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刊于newstatesman

2001年5月的一天下午，我接到一个声称来自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陌生电话，要我撤掉南方都市报将于明天见报的一篇稿件。作为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我经常接到中共各机关类似的电话。不过这次来电者我不熟悉，而我也想借机表达不，就很不客气地答复：“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不能确定这就是来自部领导的指示；为防止有人冒充宣传部领导对报纸发号施令，烦请你传真书面文件给本报，否则无凭无据难以执行。”

江泽民统治的后期，丁关根领导的中共宣传部门对媒体的控制越来越严。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宣传部门不再像以往那样郑重其事地下发文件或明传电报，对媒体发号施令，要求总编辑执行；而主要采取电话口头传达或手机短信通知的方式，直接指令总编辑或具体负责人。原因在于禁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书面行文需要层层报批，过于繁，也来不及应付紧急状况。而电话口头传达和手机短信通知，手续简化，效率高、见效快。

及至胡锦涛当政，与人权恶化、司法倒退、权贵崛起和腐败加剧同时发生的，是中共对意识形态的钳制全面加强，媒体受到的伤害最大。新华社通讯员出身的刘云山执掌中宣部，在掩盖真相和制造谎言方面具备了一定的专业性。当局管治媒体的力度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手段越来越多，措施也越来越具体和有针对性。每逢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召开重要会议，宣传部的禁令和规定就铺天盖地。2003年初SARS盛行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的禁令有时一天多达30多条，甚至对头版等重要版面具体上什么稿件、稿件的排版位置及标题字号、图片的规格大小等等，都做出明确。但南方都市报还是不断突破封锁、发出声音。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两次在省委常委会上质问下属：为什么不用泄密罪起诉南方都市报负责人？

中共当局和张德江想法一致并付诸行动的也越来越多。2004年9月17日《纽约时报》驻北京办事处新闻助理赵岩在上海被捕，11月24日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被湖南长沙国安拘押于山西太原。两人均被以泄密罪起诉，赵岩被判3年徒、师涛被判10年徒刑。而师涛的所谓罪证，就是他向外界传播了宣传部门给媒体发布的禁令。

应该是对自己行动的不正义性和制度性犯罪的事实心知肚明，中共的媒体控制在胡锦涛时代开始进入地下秘密状态。这一时期的显著变化是，打电话给媒体传达禁令的宣传部门官员，通常都会在挂机之前强调：“不得做书面记录，不得留任何字据，不得透露下达了什么禁，不得透露是什么部门下达的禁令，更不得透露下达禁令领导的姓名。”中共宣传部的禁令，就这样在秘而不宣中得以贯彻执行。

由于禁令下达的权柄日益私人化和隐秘化，宣传禁令也日益成为宣传部门官员进行权力寻租的一大工。一方面上级官员为了美化自己的政绩和粉饰太平，需要倚重宣传部，这就使得宣传官员有更多的拍马屁和获提拔机会；另一方面，官员、权贵利益集团及大公司在出现丑闻时，首先想到的不再是进行媒体公关，而是尽快摆平宣传部门的领导，以便从源头上封锁和控制信息。苏州大学传媒学者杜志红，曾经在其微博上说：宣传部门的禁令，保护的基本都是腐败分子的利益和违法犯罪的行为；每道禁令背后能收多少保护费？

中共中央宣传部控制媒体的传统手段是新闻阅评，定期出版《新闻阅评》报告并抄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所有省委书记，对媒体已经播发的新闻和文章作出评估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这是典型的事后追究式的新聞审查制度。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阅评小组成员，由极左的中央级媒体退休负责人组成，他们通过揭发各家媒体不忠于或不利于党的言行来发挥余热，从而获取待遇利益。但新闻阅评这种事后追究的制度也有漏洞，它只对绝大多数驯服的媒体负责人有用，对像我这样极少数不听话、不怕撤职的总编辑却并不总是有效。

2000年4月份，南方都市报的一篇专栏文章被《新闻阅评》提出严厉批判。在其后不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时任中宣部长丁关根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一期《新闻阅评》，用铅笔批示“送长春书记阅”，并当即交给邻座的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几天之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阳胜召集时任南方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谈话，明令撤销我的南方都市报总编辑职务并调离南方都市报。范以锦则采取久拖不办和枪口抬高一寸的惯常做法，保住了我在南方都市报的职务。

像范以锦那样保护下属的案例现在不复存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近几年，中共已经从体制上杜绝了媒体不听话的各种可能，彻底铲除了体制内媒体开明派生存的土壤。中共各级宣传部不但直接或间接地牢牢控制了媒体领导的任命，还在媒体管理层中培植亲信、安插眼线，以便及时掌握媒体内部情况和采取相应对策。

2003年5月底的一天上午，钟阳胜召集南方都市报编委会全体成员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训话3个小时，对南方都市报提出谩骂和诅咒式的批评。散会回报社我请编委会成员一起午餐，饭桌上毫无遮拦地嘲讽和批驳了钟阳胜极左僵化的可笑观点。饭后在驱车赶往深圳开会的途中，我接到时任中共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张东明的电话，他严厉质问我：“你刚才不但不贯彻宣传部领导的谈话精神，还大骂领导，你岂有此理！”我手一哆嗦，赶紧把车停到高速路边。

2005年之后，与分化瓦解、分而治之同时进行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继新闻阅评制度后推出的审读员制度，即直接向主要媒体派驻行使刊前审查职责的审读员。这样一来，中共管治媒体不但有了新闻阅评这一后置关口，又有了审读员这一前置关口，一前一后形成夹击，如同有了双保险。还有一招更有效，那就是直接安排宣传部官员到主要媒体担任领导职务。从1996年至今，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已有3任新闻处长被提拔到南方报业集团担任要职，就是说3任新闻警察头子都当上了报纸总编辑。这一趋势也在2005年更为明显，全国通行，广东还稍慢半拍。去年底今年初，为防止广东尤其是南方报业集团媒体在中共十八大前后制造麻烦，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健空降南方报业集团任党委书记，死硬的保守派官员庹震从北京空降广东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南方报业集团及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的领导班子新一轮洗牌也由此开始。南方报业集团核心领导层基本被前宣传部官员占领。中共当局通过人事任免机，再次强化了对南方报业集团及其系列报的控制。

我参与创办的新京报，在我被迫辞去总编辑职务之后不久的2005年，即有若干审读员进入。南方都市报目前至少有5名审读员神出鬼没，他们像电影里的反派人物一样面目可憎、遭人厌恶，但却掌握实，对即将付梓的稿件生杀予夺。审查以秘密方式进行，悄然无声然而且有力高效。禁令不再留下任何纸质证据，而是直接通过电话或短信点对点层层传达，宣传部官员与媒体领导之间、媒体领导上下级之间都只进行单线联系。忠于上级领导、不给上级领导惹麻烦成为下级工作中唯一的法则，问责和行赏也越来越容易，久而久之媒体领导及从业人员也就养成了自我审查习惯。利益是其中最主要的管理工具，告密和出卖是保住饭碗和利益的主要手段。人性幽暗险恶的一面被充分激发和利用。

现在已经形成这样的局面：卓越的媒体领袖遭到系数清洗，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定点摘除，连他们的同情者也被彻底边缘化，而驯服和听话的人全面得势掌权；审查像病毒一样自我复制且迅速蔓延，执行禁令层层加码，自我审查比被动审查的标准更为严苛；新闻理想被摧，价值观和理念认同不复存在，卑鄙成了唯一的通行证。

胡锦涛当政强化了中共极权，也加剧了中共政权的堕落，中共在反普世价值、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的道路上狂飙突进，与公平正义势同水火，与邪恶和不正义形成同构。这就为中国低成本和平转型民主埋下巨大隐患，也为民主化之后转型正义留下太多难点。只要还是维持胡锦涛统治思维，中共就不可能回归正义，以新闻自由核心的言论自由就是天方夜谭。钳制媒体和舆论自由，成为中共体制性罪恶的一部分。在中共严密控制之下，媒体已经疲惫不堪、山穷水尽，与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渐行渐远，与良知和操守渐行渐远，也与真相和正义渐行渐远。

程益中，中国知名报人和媒体管理者，中国著名日报《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创办人之一、前总编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度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因所主事的《南方都市报》揭露了孙志刚被收容殴打致死案和萨斯真相，2004年被广州当局以“经济犯罪”为名秘密关押5个多月，后无罪释。现任香港阳光国际传媒集团总裁。

来源：newstatesm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