入中国的严复，都反对激进的革命理念，也都尊重传统。
他部分地接纳了西方诸如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及科学思想，却又在私领域上，实行着传统保守的，甚至会被认为是“迷信”的行为习惯。致使严氏思想和生活上的各种实践，产生了延续与断裂的情形。这是他试图贯通中西，所开创出的道路。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方面也反映出严复内心存有的彷徨和矛盾。但换个角度看，他所开创出的路子，是一种温和渐进的“中间路线”，他既批评传统，却也反对人们激烈地反传统。或许把严复放回那个“转型时代”下，审视他身上奇异的结合，我们才能重新反省当传统与现代相碰撞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严复始终反对激烈革命，提倡渐进改革，认为民主政治无法快速地在中国实现。所以他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这与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关系较深，那就是“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
回归 执着会通中西
新京报：严复早年传播西学，翻译西方经典名著，晚年却回归中国文化传统，还支持袁世凯复辟等行为，那么，严复的“回归传统”，应当如何解释?
黄克武：严复认为，中国现行的体制，是在岁月中不断成长进步而逐渐成熟的有机体，如完全扬弃过去，便无法在固有的基础上建设一伟大的国家。此外，受进化论和斯宾塞社会学的影响，他主张循序渐进，培养人民的“民品”，才能逐步实行民主政治。
因此，我认为，严复对于皇权、专制的态度，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较为公允。
严复之所以同情袁世凯的“开明专制”，仍是深受他早年所吸收的斯宾塞式的渐进进化论、以及社会有机体的概念，以及他偏向保守主义的倾向，让他十分珍视中国各项传统所积累下的资源。因此，严复支持袁世凯的行为，与他始终反对激烈革命，提倡渐进改革，认为民主政治无法快速地在中国实现等观点有关。
所以，我认为严复晚年在政治上的行为，其实仍与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关系较深，那就是“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而他所怀抱的解答，也一向是反对转化式革命思想，采取渐进温和的“中间路线”。
新京报：在严复拥袁世凯称帝的前后，其思想是否存在激烈转变?
黄克武：将严复置于“转型时代”背景下，他一生并没有一个从西化、经折中到复古的激烈转变，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如史华慈所述的“两面人”(Janus-like attitude)。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论或现代性方案，与其终极关怀是相配合的，他早年并未全盘扬弃传统，晚年也未曾放弃西方的自由与民主。
“会通中西”始终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希望进而能替中国未来找到一条合适的现代道路。
我们现在会将严复的保守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联系在一起，大多是因为只看到严复在政治行动上是同情专制政治，反对已然形成的民主共和政治。
我所强调的则是，严复此时之思想与行为，并无一激烈退化至保守的转变，而是他这种融合中国儒释道内在价值，与源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及政治制度，结合以上两者而提倡渐进、调适的中间路线。
本书书名《惟适之安》，就是要点出，对严复来说，国人只有不断地以传统为根基，适应环境变迁与外在挑战，才能走向太平安定之境。这才是隐含在严复思想变迁之下一个不变的基调。
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http://www.bjnews.com.cn/book/2012/08/11/2161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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