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县裴集村,春节和爷爷等不到爸爸刘红卫回家。

12月1日,郑州中州大道农业路天桥下露宿的农民工。他们把希望寄放在没有任何根基的陌生城市里。

春节已经10岁半了,有一天问他爷爷:“为啥你给俺起名‘春节’嘞?”

他60岁的爷爷刘玉龙毫无高兴神色地说:“那是你跑了的娘取的,她生你在春节上。”

“那俺爹俺娘长啥样?”

“等春节你爹打工回来,你见着他不就知道了?”

11月30日,春节的爹刘红卫在郑州死了。有人说他是冻死了,有人说是饿死的,还有人说是病死的。

那是在郑州市中州大道的立交桥下,被出门打工的人叫做“大桥旅馆”的地方。刘红卫生命中的最后20多天,就是躺在那里,和几百号人一起,卷着被筒,寒冬里睡在北方的水泥地上。大部分人饿着肚子,在冷风里瑟缩着,等待着一个卸垃圾或者扛东西的活计,以挣得一天的饭钱。

这些农民工,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了河南省中心城市的立交桥下、马路边上,放在了没有任何根基的陌生城市里。

刘红卫死了

“你有啥不舒服的?”

“最近两天没吃饭。”

“为啥不吃饭?”

“这两天没活儿干。”

11月22日,38岁的刘红卫躺在郑州郑汴路的立交桥底下,和郑州市120急救中心的王大夫这么说。给刘红卫测了血糖,血糖5.7,属正常范围,查血压、脉搏、呼吸次数都正常,王大夫刚换过衣服,就把口袋里的5块钱给他,让买点饭吃。

前些日子,刘红卫还能打起精神看别人玩牌呢。他打牌常常输钱,自己身上大约是没有什么钱了,这个冬天,潮湿寒冷的风和贫穷就像破被子一样围着他。一个老乡悄悄塞给他120块钱,让他就在路边搭上杞县的车赶紧回家去算啦,别在这里熬着。刘红卫不收。

在河南杞县圉镇梁庄裴集村,刘红卫的儿子春节没有上学,10岁多还不认得自己的名字。从春节记事起,村里每年放鞭炮杀猪包饺子的时候,爸爸从来没有出现过。爷爷打过几回电话,还和爸爸吵了架。这个常年在外面打工的人,应该要养活老父亲,养活弱智的弟弟和带着媳妇,但不知什么原因,竟几个春节都不回家,也不寄钱回来。春节五岁的时候,他年轻的妈妈终于悄悄地跑了。

村里的书记裴广明每年在村里这么转着,细细想来,已经七八年没有见过刘红卫。别人家打工的,不管挣多挣少,还是会回家来看看,这个人,咋就这样呢?书记说:“唉,还不是没有挣着钱,挣上一点钱就胡花完了。”

倒是村上和他一起长大、姓李的那个年轻人,一个月前还在郑州见过刘红卫——— 就在桥底下,两个人迎面碰着了,他对刘红卫说,你在这干啥嘞,刘红卫说,找活呗,走,咱吃饭去。“嘢——— 他还招呼我吃饭嘞,唉!”他记得当时刘红卫手里还拎着一个尿素袋子,装着半袋子烂衣服,身上的绿军装衣服也破破烂烂,到处是灰,“和我差不多,我赶紧说吃过了,还急着找活呢!”

刘红卫那时候精神还可以,“身体也挺好的”。郑州快要入冬了,天气一天冷似一天,大家都拥到立交桥底下公交车调度站的角落里。挤在一起,总要暖和些。11月下旬,正是变天的时候,工友一个接一个地感冒,流清鼻涕,没有谁舍得买药吃。找不着活,也不吃饭,刘红卫只去草坪上喝几口冷水,几天的功夫,这个平日身体还算不差的人,慢慢病倒了。

出门的人,谁会把这点小病当回事呢?好好吃一顿,睡一觉,也就挺过去了,于是早上起来,各人把各人的铺盖卷压好捆好,便都四散而去。倒是公交车站夜里看场的老人奇怪:这个人怎么总是睡着不起来?走过去问他,也吱吱嗯嗯说不清楚,要不干脆不搭腔,脸色也不好……

老人跑到调度室,给调度站的人说起来。于是刘红卫每天夜里或者白天便有一盒饭,可就是有这样一盒像样的饭,他却是吃不进了。饭放在他身边,总是没有动过。除了还能喝点水,他连起床都不能。周围的工友只看着他病了,大约是重起来了,谁料到11月30日的中午,等到那个扫地的大婶发现,他竟在睡梦中已走了。

刘红卫的家人需到郑州去认人。消息传到家里,只有春节这个10岁半孩子的哭嚎声,知道要去那么远的大城市里见一见死去的父亲,看见门口乡亲们聚拢来关切的眼神,这个哭声简直是爆发出来的。爷爷垂着头,眼泪聚在眼眶里,他是不肯去的———躺在那里的,真的是那个倔强得和自己吵架的孩儿吗?

刘红卫结婚时的屋子,因为常年无人居住,屋顶都快塌了。早在六七年前,村书记裴广明还在卖猪肉的时候,刘红卫赊下了肉账,到现在还没有还上。春节这个没爹娘疼爱的孩子,平日里乡亲们结婚办事总是惦记着他,让孩子吃喝饱了,再七七八八地抱上一兜子吃的,让孩子拿回家去,够他和爷爷、叔叔吃两三天。三个人里面,弱智的叔叔做饭最好吃,春节还不会做,地里的活也干不动,只学会了泡方便面。

刘红卫所在的裴集村,常年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像河南的许多村子一样,它脱离饥饿的年代还不久远。刘红卫去世的时候,正逢导演冯小刚和河南籍作家刘震云到郑州宣传电影《一九四二》。这段历史提醒生活在河南的后代,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与死亡。饥荒的状况终于在20年后结束,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迅速进入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每家每户的耕地在逐渐减少,城市在逐渐扩张。

裴集村人均耕地不过一亩多点,一年种麦子和玉米,一家的六七亩地,收入六七千块钱简直就是顶破天了。加上化肥和柴油连年涨价,家里又只有老人,很多村民干脆地也不种了,全租给别人种。村书记裴广明说,平时村子就是空的,只有快过春节了才热闹一点。村里打工出去的多,一千多号人的村子,平日里不过只剩200多老老小小,每年春季,村里的青壮劳力就穿过碧绿的麦田,顺着106国道,去往郑州或者更遥远的城市。而刘红卫最后栖身的“大桥旅馆”,就是迁徙者们迫不得已的居所。

冷,饿,等活计

刘红卫被抬走之后,鞭炮的碎屑和纸钱还没有被风刮走,他睡过的那块水泥地很快又铺上了被褥。这个地方在公交调度站的栅栏里边,正是“大桥旅馆”避风又暖和的地方,谁能舍下呢?

“大桥旅馆”的附近,就是郑州市汽车东站,十几年前,河南的人口迁徙潮在这里发生得最为剧烈,无数从乡村涌进城市的农民从这里开始寻找工作的机会。“大桥旅馆”所在的中州大道分割着郑州的新老城区,也曾是几代农民工栖身的地方。

虽然它如此重要,本身却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水泥桥墩之下,也是郑州市的公交车夜间停靠之处。流动小贩兜售热腾腾的鸡蛋煎饼,农民工潮湿的球鞋挂在栏杆的铁尖上,各种花花绿绿的性病广告和楼宇宣传单、装修建材的纸壳、磨烂的凉席和破布凌乱地垫在水泥地上,到处散置着各种颜色的铺盖卷和尿素袋子,轰鸣的公交车在这里出出进进。

只有过了午夜,车声稀少,城市才会安静下来,在12月的地面上,有几百人在他们各自的“床”上睡去。除了流浪的猫狗和老鼠发出的声音,再没有其他的声响。沿着中州大道到农业路,路边的工友并不像死人那样躺着,而是用被子整个蒙住了脑袋,偶尔会动一动,比如从一堆静静躺着的人中间,其中一个铺盖卷突然会蠕动起来,钻出一个头发凌乱面目模糊的人。

如果到了郑州的中心地段解放路,那里的农民工,似乎要过得更差劲一些。这里位于二七区,是郑州的老国营厂区,靠近老火车站,拆迁之后现在逐渐成为郑州市的中心地段,新兴的酒店和写字楼簇拥而起。夜里,那些农民工便睡在尚未完工的酒店脚下,或是车来车往的桥下。这时候,正是流浪猫狗壮胆出来觅食的时候。棕色土狗悄悄钻到桥下的人堆里,逐个在他们的脚边嗅过去———地上只零星散落着几只大头鞋和单薄的布鞋,这只狗不甘心,怯怯地往人堆里挤,在紧裹着被子的人的形状旁边蹭着,但是的确没有什么可吃,连方便面的盒子也被夜里的风吹远了。狗停下来,转头四下里瞅瞅,即刻跑开了。

于是只剩下那个看着有点弱智的胖女人披着被子在墙角打转,在躺下去的人堆旁边“哎哎”喊两声,有几个人滚了滚身子,似乎把被子卷得更紧了。她光脚踏着两只破烂的布鞋,身上还是一身薄衣服,终于在墙角避风的地方寻得一点空处,于是把一床被子卷好就地躺下,终于睡了。

旁人说,哪里是她一个哟,东风路睡在立交桥下面那一群汉子中间的,不也有一个吗?只要钻个被窝,便有一顿饭可下肚。

谁指望在这里有人朝你掏心窝子呢?那些从立交桥下过斑马线的女孩年轻漂亮,穿得暖暖和和,干干净净,漂亮的棉衣和锃亮的靴子看起来高不可攀,等活的人嘴里嘟囔着,眼睛却一直粘在她们身上。一年到头在外面这么漂着,谁不想女人呢?可是谁会看他们一眼呢?于是这样浑身破烂的女人在他们身边转悠,才能得一碗饭吃。

郑州,这个河南最大的城市,规划已经到了五环,地铁也将在2013年竣工通车。北环路在四环边上,原本是郑州最边缘的地方,现在到处是兴建中的住宅。睡在这里的立交桥下的农民工,家当大都相同,只有一条棉被,一两套换洗衣服。在弥漫着垃圾和下水道味道、腐败的食物、混合着尿骚味的某个角落,也许就是个温暖的地方。他们铺盖的旁边,便是一个带着赌博投币机的自动售烟机,然后是一个亮着灯光的窗户,卖些方便面火腿肠,如果走进去,才能发现里面是一个可以容纳一百多人的大厅,空落落地散放着几张台球案,麻将桌,麻将桌上都在忙着,旁边还有吃币的老虎机。浓妆艳抹的商店老板娘和麻将、老虎机一样,都等待着露宿在寒风中的农民工口袋里的钱。

于是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深夜,无论是怎样的人停下来问他们价钱,中州大道立交桥下的一群人几乎都像蚂蝗一样拥上去,粘在车窗上,咋咋呼呼地叫喊着,希望自己能被选中。

一圈一圈抢下来,只有晴朗的中午,是这一群人的福利———能在草坪或者墙根,或者就在人行横道上,舒舒服服地晒一会太阳,眯一个小觉,简直是最好的享受。太阳是最公平的,就是没饭吃没水喝,只要暖暖和和这么眯一会,就比什么都强!

夜里睡在水泥地上,那种渗进骨头的阴寒好像都能被晒得蒸发掉。立交桥附近的草坪上,几个工友挺着肚皮四脚朝天就那么睡着,打着呼噜,好像就睡在自己舒服的床上。

一个老汉歪歪地蜷在这片草地旁边的水泥地上,好心的工友蹭过去,“哎,起来喝点水呀。”老汉不搭腔,兀自睡着,只有中午的阳光照在他的侧脸上。工友说:“唉,老汉一个星期都没有找着活了,没钱吃饭,只喝水。”这个60岁的老汉,还不算是年纪最大的———农业路的桥底下,连70岁的老汉也躺在人堆里:“俺也要找活呀!”每天的活计太少,稍微年轻的即刻就被挑走了,谁还能看上这样老的人呢?

只有阳光是美好的,可是有阳光晒在身上的时间实在太短了,不过是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光,它就逐渐黯淡下去,像烧着炭火的炉子逐渐熄灭下去一样。

老朱的希望

夜里这么冷,实在饿得发慌,不是几个人坐起来打扑克,就是抽根烟,朱国强和杨国胜就是这样的。

从中牟县姚家镇杨庄村来了几天,这两个同村的人总是搭帮在一块。48岁的朱国强早前来了几天,那会还见过已经去世的刘红卫。因为没有找上活,加上变天,冷得实在吃不住,他不得不回村里。可是家里没有闲钱,在洛阳上大学的孩子还等着用钱,在姚家镇上初一寄宿的老二又怎么办呢?一年打工的一万多元早就给孩子用光了。在村里干着急了几天,朱国强叫上年轻的杨国胜,再一次坐上了郑州的汽车,“咬牙再闯一回。”

在“大桥旅馆”已经闲了两天,25岁的杨国胜比朱国强还舍不得吃,常常只吃一顿早饭或者午饭。他家里的两个孩子一个半岁,一个三岁,就是奶粉一个月也要几百块。12月6日早上杨国胜花3块钱吃了三个包子,朱国强花一块五买了一个煎饼,如果今天一天都没有活干,他俩打算啥也不吃,抽几根烟算了。可人一饿,身上更冷,杨国胜就围着草坪一圈一圈跑步,朱国强看着心 酸 ,就 喊 他 :“ 哎 ,别 跑 了 ,来 抽 根烟。”———无论如何,一天半包烟总是要抽的。朱国强说:“现在连两块的那种便宜烟也没了,只有五块的红旗渠和黄金叶。”

什么都在涨价,就是河南最普通的烩面,去年6块,今年也要8块了。杨国胜想念自己家蒸的馒头和做的面条,在郑州,一个小小的鸡蛋煎饼也要3块,两口就吃光了,“简直是看热闹。”

夜里的冷风那么大,两个人还是舍不得住在栅栏里面———这样不方便揽活,只在桥下的栅栏边上挤在被子里。杨国胜比朱国强年轻,却也被冻得瑟瑟缩缩。朱国强就在他旁边躺着,几个中牟县的老乡靠着他,几个人在风口还眼巴巴地望着呼啸而过的大货车,指望着能有个货主突然打开车窗,朝他们咋呼一声:“卸货啦!”一天的伙食,就有了着落。

不过这时候已经快要11点,朱国强的几个老乡已经在冷风里面睡着了,花被子从头裹到脚上,有一床被子不知道用了多久,棉絮从磨烂的花布旁边绽出来,只有他和杨国胜还裹紧衣服坐着,棉被盖在腿上。幸好还没有下雪啊,他们简直要感谢老天了,之前的几个中牟老乡,大约是和刘红卫差不多时间来的,现在已经跑回老家去了,“实在冻得受不住,我们可咋整唉?”老朱说话间,又跟杨国胜要了一根烟,“再找不着活,抽烟的钱都没有了。”

老朱觉得最冷最难熬的是凌晨两点到四点,冷风嗖嗖地往卷着的被筒里面钻,但这却正是郑州市夜生活最为热闹的当口。装饰着闪闪亮亮的圣诞树和霓虹灯的高级商务会所和酒吧,正在生意最火爆的时候,各式名贵豪车也在这个时刻出没在无人的大街上,发动机的吼叫声常常让人胆战心惊。

半夜老朱勉强能眯一个小时,风刚刚小下来,五点半左右,公交公司的栅栏就被推开,公交车一辆接一辆地发动起来。车灯照亮了黑暗中的马路,远处的清洁工也开始刷刷刷扫地,城市的早晨来临。朱国强和杨国胜的美梦被公交公司守夜老汉的叫声吵醒,于是赶紧卷起铺盖藏到角落里,站到路对面找活的地方去。

老朱他们找活的地方,正是郑州新老城区的交会处,紧靠着郑州新兴的商业CBD中心。每当中午,那些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结伴而过,总是让他们看呆了眼睛。想到孩子有一天工作了,也能打扮得这么人模人样地上班,老朱心里简直是有些窃喜。

离老朱不远,东风路桥底下尽是些年轻力壮的,是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他们几乎都是抱着铁锹睡觉的人。有的铁锹是从家里带来的,有的是在这里现买的,15块钱一把。有了这些铁锹,夜里收垃圾的清运车总是会先来找他们,冬天的垃圾总好过夏天那些发着恶臭的垃圾,就是一趟分得15块钱,也是一顿饭钱。

如果一天100块,可能是一个好价钱。但是眼下这么多人,雇主很快就能把价钱降到60块、二三十块,但是大家还是抢着跑上去,行人有时候会被这些突然追着一辆面包车奔跑冲刺的农民工吓一跳。

活计不好寻了,歇息之地也未必可保全。2011年冬天,郑州市的城管就以妨碍市容的名义,收掉了那些农民工在立交桥下的被子。一个姓王的农民工说,当时他还跑到金水区城管大队去要被子,“那是俺从老家中牟带来的,装了七八斤好棉花,一条被子也要一百七八。结果人家说:‘赶紧走,再睡那,还收你被子。’”而另一个来自甘肃的农民工,脸上还有伤痕和血迹,他住在地下通道,“喝酒的时候,被另一帮人打了。”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里虽然肮脏寒冷,有死亡和暴力的阴影,可总比乡下有赚钱的机会,也才有可能让下一代上得起学。在为农民工送被褥的时候,郑州的一位年轻的编辑对同行的人说,前几年他上大学的时候,他的父亲到郑州来打工,过节也没有回家,没有电话,他的母亲就到乡下人来郑州打工的第一站“大桥旅馆”来找,果真找到了父亲。现在,睡在桥下的农民工依然怀揣着这样的梦想。老朱家的大孩子还在念师范,已经是大二,一年就是一万五也不够用嘞。

于是,老朱和杨国胜还站在那里,等待着下一个希望。郑州像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虽然每天都有数千栋开发商建造的商业住宅在施工,但这全然跟他们无关,只在“大桥旅馆”拥有一床被子的他们,要是能挣上一两千块钱,一家人聚到一块能过个年,他们就知足了,可是现在,就是一百块钱也难挣上!

老朱总是和来自中牟的老乡站在一处。他们对来自同一个地区的人都统称老乡——— 中国目前流动人口超过2亿,每年新增数百万外出农民工,他们中间在城市留下来的老乡,都有着非比寻常的决心。

现在已是12月,来年的年历是可以在赶集的时候买到了,再有两个月,就是春节。老朱他们村里的人,还是喜欢买那种把农事节令列成表的老年历,这样的老年历,融合着天文学、阴阳、预言和中国的哲学———毕竟,知道下一年的雨水和寒暑是有用的,“下场大雪,来年风调雨顺,麦子和玉米收成好。”老朱的愿望是这样,假如他能挺到大雪的时候再回家。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