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兴元

　　大陆的民间保钓联合会自2004年登岛后，再未成功出海登岛。此后一直以分裂、松散的状态存在，社会影响力式微。在此期间，在网络上声称成立的保钓民间组织先后达数百个，不乏有人相约一起出海保钓。盛兴元即是最新一例。

　　8月7日，返回家乡河南光山的盛兴元，满头大汗，直直奔向放在床头的手提电脑，想知道这两天又发生了什么国家大事、保钓运动有了什么新动向。然后，他看到了满屏的针对自己的质疑。

　　一个月前，他做了有生以来一个最重大的决定：成立名为“中国民间保钓会”的组织，召集一支近30人的志愿者队伍，从浙江奉化租用渔船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不过，当这群保钓“新兵”来到大海之滨，才发现践心“爱国之心”不是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小人物的爱国梦

　　44岁的盛兴元，身高1.65米，体形削瘦，一头板寸，爱着白衣黑裤，上衣口袋总是插着两支碳素笔。一口浓浓光山方言的盛兴元，平时说话不紧不慢。妻子每每抱怨盛兴元不务正业，他总是报以一笑：“你不懂我的理想。”

　　平素软绵绵的盛兴元，一旦上网，却是热血的爱国青年。

　　盛兴元的最大爱好（也几乎是唯一爱好），是关心“国家大事”。以前，他关心国家大事的途径是每天坚持看新闻联播和本地党报。自从2009年买了电脑学会上网后，每天他都花不下10个小时（再忙也会抽四五个小时）泡在网上。

　　盛兴元关注过的“国家大事”包括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中国被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包括黄岩岛等在内的领土及领海争端，以及国内反腐动向等。不会打字需要借助手写板发言的盛兴元，会在声讨西方媒体的帖子后跟帖，也会参与联合署名反腐败。

　　今年年初，他发现经常浏览的强国、铁血、西陆军事等网站上，有关保钓运动的话题开始被重点推荐。7月初，盛兴元订阅的手机报上开始每天推送有关钓鱼岛的新闻。

　　将保钓话题推上国内网站重点推荐位置的，是7月6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彦正式表明将由中央政府出面收购钓鱼岛的消息。此前从未接触过“保钓”概念的盛兴元，渐渐萌生了“豁上性命也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念头，并准备付诸行动。

　　盛兴元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经常通电话的网友邱宿东。现年37岁的邱宿东是安徽宿州的一个建筑承包商。二人都是“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对对方的评价均为“正直，很有爱国思想”。

　　一个自发组织民间保钓队伍、登陆钓鱼岛宣示主权的计划，由此展开。

　　7月9日，盛兴元和邱宿东联名发表《及时组织中国民间保钓会登岛保护钓鱼岛》的网帖，呼吁自筹路费租船去钓鱼岛宣示主权。文末的落款是“中国民间保钓会”，这是二人共同商量确定的名称。二人的最初设想此次登岛有两项任务，一是插上象征主权的五星红旗，二是刻一块表明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纪念碑。

　　网帖发表后，盛兴元公布在网上的手机号码成了热线，每天都有几十个电话向其咨询保钓事宜。邱宿东的一个老乡常年在浙江奉化经商，可帮忙联系到可供出租出海的渔船。每艘船租船费用大约2万元到4万元之间，二人最初打算凑齐60人、租三艘船出海。邱宿东主动提出承担租船费用，其他人只要带够来回路费就可以。邱宿东在宿州联系到两个石匠，准备雇用二人登岛刻碑。石匠几番犹豫，最终拒绝。

　　7月11日，中国渔政202、204等船只组成的渔政船编队在钓鱼岛遭到日本巡逻船的冲撞和干扰。看到报道后，盛兴元愤怒了，和邱宿东商量后，二人决定立即出发。唯一没解决的问题是还缺一个随队医生，一旦发生冲突、队员受伤，将无法应对。

　　这时，一个叫李继莲的女医生拨通了盛兴元的电话。原来，李和盛就在同一个县城，之前并不认识。现年55岁的李继莲是光山县房管局诊所的医生，今年刚办完退休手续，最近才学会上网。看到盛兴元的帖子后，她认为“给国家做贡献的时候到了”。

　　1994年丈夫去世时，年仅37岁的李继莲开始一人拉扯两个儿子。现在，长子已大学毕业在外地工作，小儿子还在上大学。两年前，李继莲终于花7万元购得一间二手老房子自住，由于住顶楼，白天自来水送不到楼上，每天凌晨两点都要起床接水。“日子过得不容易，所以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自己也没精力顾得上为国家做贡献，感到很惭愧。”

　　加入这次保钓行动后，李继莲马上自行采购了一批止血、止痛和降压的药品，塞满了一个行李箱。她带上2000元现金和一张信用卡，走前对小儿子说：“我走了以后，你要学会照顾自己。”当时她想的是：保钓是充满危险的，如果回不来的话，娶媳妇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了。

　　至7月12日，出发前夕，有近30人报名参加这次保钓行动。除了十来个人因为天天跟盛兴元通电话，他相对了解背景之外，一些人连姓名、职业他都没仔细问，仅以“小刘”之类的姓氏记录了一份出海名单。已知的参与者中，以在校大学生、城乡结合部的农民、个体老板和自由职业者居多。

　　所有人都是第一次参与保钓，“找不到组织，就盼着有个带头大哥”，以“保钓会联系人”身份张罗这次行动的盛、邱二人总结称。

　　未遂的保钓之旅

　　7月12日，邱宿东一家率先抵达奉化。他带上妻子和放暑假的儿子、女儿一起来，打算让儿女们实地接受一下爱国主义教育。

　　刚到奉化住下，4名穿便衣的公安出现在酒店房间的门口。自称奉化国保大队的警员详细询问了邱宿东整个活动的筹备过程后，看了看他带的指南针和国旗。邱宿东开始不安，预感这次保钓行动可能要泡汤。

　　7月14日，李继莲、盛兴元分头抵达。和邱宿东碰头时才发现，一起出现的还有十多个便衣警察。随后，一行人被带到奉化市公安局分别问话。一名问话者给了盛兴元自己的QQ号，并告诉盛兴元：“你们的爱国行动值得肯定、敬佩，但现在是休渔期，船只出不了远海。而且中日矛盾尖锐，即便登上钓鱼岛，也有可能遭日方渔政船撞击，如果出现伤亡，宁波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毕竟你们是代表全国的民意。”

　　谈话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盛兴元表示愿意配合警方工作，放弃此次行动，“不给各级政府惹麻烦”。在警方要求下，盛兴元给每一个还没赶到奉化的网友打电话，请他们原路返回。几位已在路上的网友，在接到电话后当即折返。

　　凌晨4点，盛兴元被带到一个宾馆休息。他得知，已经到来的20多人被安排在不同的宾馆中。但在奉化期间，谁也没有和其他人见上面。

　　7月15日上午，其他人陆续被所在地来的人接走。而盛兴元、李继莲及邱宿东的一家三口，享受了“保钓召集人”才有的特别待遇：在当地警方的陪同下，游览了位于溪口的蒋介石故居。

　　之后，邱宿东一家被安徽宿州干部开车从奉化接走。路过江苏淮安时，离家还有200里地，当地领导亲自设宴请他。“他们说我是爱国英雄，值得敬佩”，邱宿东顿生衣锦还乡的感觉。而光山的盛兴元，则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回乡路。

　　返回之后的冲突

　　河南光山县政府接到了奉化公安局的通知后，派出文殊乡党委副书记杨以友和文殊派出所所长裴广斌去接盛兴元。官方事后的报告称：“经报请光山县委、县政府同意，裴广斌和杨以友两位同志见到自称保钓人员的盛兴元和李继莲，深入沟通后，二人同意和裴、杨返回原籍。”盛兴元和李继莲则有另外一种说法。盛兴元曾找奉化警方，说自己以前得罪过乡政府，回去恐怕会被殴打拘留甚至劳教。奉化警方安慰他说：“你这是爱国行为，不会的。”最终，盛兴元同意跟家乡来人一起回去。

　　此后，盛、李二人的回忆和后来光山的官方报告，形成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盛说，一出火车站，即被来人掐住脖子塞进出租车里，“他还敲了我几下头”。对此，李继莲的说法是，她在火车站广场看到盛兴元被强行塞进了出租车，有推搡动作，至于有无掐脖子和殴打则没看清。

　　而潢川县公安局关于此事的《情况调查》则称，4人刚出火车站出站口，盛兴元撒腿就跑，为防止盛兴元脱离视线，裴广斌和杨以友一路追过去，直到盛跑不动了，裴广斌上前做他的思想工作，“对其良言相劝，用老乡名义感动他”，最后盛被劝上了出租车。官方强调，派去接人的两个干部一直对盛兴元、李继莲二人“讲政策、讲法律”，向他们阐明“爱国行动必须由政府统一组织”，其间并无任何过激语言，更没有打骂行为。

　　但这个情节遭到了盛、李的一致否认，称官方杜撰了一个公安感动逃犯的故事。李继莲实在想不通：“我们的爱国行为，他们怎么就不相信呢？”

　　之后，盛兴元被留在了光山县公安局的值班室，直到第二天被本家哥哥盛建国接出来。

　　盛兴元在公安局的这段时间，李继莲家里也不太平。凌晨4点左右，李继莲接到了盛兴元妻子的电话，对其骂足两小时，说她和盛兴元去奉化不是保钓，是私奔。原来此前，盛妻接到杨以民的电话，说盛兴元这次出去带了个女医生，打翻了盛妻的醋坛子。盛兴元回家后，两人自然又是一番吵闹。

　　次日一早，盛兴元先去照相馆拍了张脖子受伤的照片，然后去县公安局和信阳市公安局、信阳政法委“讨说法”，但无下文。于是他将题为《因参与保钓，盛兴元被河南省光山县公安局殴打关押》的网帖上传，帖子里称：“一颗爱国心被击碎了。”

　　随后，他在网络世界“火”了起来。24小时内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声援电话，甚至有留学生和海外华人从海外致电声援他。更为去奉化接人的杨、裴二人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手机也被各地网友打爆，来电者通常以“汉奸”、“卖国贼”痛骂二人，吓得裴接电话时不敢承认自己的身份。

　　不过，两天后，形势意外发生逆转。有网友在“世界华人保钓联盟”发帖称，盛兴元曾举报干部贪腐，具有“多面身份”，是“借保钓之名吸引眼球，行举报之实”。随后，保钓者开始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一方认为，反腐和保钓不要混为一谈，否则将令保钓路更难行；另一方则认为，反腐与保钓都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钓也是一种反腐败，“是公民反对某些腐败的官僚葬送国家利益”。

　　盛兴元开始觉得很委屈，后来看到网上这么多反对他的帖子，便认为是“有人捣鬼”。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事后世界华人保钓联盟的几个负责人曾打电话给盛，希望“加强联系，共同保钓”。

　　接到来自“联盟”的电话，盛兴元“很激动，也很犹豫”。激动的是，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保钓组织的认可；犹豫的是，“没看清国家、政府对保钓的态度。如果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就会参加保钓联盟的行动，如果不允许就算了。”

　　保钓新成员

　　被质疑的反腐举报行为，缘于盛兴元曾经的计生工作经历。1990年代，盛兴元进入计生系统，并通过考试成为文殊乡计生办会计。2000年被提拔为乡计生办副主任。之后由于该乡主管计生的一位副科级干部贪污罚没款，导致职工工资无法按时发放，盛兴元领着几名职工去县纪委实名举报该干部，使其背上了“行政记大过”处分。

　　2005年，光山县进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盛兴元被裁减下岗。他自认当时考试成绩不错，之所以下岗是因为之前得罪过领导。下岗后，盛兴元天天找计生办索要自己之前垫付的罚款（该乡计生办采取干部分配罚款任务的管理模式：完不成任务的人，要自己垫付罚款，之后再返还本人）。因为之前被举报的干部一直没签字，钱一直没讨回来。盛兴元又开始去纪检部门重新举报该干部。

　　由于担心盛的举报牵连太多，2006年6月，盛兴元被叫到乡政府，关在一个两层小楼内。盛兴元趁看守睡觉时跳楼逃跑，结果摔断了腿。事情一直纠缠到2009年，盛兴元花3000元购买了一台低配手提电脑，将自己的遭遇发在网上，引来众多媒体采访，他的欠款很快被返还，从此再也没有人对他打击报复了。

　　自此，他就迷上了网络世界。和安徽人邱宿东的相识，就是因为二人在网上喜欢在同样一些网站、论坛活动。邱宿东曾当过煤矿工人，后来当了承包商。他在承包一个市政工程时发现，预算4000万元的工程实际造价只有400万元，于是开始上网举报主管领导涉嫌贪腐。邱、盛二人都因为自己的问题，开始关注网上各类反对贪腐的论坛和网帖，并由此成为朋友。与邱宿东不同的是，盛兴元的网络世界很精彩，现实生活却很窘迫。

　　即便在计生办上班时，盛兴元也要靠种植两亩水稻才能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下岗后，乡政府每个月发给他1000元生活费，他的额外收入只有帮一些包工头管账。这种经济来源很不稳定，多时一年上万元、少时一年仅两三千元。

　　这样的收入，不够他在光山县城里买房。现在的住房，是房东在自己院子里搭建的一排石棉瓦顶简易房，盛以每月200元租下了其中两间。每间平房10平方米大小，一张床、一张吃饭桌和两张木制沙发就把房间塞满了。窗户上蒙着塑料膜代替玻璃，家具都很破旧。

　　妻子谢复荣一直抱怨他不务正业，没钱买房。在一家超市打工的盛妻，每月仅800元工资，得知很多同事都有自己的房子，她觉得很自卑，不愿和人交往。盛兴元有了上网习惯后，每次看到他泡在网上，妻子就“恨不得把网络砸掉”–盛妻所说的“网络”指的是电脑。不过她知道，要是她砸了电脑，丈夫就是借钱也会再买一台。

　　电脑桌上放着一本发黄的书，是1980年代出版的《议论文一百题》，定价1.84元。盛兴元没事时会翻翻，“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在记者赴光山县委宣传部采访后，盛被曾帮过他的本家哥哥提醒：“不要乱说话，把政府惹急了，每月1000元的生活费给停了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