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耗费性活动来标识不同阶级的人群，这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类似于“夸富宴”这样的行为往往伴随着人类最原始的非理性意识，例如纵欲、狂欢、浪费、大规模祭祀的仪式等等，所有这些行为恰恰是启蒙主义以降的西方“理性”思维所拒斥的。在崇尚理性思维的现代中产阶级看来，夸富宴无疑对人类的理性构成了冒犯”
有次饭局，坐在我对面的Z姓某单位领导突然要我猜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说出来很难为情，这位Z女士居然要我猜猜看她一年花在买名牌包包上的钱有多少？说实话，我和她并不算熟，面对这种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我当时唯一能体会到的感受就是尴尬。
但这种尴尬在对方看来或许并不是尴尬，而是一种炫耀。未等我作出反应，她便自问自答，非常自信地告诉我她去年花了多少钱来买LV、GUCCI之类的包包，我一算，都够买北京主城区至少两套两居室的房子了。震惊之余，我忽然想起我妈十年前在街边淘的一个黑色皮包，当年售价差不多二十元，那个皮包我妈一直用了十年。这倒不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更贵的，而是那个包确实没用坏，懒得换。
在谈论这个价值二十元的包包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毫不忐忑的，甚至还有点坦荡，最起码，这能反映出我家庭的消费观还不算铺张浪费。然而在那个饭局上，当Z女士向我展示她每年的奢侈品包包消费清单的时候，坦白说，我的内心忐忑极了。我的忐忑来自于一个单纯的想法，那就是：我实在不明白，当她在我这面前兴致勃勃地展示我永远不可能消费得起的奢侈品包包，怎么可能会赢得我的尊重？另外，这位Z女士还跟我说，她当年也是留过洋回来的。那我就更表示不理解了，如果你当初在老外面前也干过类似的事，你又如何赢得老外的尊重？
我的这个想法并不迂腐，而是建立在一个简单直接的经济学概念上：耗费。这个耗费的观念和消费不太一样，所谓的消费，其前提是建立在“满足”的基础上。比如一个人“消费”掉一顿盒饭，这就满足了他生存的基本需求；另一个人“消费”了一本关于互联网技术的书籍，这就满足了他求知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指向生产。吃饭与求知的消费，都能促进社会再生产，除非你不相信确保身体健康，保证知识及时更新能让人更有效率地工作。
但在这种基本的消费以外，还有一种非生产性的消费，叫做耗费。比如，一顿10元的快餐明明能够吃饱，但你非要去吃一顿价值两千元的鲍鱼，这就是耗费，因为吃鲍鱼者永远无法证明，吃鲍鱼之后的工作效率会比吃盒饭时高出两百倍。当然，这是一种机械论的看法，一个人不可能连吃饭时都还在脑中计算摄取的卡路里量和价格二者之间的比率。但粗略来说，此类并非为了再生产，其目的仅限于自身的消费都可以统称为耗费。
再换个说法：我买了一个苹果，自己吃掉，这叫消费；但如果我买了一吨苹果装在卡车里，然后当众倾倒入河中，这叫耗费，换言之，耗费的潜台词是对财富的“摧毁”。然而，这种摧毁并非毫无价值，至少，在社会功能上，它有一个巨大的作用，那就是用以区分社会阶级。
不少人都听说过古代印第安的野蛮部落里流行的“夸富宴”。在这类宴席上，主人请来四方宾客，故意在客人面前大量毁坏个人财产并且慷慨地馈赠礼物，其形式可以是大规模地烹羊宰牛，也可以是大把地撒金撒银，目的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让那些受邀而来的宾客蒙羞，从而证明主人雄厚的财富和高贵的地位。这对于部落里的贵族来说，不仅仅象征着权力和奢侈，也是用来确定部落内部等级秩序的一项义务。
用耗费性活动来标识不同阶级的人群，这本身不存在什么问题。问题在于，类似于“夸富宴”这样的行为往往伴随着人类最原始的非理性意识，例如纵欲、狂欢、浪费、大规模祭祀的仪式等等，所有这些行为恰恰是启蒙主义以降的西方“理性”思维所拒斥的。在崇尚理性思维的现代中产阶级看来，夸富宴无疑对人类的理性构成了冒犯。“炫富”是只有部落领袖才会干的事，而对于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大多数人来说，如何合理分配自己那点含辛茹苦挣得的钱，纯属个人隐私，怎么好意思展示给公众看？奢侈性的耗费在他们眼里成了一种羞耻，而不是原始部落里的仪式性狂欢。
现在人们对于奢侈品的消费并不具备任何中产阶级式的羞耻感，反而更像是印第安的野蛮人首领在举行“夸富宴”，中国的富裕阶层用购买大白菜的速度源源不断购买普拉达、阿玛尼、登喜路……这种气势，自然会吓退西方人，正如同气势恢宏的Z女士用它气势恢宏的名牌包消费数额吓退了我。但我要声明，自己并非被巨额的数字所吓退，而是被一种时空穿越的错觉所吓倒：我究竟活在21世纪，还是史前时代的印第安部落？
世界奢侈品协会发布数据预测，2012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总量将会超过地球上的所有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其实哪一年成为世界第一并不重要，但增长的趋势却已经是笃定的。理论上说，日后中国人排队进入奢侈品店席卷一空的机会不会减少，我以后听到别人在我跟前晒奢侈品账单的次数也只会增多。商务部考虑降低进口奢侈品的关税，改变中国人的奢侈品消费地点主要在国外的现状，说是能拉动内需。在我看来，能不能拉动内需、改变所谓的奢侈品消费结构倒在其次。奢侈品关税降低后，最显著的效果将是，富裕阶层的奢侈品消费将更迅速地增加，下次再见到Z女士时，她的消费清单恐怕还要翻倍，而那些不购买奢侈品的人，终究不会购买。
假如我每天都有一笔能吃得上鱼翅的余钱，我绝对不可能天天用那笔钱去买鱼翅吃，即使间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买了，我想自己也应该吃得偷偷摸摸，不会告诉任何人。因为我无法认同以耗费的手段来证明自己属于某个社会阶级。但个人的信条无法放之于社会的道德，今天的现实是，如果买了LV包包不拿出来晒一晒，就像古语说的，“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真是糟蹋了那靓丽的包。那个包，已经不再是包了，它是被消耗掉的个人财富的假借。换言之，赚多少钱并不重要，能花多少钱才说明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这出上演在当今的“夸富宴”，其心理基础，却与史前的印第安人无异。从一个侧面，这也说明，除了用金钱来标示出自己的社会等级，我们恐怕已经很难找到被社会大众公认的其他标准了。我们的标准，说穿了就是野蛮人的标准。
（孙骁骥，孙骁骥,80后评论人，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独立阅读报告》英国特约撰稿人,先后供职于南方报业集团及现代传播集团。原文链接:http://www.bwchinese.com/article/10194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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