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一十 | 中国官场不说套话行不行？

作者：红花草 

中国人对于官话套话，已经多少年听惯习惯了。文革时我正在读大学，“四个伟大”、“最高最活”等等之类的套话弥漫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那时，这种套话就像封建王朝时迎接圣旨，即便是被贬被撤，也得要叩头谢主隆恩，否则就会大祸临头罪加一等。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个战功卓著的老红军，军衔将军，还是个医术超群的老专家老教授。记得文革初期，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言，在毛泽东的前面用的定语是“最最最最最最…”，到底说了多少个“最”我也记不清了。如果不是肺容量的限制，或许他会说上几百个“最”。可惜，那时没有吉尼斯世界记录的概念，否则一定有人会创造出为“红太阳”前面“最”字最多的记录。

改革开放之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这样的套话被逐渐摒弃。陈云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反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工作作风开始回归。30多年的发展，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可喜成绩，经济总量跻身于世界前列。但在政治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还是步履艰难，在一些诸如旗帜、道路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抱残守缺。官话套话、媚上瞒下等封建官场文化继续大行其道，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

官话套话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打开中央或地方的电视报纸，只要是领导作报告或公开发言，几乎都难免官话套话。最近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通过微博发出征集令，广征“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不到三天时间，这条微博已有一万多人转发，评论达4000余条。《人民日报》本身也整理了一些读者反感的官话套话，结果发现许多使用率、曝光率很高的官方用语都“中标”，被民众归为官话套话之列，如“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现场指挥”、“积极、及时、立即、确保”，竟都落网。

官话套话等官场不正之风的根源在于现有政治体制。一名官员要升迁，最重要的就是获得上级尤其是“一把手”的青睐。而要获得上级的青睐，除了要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更要懂得揣摩上级的需要并想方设法加以满足。就算做不到迎奉拍马，至少不能“胡言乱语”给上级添乱，给自己找麻烦，这是官场的基本规则。在这个规则作用下，官话套话要比真话实话安全得多，为什么不说？换句话说，在目前的体制下，不说这些套话不行。不说套话，体制内的会把你逐到体制外，体制外的会把你边缘化，当官的会扒下你的乌纱帽，老百姓的或许会送你到精神病院。以对河南政协常委赵克罗因不说套话说实话即将面临被逐出政协的遭遇为例，来说明目前的体制，只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而不会是别的什么出现。

赵克罗农村出身，1991年考上河南财经学院会计系。1995年毕业后，赵南下珠海打工。回到郑州后，他于1999年创办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并很快扩张为郑州乃至河南最大的会计机构之一。赵克罗积极投身于社会工作，以青年企业家身份加入了当地青联，并在后者的推选下于2004年成为郑州市政协常委。5年后，他以“社会新阶层”身份成为河南省最年轻的政协常委之一。如果套行政级别，省政协常委是个什么待遇不清楚，按照中国共产党的常委享受副职待遇，省政协主任是副省级，常委就是正厅级了。

年少得志，赵克罗在办公室里挂上两幅大字以自勉：“谨言慎行，戒急用忍”。他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老师史璞教授评价说，赵克罗向来熟悉体制内话语，为人老练，十年政协生涯中广结善缘，积累了不少人脉。一位熟悉赵克罗的人士则认为，担任省市政协常委的10年里，赵一直试图在体制内外寻求一种平衡：既获得体制内的认可，又获得体制外的赞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遇到的事件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发现这其实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第一次参与政协小组讨论时，赵克罗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刚开始时候，觉得是荣誉。”赵克罗回忆说，“2004年到郑州市政协当常委，有些委员说政府管我们吃、管我们住，那么我们就应该为政府说好话。”这种赤裸裸宣传“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的豢养理论确实让赵克罗吃惊不已。在他看来，“为政府说好话的媒体已经够多了，用不着我们再说了，我们就提一些建议、批评、民主监督吧”。于是每年政协大会，即使有省级领导在座，赵克罗也都在提意见，而且说得都很直白。赵克罗同时承认，“真话”大多有关民生民计，很少触及大的政策。这是因为在一次对新常委、委员的培训上，上课老师教导大家，如何提议案才恰到好处。比如提的议案要切合眼下实际、感觉政府能执行的提案，要求提得太高肯定不行。在事实上，即使按照这样的办法去做提案，最终获得圆满结果的还是“不多”。在赵克罗的提案经历中，2012年两会上的农民工廉租房提案“相对成功”——在走访省住建厅、市建委、规划局和农民工后，他提出要为农民工解决在城市的安身之处。尽管提案获得了上述部门的支持，成果仍然只体现在廉租房建设启动上，如何让农民工在其中获益却未立即见效。

外人看起来，在政协10年，赵克罗最大的收获或许是名声，每年两会，赵克罗总是出现在河南大小报章上头，成为记者们的“宠儿”。

2012年5月，他接到老家南阳市镇平县七里庄村支书的电话，得知在外副处级以上官员可以不平坟，觉得荒唐，就顺手发上微博，无意中启动了一场舆论风波。

微博发出后不久，赵克罗就接到了河南省有关部门的批评，有领导批示称，这给南阳乃至河南带来了负面影响。看到这么高级别领导的严厉批评，赵克罗“一下子慌了”，“睡不着觉”，当即删除微博、致歉，并很长时间再未发言。他想，还有半年就换届了。没想到12月份他得知，下届政协委员名单里已经把他踢出去了！而根据赵克罗获得的消息，早在2012年11月底，他原本已被提名为新一届政协委员。他所在的民革河南省委急了。据赵克罗说，每个民主党派的常委名额相对固定，“拿掉一个就少一个，参政议政过程中分量就小了”。领导们因此去找省委统战部沟通，但没有效果。

赵克罗本人更急，他通过私人关系去沟通，反馈来的信息是，按照惯例，审核新一届政协委员名单的务虚会已经开过了，他的名字在会上没通过。“上边说，这事没办法了，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的事重开次会。”2012年12月，赵克罗被迫接受出局的结果，愤怒之下，他在微博打破沉默，先后发出“忏悔书”、“遗书”，自称“不懂政治，太天真太幼稚，给领导添了乱”。这些行为再一次为舆论潮添柴加薪。知情人说，赵的“过激”行为无疑断送了最后的迂回空间。发完微博后的赵克罗，感觉成了“弃儿”。

关注此事的只有一份党报在12月27日的一篇社论。

这篇发表在封面的社论不点名地批评说：“动辄随意在网上发布不当言论，甚至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实在不足为训。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随性之所。”这就不是指责，而是恫吓了。

同情赵克罗的省政协同仁为他喊冤。“根据中央有关加强政协地位和作用的文件，地方党委一些重大事项出台时要跟人大、政协协商，平坟复耕的事涉及河南千家万户，显然是重大政策，我却从来没参加过这方面协商。”这位省政协委员批评说。

现在，巨大的压力正向这位年轻的企业家袭来。就连给朋友打电话时，他都会有意无意地开句玩笑，“我打给你，就是想看看你还敢不敢接我电话”。赵克罗还透露，朋友、同学中，确有部分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包括生意在内的一些私事上也遇到了麻烦，“原来说好的约定，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别人就取消了。压力很大”。现在，就连河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也接到通知，要求免去其常务理事之职。

关于河南省平坟事件的是是非非，从不久前《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就可以看得清楚。这项《决定》删除了《殡葬管理条例》中民政部门有权对拒不改正违法土葬、建造坟墓行为强制执行的条款。这也就意味着2013年起民政部门将无权强制平坟，由此证明此前河南省部分地区强制平坟的错误。

一个用行动用言语抵制了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的错误决策的体制内人士，却被活生生从体制内赶出去，由此人们可以想象到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批判彭德怀，1966年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等等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的结果，使得劣币一次次驱赶良币，使得官场上的现实就是：或者做劣币生存下去，或者做良币被驱赶出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官话里头的“高级形容词”越来越多——为了掩饰之前工作的不足，又不便于说谎，所以不停地加缀修饰语做障眼法：“高度重视”、“加快完善”、“全面深化”、“更加注重”、“切实履行”就用得越来越多，如果没有“高度”、“加快”、“全面”、“更加”、“切实”等前缀语，仅仅说“完善”、“深化”、“注重”、“履行”几乎就没分量了。人类一不实在说话，语言就贬值，我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就是官话套话！常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违心的假话、或者是故意说得跟没说一样的空话。每年从中央到地方的“两会（人大和政协年会）”是官话套话的集中爆发期。参加各级“两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主要由官员、老板和精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往往把自己在“两会”的发言作为表忠心的难得机会。大浪淘沙，可惜的是真金被淘汰，留下的人，除了战战兢兢想保住眼前的既得利益者来歌功颂德，就是不学无术的官二代富二代，搔首弄姿，无病呻吟。

中共18大后，新的领导人产生新的作风。从习近平视察深圳时不封路，没有长长的欢迎列队，不铺红地毯，到李克强、王岐山等提倡开会时不念稿子，都成为改变作风的版本。改变作风已经成了十八大后中国政治强劲吹动的新风。既然官话套话源自当今的政治体制，要真正做到让人讲真话，不讲套话，就必须从改革政治体制着手。不改变目前的政治体制，不找出普遍存在的说官话套话的原因，只是就事论事泛泛而谈，或许又是一种新的套话官话。

2013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