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 我的“大批判组”生涯

2012年10月04日 20:40:03

                                                    我的“大批判组”生涯

张鸣

文革岁月，我这样的出身不好，父亲又有“历史问题”的标准狗崽子，当然日子好过不了。不过，托尔斯泰说过，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则有各自的不幸。我的日子不好过，也有个人的原因。我们家从当时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的佳木斯搬到5811农场之后，不知怎么一来，我交了狗屎运，跳级了。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塞翁得马焉知非祸，我小学跳级后，摊上一个出身不错，一脑门子阶级斗争的男性班主任。在一个已经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他对学校搞“唯成绩论”，让我这样的人跳级，感到不满意，当然天然合理。文革尚未开始，我跟班主任的关系已经有点紧张，他看不上我，当然我也投桃报李地看不上他，私下里跟朋友嘀咕，认为他就喜欢女生，偏心而且花心。文革一开始，像他这样出身贫农的教师，是稀缺紧俏物质，很得意。总是热衷指挥批斗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女图画老师，不顾人家七八个月的身孕，最后活活把人逼死，两条人命。别的不说，单就这一点，这让我跟他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不过那个时候，我的父母还没有被揪出来，他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但彼此的敌意却正在积累。他曾经打上门去，到我家里告状。但我们父母却没有像别的学生家长那样，只要老师上门，就不分青红皂白给孩子一顿胖揍，这也让他更是恨恨。

1968年，全国大混乱的局面逐渐安定了下来，被利用完的造反派遭到无情的抛弃，草根冲击当权派的日子结束了。随后，不仅刚刚大联合之后的造反派遭到全面整肃，过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们，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也再次被过了N道筛子，剥了几层皮。过去因在北大荒，地老天荒而得以幸免的我的父母，全部落网。当然，也就给了我的班主任，一个绝佳的整我的机会，那些日子，他几乎可以天天消遣我。此时，他已经因整人有功，升为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掌控学校的大权。

在那些日子里，经常上着上着课，就不知怎么就变成了我的批斗会，要我交代父母的罪行，表态划清界限，让我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全班上台表演节目，就我不能上，一人向隅。玩篮球乒乓球，也没我的份儿，下了课，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挨几个贫下中农子弟欺负，人家打了我白打，如果我敢还手，就一定是阶级报复。可惜，当时的我没有学会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就是不服，挨批斗时还会还嘴。就算阶级报复，挨揍的时候，也一定要还手，哪怕被人打得鼻青脸肿眼睛都睁不开。当然，这样的做的结果，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在父母相继被关牛棚之后，我给他们送东西的时候，由于执意不肯按他们的要求臭骂一顿自己的父母，消息反馈到学校，大家一致说我反动透顶。于是，我的班主任大笔一挥，布告贴出来，我就被开除了。那一年，我11岁。自己回家呆着，爹娘都关在牛棚，就我和我的小哥哥在家，我做饭给他吃。

当我在家晃了差不多一学期还是一年的时候，学校再次发生变化，不知怎么回事，有年龄大一点的学生查了我那班主任的档案，发现这么革命的人，居然当年是中右——57年反右运动中的准右派。这样，这位红极一时的人物，从此不能再做革委会副主任，连教师都免了，给发到后勤去了。接管学校的复员兵中，有一个就住在我家不远，对我印象尚可，然后就通知我复学，降了一级，回到我跳级前待的那个班。没了直接的对头，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可也就是一点而已，一个狗崽子，依旧得担惊受怕，处处小心，稍不留神，就会遭来无妄之灾，挨上一顿奏，还顺带被老师批一顿。

真正的转机，是学校成立了大批判组，要写大批判文章，还要出板报，墙报。管事的人，搜遍了全校上下，发现就我还能凑合着写写画画。于是，我这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稀里糊涂地进了大批判组。当然，按领导的说法，大批判组的主要成员还都是根正苗红的，但这些主力其实什么也不做，活儿都我一个人干，连写稿带画报头，再把稿子抄到板报或者墙报上去。有的时候，学校开大批判会，批判无论什么人，领导的发言稿，也得我来写。

这样一来，我就成了我们学校的笔杆子。最大的变化，就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同学和老师对我客气多了。虽然经常熬夜出板报有点辛苦，但有时候还能到食堂弄点剩饭吃，只要领导要稿子，这边上着课也可以昂然出来，穿过教室的时候，让同学们感到很羡慕。其实，那个时候，这种最基层的所谓大批判组，要干的事相当简单，无非是跟着两报一刊鹦鹉学舌，再联系一下本校本地的实际，随便扯就可以，没有人会深究的。每篇文章的开头，最常见的是“东风吹，战鼓擂。”“红旗飘飘，彩旗猎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所谓的报头，也无非是根据现成的报头图案，照猫画虎描上去就行，无非是些表情严肃，夸张地伸着拳头的工农兵。但是，就这样的活儿，就是没有人能胜任。他们用我，其实也是不得已。

当然，这样的不得已，还是有人心有不甘。记得当年我们学校唯一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记得好像是学农学的），阶级观念就非常强，总是惦记着找成分好的学生把我替下来。实在找不到，就找两人跟我学，意思学会了就取我而代之。可惜，这俩宝贝无论如何都学不会，有一次，他们中的一个抄完了黑板报，字实在太难看，我帮着修了修，回头让那位老师看见，连声夸好。但第二次他自己写，我不再修了，依旧一塌糊涂。这个状况，让那位阶级斗争弦绷得很紧的老师十分丧气。不过，老师就是老师，他不久就想出了新的办法，硬找一个成分好的跟我一起出板报，并吩咐我以后只准干活，不能声张。每次板报出完，他都对外说是那个成分好的学生干的，至少是以他为主干的。时间一长，我成了人家的替身，隐在别人的影子里面。还好，替身始终得存在，不仅要替他出版报，还要帮助他做功课，不可或缺，所以我的日子还能将就着过。晚上出板报，大批判组的男男女女，最欢乐的事情是彼此开玩笑。那个时候，禁欲的禁锢多少开始放松，男女生之间，白天上课不好说话，但晚上“工作”，却可以聊天。那种聊天，虽然没有什么带颜色的话儿，但分明就是打情骂俏。那个时候，女生跟男生说话，动辄就说缺德，讨厌说缺德，兴奋了也说缺德，喜欢对方也说缺德，缺德就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口头禅。男女生打情骂俏，当然注定要泡在一片的缺德声中。女生时不时地还会用小拳头打一下对方，当然不一定只打一个固定的人，约定成俗，只能女生打男生，不许男生还手。当年的我，也没少挨女生的小拳头，女生的拳头打在身上，还配着缺德的娇嗔声，心里一阵莫名的兴奋。不过当时的我，不仅不敢还手，连斗嘴都不敢，只是笑笑，低头干活。不过，明明是打情骂俏，但好像没有人敢真的恋爱，这种事，在那个年头，还属于流氓行为，没有人敢越雷池半步。

不过，文革日子的紧绷，是越来越放松了。在北大荒这样的人少地荒的所在，放松的就更历害。革命时被严格限制的男女关系，也大幅度松弛。大人们群里，拉帮套（即丈夫之外的副夫）的重新上位，搞破鞋的也冒头了，而且大有泛滥之势。电影不仅是八个样板戏和三战（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都能看见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几部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偶尔也会有几个男女调情恋爱的镜头。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操场露天看电影，自带板凳，好处是不花钱，不好的是如果摊上下雨，就只能落荒而逃。记得《列宁在1918》上映的时候，我晚了一步，前面的位置都没有了，只能坐在中间，恰好落在学校一个胖胖的女炊事员的后面。这部电影很有意思，一上来就是芭蕾舞天鹅湖的场面，舞台上一群光着大腿的女演员在跳天鹅舞，男女主角还时不时地kiss一下，然后那些红色水兵一阵欢呼。当时，这样的场面，在中国还是相当刺激。画面出来，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我前面的胖炊事员一个劲儿地说，缺德，缺德，缺德！我分明听出胖炊事员的声音里，带着兴奋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很有感染力。不久，就传出还算有几分姿色的胖炊事员跟我们书记之间的绯闻。其实，这位胖炊事员人挺好的，我们晚上出版报忙晚了，到食堂找东西吃，只要她在，每次都能吃到好的。绯闻的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不久，我转到了另一所中学，五七中学。

五七中学是一所半工半读的学校，我们半天上课，半天劳动。虽然说，在原来的中学也经常劳动，不仅农忙时节要下连队停课劳动，平时学生也要帮助种学校的地。但是硬性规定要半天劳动，还是让家长们感觉有点多。不过，当时我们都挺高兴的，干起活来，特别卖力。自己养猪，自己吃肉，自己种菜自己吃，在菜和猪都没有收获的时候，我们成天就喝冻菜汤，吃咸菜。不过，在这里，阶级斗争的弦却进一步放松，似乎没有人在意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学校的板报，就全交给我了。内容逐渐从大批判，变成我们学生的抒情园地，充斥了我们自己写的乱七八糟的诗，看上去虽然还很正面，相当革命，歌颂领袖的陈词滥调不少，但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而且，学校歌咏比赛的串词，对口词，后来连相声，小话剧也由我来写了。大批判组的名义也没有了，但凡有这样的事，学校就来找我，我堂而皇之地做了主角儿，用不着再给人家做替身。这样的得意，让我从夹着尾巴做人，变成少年轻狂。这样的好事，直到我因为林彪事件，进而怀疑文革，再一次犯了政治错误，才算结束。

我的大批判组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说实在的，做过这样的事，直到今天，我也说不上后悔。因为当时的我打死也没有后来的觉悟，能意识到大批判是错的。被踩在泥里的人，能少被人踩几脚，都是好的。进大批判组，就切实地能让我被少踩了不止几脚。当年，这样的大批判组，全国不知有多少，有一万个，就是一万种一模一样的鹦鹉学舌，无非学梁效，学石一歌，学两报一刊。现在看来，是既做了无用功，又毒化了社会空气。在当年，我相信所有进去的人，都干得挺欢，相信自己是在做对革命有益的事。事情都过去了，毕竟那时我还小，没有打人抄家，也没有鼓动别人打人抄家。我生不幸，赶上文革，做点今天看来的荒唐事，在所难免，即使再使劲，也抹不白那段岁月。我经常问自己，如果我那时候成分好，是不是也会参与打人抄家（虽然年纪小，跟着大人屁股后面也是可以的）？真是很难说。虽然把人活活打死也许办不到，但充满革命义愤打人，整人，估计也是会做的。现在看来，只是说是万幸，我那时是那样一种地位，只配被人打被人整被人抄家，从而免去了我后来的良心负疚。我的大批判组生涯，本质上虽说不过是跟着人喊万岁，喊打倒，但也属于站在一群人前面在喊。把自己的青春才华（如果算有的），贡献给这样的一种无聊事，还做得津津有味，干劲十足，想来真是荒唐，但也没法不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