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周昂 北京报道
罗马城就是一部建筑史书。有时甚至分不清哪是文物，哪是正在使用的建筑。前景为古罗马广场。中国周刊记者／蒋晨明 摄
“你看你看，这个花边，是洛可可的啊！是洛可可的啊！”那个意大利的老太太得意极了。
30年前的那一幕，让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记忆犹新。在罗马，他们参观一个普通意大利老人的卧室，那是个没有窗户的古老房子。老人点燃一盏古罗马样式的油灯。灯光亮起，壁炉上的图案清晰了起来。老人指着它，像孩子一般兴奋。
致命的热爱
那位意大利老太太口中的“洛可可”，指的是一种18世纪20年代产生于法国并流行于欧洲的建筑风格，当然也包括了罗马。在此之前，巴洛克建筑曾在这座城市风靡，再往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府邸曾大行其道。如果我们一直向上追溯，罗马城中的建筑，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小屋。
这些记录着历史年轮的不同建筑风格，今天遍布在同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
如果没有意大利人对包括古建筑在内的本国文化遗产的致命的热爱，这样的情形不会出现。人们常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将千年历史留存至今，更不是朝夕之功。
在这里，中世纪的钟塔挨着文艺复兴的府邸，巴洛克的教堂对着古罗马的剧场”，你可以一早出发，从公元一世纪的特拉扬大帝纪念柱，来到1677年落成的圣彼得广场，再从14世纪以来便是教皇居所的梵蒂冈宫，走到三一教堂山丘下著名的西班牙广场喂鸽子。没错，对于很多当地居民来说，这才是生活。
上世纪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赴意大利参加文物建筑保护研究班，期间在罗马住了多半年，并且遍访了意大利许多历史文化名城。
陈志华曾经注意到一个细节：罗马有一条“民族街”，那是整个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之一，路边有总统府，总统府斜刺出去，对面有一堆古代的石头，一共十几块，没形没象地堆在那里，但是即便这样，从前没有人想将这堆看似废墟的文物挪走。当时，陈志华每天中午就到罗马大学去吃午饭，必然经过这个丁字路口，这些无人过问的石头给他带来的震撼，无以言表。
陈志华曾真诚地对意大利朋友们说，要好好学习他们保护传统建筑的经验，有趣的是，罗马大学的教授反倒先塞给他一本书，那是一本法国人写的《文物建筑破坏史》，他说，“反面的震动往往比正面的宣传更有力量。我们也是损失了许许多多宝贝之后才醒悟过来的。”
意大利人并不是没有走过弯路。
弯路
今天风靡的建筑，往往在明天被当做前朝的遗物而被予以否定。几百年前，罗马人也未能摆脱这个观念。例如中世纪时，许多古罗马的建筑物都被拆掉去造了天主教堂，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师又喜欢把这些天主教堂按照当时的式样改造一番，甚至推倒重来，十六七世纪，教会势力又热衷于将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变成采石场，为教堂提供建筑材料。1519年，兼任罗马文物建筑总监的拉斐尔曾经给教皇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很多教皇仅仅为了弄到石灰，就去挖掘墙脚，于是建筑物很快就倒塌了。”
谢天谢地的是，亚平宁半岛历史上没有出现过信奉着战天斗地、将传统文化一股脑打包否定的当权者。相反，在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新兴政权便将自己定位为传统文化的诠释者和捍卫人。
1872年，意大利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统一后的第一个文物建筑保护法。其中将文物建筑定为两个不同的保护档次。第一档次中的建筑为国家级，由国家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第二档次中的建筑为地方级，由市政府或大区政府出资维修和保护。
但是，统一以后新兴国家那热火朝天的气氛，多少也为古老的罗马带来了困扰。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那时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罗马居民，据他后来回忆，在统一后的第一个十年里，这座城市建设了5.1万套住宅。伴之而来的，还有新的公共建筑物，它多少担当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功能，尽管未必成功。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卡皮托里奥山上建造的埃马努埃尔二世纪念碑——为了这座“新古典主义”的纪念碑，意大利人拆掉了古罗马时期最重要庙宇之一的朱诺神庙及其他一些古建筑，以至于完全毁掉了北峰的悬崖，而这里恰恰是发生“白鹅救罗马”的地方。今天，这座一百多岁的纪念碑与周遭建筑相比依旧太过崭新，会被人揶揄为“打字机”或者“婚礼蛋糕”。
不过，跟墨索里尼相比，这一切又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这位1922年上台的独裁者笃定地崇拜着昔日古罗马帝国的荣光。1929年他宣称：“在五年时间里，罗马必须向全世界人展现其辉煌与风采——宏伟、规整、强大，如同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
在墨索里尼的眼中，只有古罗马时代的建筑才是真正需要保护的。他下令铲掉了大片十六七世纪的建筑，它们原本围绕在古罗马广场、大角斗场、圆形剧场周围；他下令开辟了一条将大角斗场和自己居住的威尼斯宫连接起来的“帝国大道”。为了加强对古罗马时代建筑的保护，墨索里尼政府在1939年颁布了《文化遗产保护法》、《保护自然古迹法》。出于法西斯的需要，独裁者对于传统文化的诠释似乎达到了某种病态。
墨索里尼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在罗马老城向南5公里指导建设了一座新城“罗马EUR”（罗马博览会新城），其建筑设计风格完全秉承了法西斯的理念——气势逼人，却又冰冷无情。它最初的目的是用来召开1942年国际博览会，不过随着二战的爆发，大部分建筑还没有完成，墨索里尼政府就倒台了。
接受，而不是改造
1950年，新的意大利政府重新启动了新城的发展计划，以EUR为基础，着力打造商业设施和居民区，将罗马最为现代的职能归纳于此，从而避免老城遭到破坏。这听上去很像北京当年未能实现的“梁陈方案”——将行政区放在远离北京旧城的西郊。劫波度尽的意大利人对传统建筑的理解更为理性：接受，而不是改造。1964年，《保护和修复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简称《威尼斯宪章》）在意大利威尼斯签署，这份文件成为了指导各个国家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的普遍原则。其中有这么一段规定：“任何地方，凡是传统的环境还存在，就必须保护，凡是会改变形体关系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变动，都是决不允许的。”意大利人至今仍在忠实地执行这条规定。他们甚至不谈“文物修复”这个概念，陈志华记得自己初来乍到时，言谈中常常提及这个词汇，国际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的主人很有礼貌地纠正他说：“不能说修复，要说‘干预’”——所谓干预，就是防止文物建筑继续被破坏。
陈志华曾经几次去一位罗马大学教授家做客，“阳台上栏杆，塌了，有那么两三根料耷下来了，我第一次去这样，我最后要走了还那样，我说你怎么不修啊？他说我能修啊？我得等着！”这个“可怜”的意大利人没有资格在自家动土，他所做的只有向上汇报，等着文物保护的专业队前来。结果，人家来了一看，觉得没有什么大的危险，所以没着急修，就这么放着了。“我说那你们岂不是很不方便？他说这东西不是我们家方不方便的问题，这是个国家的问题。”长年目睹中国乡土建筑消亡的陈志华感慨不已。
诸如此类让人感到“不方便”的地方还有很多，例如，大巴车不许进入罗马城门，地铁修筑屡屡因为发现了地下文物而影响了进度。由于道路没法扩建，当地的救火车只能凭借着高超的技术穿梭在大街小巷。
即便这样，罗马人依然喜欢住在这座城市，他们热爱并捍卫着自己的城市。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年中国驻意大使馆曾想修一个会议厅，没想到当地社区组织反对，最后意大利人同意将这个会堂修在地下，而地面上要求必须绿化。
这些无时无刻捍卫自己城市的罗马人，也许每天都会在附近的咖啡店、菜市场和教堂见见面，聊聊天，也许他们会不经意地来到西班牙广场——这里是《罗马假日》中格里高利·派克与奥黛丽·赫本牵手的地方。伴随着祷告的赞歌，人们继续着一座千年古都的永恒传说。
（聂若曦对本文亦有贡献）
原文：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2012/09/03. | Permalink |光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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