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上任之初，许多人对他充满期望，而他本人也是干尽十足，左手厉行节俭政策，要求官员不可铺张、不可举行无谓的欢迎仪式和讲空话，右手强力反贪，多名贪官纷纷中箭落马。就在前景一片光明，政治改革看似有望之际，中国人却发现言论自由的紧箍咒非但没有改善，情况还变得更糟。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的网站被无预警关闭、《南方周末》元旦献词遭广东宣传部长窜改、互联网上的审查高墙依旧坚不可摧以及监控摄像机遍布全国，或许意味着习近平不过是另一个对维稳痴迷的胡锦涛。

党没有改革意愿

新领导者通常与人民会有一段蜜月期，习近平也懂得利用这段时间为自己塑造良好形象，但谁都没料想到，近期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已使一般人对习的支持快速流失中。路透社报导，《炎黄春秋》是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杂志，由改革派的退休官员笔。2012年12月28日，该杂志发表文章呼吁政治改革和实行宪政，如此敏感话题遭不容任何异议的共产党所恶，于是，网站被当局以“未备案”为由短期关闭。

文章的开头写道：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弊端日益显露，社会不安定因素逐渐积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但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共识。古语云：谋定而后动。没有共识，何以定谋？所以，我们当今的政治改革“稳妥”有余，“积极”不足。其实，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这个共识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虽然现行宪法并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实处，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就会前进一大步。

自古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尽管《炎黄春秋》出自肺腑的希望中共推动政改，这些话听起来却可能十分刺耳。习近平上台以后，分析家试图从蛛丝马迹中研究改革的可能性，重要指标有：允许互联网上的表达自由、更大程度试点基层民主及释放关押中的政治异议人士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共产党还是以前那个共产党，无法容许杂音和信奉维稳高于一切，虽然习近平表现出比胡锦涛更柔软、更开放的态度，党看似没有走向政治改革的意愿。

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刘霞继续在这个“荒唐”国家中被软禁，当局面对藏人自焚，只会以诋毁达赖喇嘛回应，赋予公安部门不经司法程序逮捕平民的劳教制度稳若泰山，现在他们还将矛头对准越来越不听话的媒体。《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指出，新领导班底2012年11月接班后，随即面临日益大胆的政治改革声浪，当中有些人士通过开明的报纸散布思想，获得广泛回响。然而，许多迹象显示，高层已开始担忧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声音的影响力，他们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抑止如此现象，否则一旦蔓延全国，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产党内绝没有人想再见一次八九民运。

中共害怕宪政实行

其中一项事迹是《南方周末》的元旦献词遭广东宣传部长庹震窜改，此举引发编辑人员抗议。原版献辞由该报评论部编辑戴志勇撰写，标题为《中国梦，宪政梦》，但最终出现的却是由庹震代笔，题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梦想》的献辞。媒体被西方誉为独立於司法、立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权”，甚至有“无冕王”美名，正因为它是一种监督和制衡政府的力量，但官员介入报导，无疑是新闻自由的一大耻辱。许多微博使用者跳出来声援《南方周末》，还有海外网站如中国传媒计划（China Media Project）和中国数字时代（China Digital Times）等也均表示支持。

《经济学人》同样观察到炎黄春秋网被关闭的事件，将如此行为解读为当局“神经过敏”，无独有偶，《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都因提到宪政而惨遭毒手。综观中国历史，宪政的概念最早出现於光绪时期，清廷於义和拳乱後实施“庚子新政”，派遣大臣至各国考察，并于光绪三十三年下诏预备立宪。当时中国原本有机会转型成像英国和日本一样的君主立宪国家，但内阁之组成与权限牵动敏感汉满问题，最后立宪派大失所望，认为清朝以立宪当作藉口来集权与排汉，转而同情革命派。

国民政府成立后，曾有短暂的宪政时期，但一连串动荡和战争使宪政一直无法真正落实，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拥有自己的宪法，但在党国不分情况下，宪政仍遥遥无期。《经济学人》指出，比起1989年要求急速西式民主的诉求，现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以呼吁党尊重宪法规定作为推动政治变革的新战术。2012年11月16日，十八大结束后一天，《炎黄春秋》和约莫100名知识份子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共同讨论维护宪法之重要性，12月25日，由72名学者联署支持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便是其结果。

有趣的是，中共害怕宪法的原因，不正因为他们极不尊重具备最高效力的宪法吗？共产党随意侵犯人权、迫害宗教信仰、打压言论自由和长期执政等，都与宪法精神大大不符，“宪政”于是变成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经济学人》提到，改革派以宪法为本体呼吁政治改革的策略还有拉拢知识份子的企图，毕竟这不属于激进路线，中共有难以拒绝的理由。

2008年的《零八宪章》旨在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改善人权状况，并建议以“中华联邦共和国”解决两岸及各民族问题，敏感内容却让众多签署者遭到警察骚扰，刘晓波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仍监禁于不见天日牢狱中。但如今时空背景不同，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快速增长，让自由思潮得以四处传播，且与西方频繁交流后，越来越多人了解宪政的重要性，以“体制内”方式逼迫改革，如此情况下，习近平还能继续逃避吗？

新浪需要两面讨好

中共控制言论自由的地步很多时候令人匪夷所思，对中国人而言，审查几乎已成日常生活一部分，喧闹的社交媒体上，常见敏感性话题或意见被“和谐”，也就是被删除。但事实上，很大部分这些事情不是由政府来做，而是公司本身，“自我审查”如同中国人难以摆脱的脚镣。

记者大卫渥太（David Wertime）于博客“茶叶之国”（Tea Leaf Nation）发表的文章以新浪公司为例，指出新浪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微博平台，但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中，它像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小草。一方面，新浪是以营利为目的，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民营公司，它必须确保目前已有4亿的微博使用者持续成长来获利；但另一方面，新浪也得行使自我审查，把敏感帖子降到最低，尽量不得罪政府，否则，因大胆言论而遭封闭的网站比比皆是，新浪可不想冒任何风险。于是，它既要讨好网民，也要讨好政府，便陷入左右为难。

近期当局决定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推出实名制度，被视为紧缩网上发言的新政策，而渥太引用非官方统计指出，至少有1000新浪员工从事微博上的“内容管理”，意即审查。

吃这行饭的人被网民戏称为“小秘书”，他们是中共大老板的分身，协助过滤和屏蔽信息，但是，这些人是否有正义感和勇气辞去目前工作呢？@假装在纽约在微博上写道：“我不同意为小秘书辩护的人说他们只是混口饭吃。北京公司这么多，我不相信任何一个人离开新浪就找不到工作。一个人总该有点自己的坚守，谷歌能够为了自己的原则放弃巨大的中国市场，相比之下，小秘书辞职找新工作要付出的代价简直不值一提。如果有小秘书愿意主动离职，我每个月付你5000直到你找到新工作”，这篇博文吸引超过300则转发和评论。

但中国网民显然倾向同情小秘书，这些回应中，有人说：“愤青的逻辑成问题，谷歌对应的应该是新浪，针对小员工有什么用？”，也有人说：“小秘书也只是个打工的，删不删还不是上面说了算”，还有人指出，小秘书有妻小要养，有家庭要维持，即使辞去一个小秘书，千千万万个小秘书立马能递补上来。

小秘书引起的热议，说明中国人有多讨厌审查，渥太指出，有不少网民对防火长城之父方滨兴恨之入骨，只到逮到机会，就想对他鸡蛋和鞋子。而针对闹得沸沸扬扬的《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事件，渥太也认为，这次审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如果当局连落实宪法的意见都无法容纳，赶尽杀绝，很难想像往么会出现什么大胆的改革举措。

自我审查之根深蒂固，或许问题正出自系统。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选择“莫言”当作笔名，因为他知道有些话不能说，同时认为审查制度如机场安检，有必要实施，因此，在中国多年洗脑教育下，很多人已不能分辨是与非，黑与白，@一叶飘飘烟雨中说：“不能怪他们，混口饭吃确实很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被奴化了，没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人准则，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所幸，中国80后的年轻人在网络世代成长，他们懂得不轻易相信官方说法，也明白外面世界的普世价值。

“天朝”无所不用其极“河蟹”

这群年轻人同是极具创意的一群，诚如《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所叙，社交媒体之崛起提供中国人新的自我表达和沟通方式，但可惜他们无法自由自在地说话，处于大量审查的环境中，网民必须运用语言编码和比喻来规避删帖，尤其是嘲笑、批判和揭露共产党方面。也因如此，中国互联网上流传众多的活泼语言形成一种新潮的次文化。

举例来说，“政府”是敏感字词，因此网民以“天朝”取代之。天朝的使用有两种含意，一者调侃自大又落后的共产党，二者表示中国还谈不上现代国家，所以，这个过去带有辉煌历史的字眼，在网民眼中变成了贬义词；此外，宣传部也有新名字：真理部，概念源自乔治欧威尔的政治讽刺小说《一九八四》，小说中真理部根据现实和宣传需要，负责改写历史文献、报纸和文字着作，看起来就跟宣传部的工作类似。

另一个热门的用语是“河蟹”，取和谐谐音。和谐是胡锦涛执政期间最重视的观念，他曾多次提及和谐社会之重要性，但共产党对和谐的定义是“没有其他意见”，所有人遵循政府命令不得违背，因此，为了和谐，政治异议人士应严密监视，西藏和新疆应严格控管。河蟹同是一个贬义词，螃蟹大摇大摆、横行霸道的形象，不正如同中国政府？河蟹也可以当作动词，当网民的帖子被删，或哪个网站又遭关闭时，他们就会说：“被河蟹了”，换句话说，河蟹是让人民沉默的手段之一。

“天朝”无所不用其极“河蟹”的前提下，网民只能自嘲为卑躬屈膝的“屁民”。2008年，深圳海事局书记林嘉祥涉嫌猥亵11岁女童，以“你们算个屁”的语言攻击现场围观民众，自此“屁民”一词迅速窜红，取代草民成为老百姓的代名词，中国屁民常得遭受政府压迫，没有投票权，只好彼此同情。另一方面，屁民也被当作“贵国”的相对词，很多中国人已不把中国视为本国，而称呼贵国，共产党为“贵党”，这皆是带有苦涩无奈的讽刺用语，国家不属于人民，而是属于专制又蛮横的中共统治者。

最后一个《华尔街日报》观察的用字是“被”，被的含意是身不由己和被动，立即被网民发挥尖刻讥讽的用途。例如“被幸福”於中文文法上并不通顺，但从毛泽东政府以降，中共一再告诉人民党为大家“谋幸福”，无可奈何底下，屁民只好被幸福。而十八大来自全国各地2000多位的代表，他们真正代表人民吗？或只是人民“被代表”呢？

监控摄像机无所不在

中国一般人除了言论自由受限外，他们也会发现，生活处处有人监视着。西方有一种“圆形监狱”（Panopticon）理论，在这种监狱里，建筑物呈现圆形状，监视塔立于建筑物的圆心位置，牢房则设于圆周边缘上。监视人员能从四面八方观察罪犯于牢房中的一举一动，但被监视者无法得知此时此刻是否受到监视，于是他们开始想像监视持续不断，逐渐内化恐惧和不安，形成约束自己的力量来源。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圆形监狱活生生地上演于现代社会，位居权力中心者，以监控手段渗透和侵入社会各层面，依此来看，今日中国就是一座超大型圆形监狱。

《今日美国》（USA Today）报导，当异议人士胡佳发现他的后车轮破了时，他可能会稍微为此感到欣慰，因为有高达8个监控摄像机镜头对准其公寓，可以很快找到凶手，“太好了，没有人像我这样有优势”，胡佳自我解嘲地说：“而且我也知道，这些监控摄像机是看管一个叫胡佳的人。”

中国监控设备正蓬勃发展，独裁的共产党每年耗费巨额于维稳开支上，甚至超越国防费用。《今日美国》引用公安部数据指出：第一，中国目前有2000万至3000万支监控摄像机，其中1300万支架设于2011年，且数量持续增加中，估计5年内将成长20%；第二，北京有80万支监控摄像机（一半供政府使用），远超过伦敦，伦敦是西方拥有最多监控摄像机的城市；第三，自2009年至2011年，中国政府共花费160亿美金建立全国视频监控网络。

当局以提高公众安全、打击犯罪和交通管理为由急速扩张监控摄像机的涵盖区域，说明“维稳”是共产党统治者最痴迷之事，人权组织则认为，政府越来越仰赖摄像机监视和恐吓异议人士，同时藉此管理中国两个最动荡的民族──西南方的藏人和西北方的维吾尔人，因此，胡佳告诉《今日美国》，这些摄像机绝非为了公共安全，而是为了共产党本身安全。除此之外，中国监控技术日益成熟，目前正专注于生物辨识研究。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研究员阿莲（Maya Wang）指出，中国异议人士经常得面临多台摄像机威胁，最有名的例子是盲人律师陈光诚，他于2012年4月逃脱监视，进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尽管官方不会说明政治监控的程度，但阿莲认为，当局正在扩大范围，除知名异议人士外，他们也将矛头对准一般社会运动家和基层请愿者，“公安如何运用摄像机还不清楚，但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恐吓手段”，阿莲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表示：“让异议人士感觉没有隐私，从而造成心理压力，随时随地注意自己行为。” 现在就判断习近平不会在2013年改革未免过於武断，但种种迹象证明，中共对不同言论的气度依然狭小，仍是处心积虑控制人民，如果情况不能有所改变，中国人将越来越不快乐，其执政基础也就越来越脆弱。（《外参》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