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奉行一种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意图就是将其邻国纳入自己的羽翼。但实际上中国与几乎每一个重要的地区合作伙伴都存在领土争端，如今，中国政府只剩下两个盟友——巴基斯坦和朝鲜。这两个国家都处于一团糟的状态。
与日本的争端是中国最严重的地区争端。而对中国的态度感到紧张不安的日本民众，刚刚以压倒性多数票选出了一届右翼的政府。一年前要是有人说中日之间可能爆发战争，这个人肯定会被当成疯子。但如今，西方外交家、甚至中国政府的一些资深顾问都担心，如果中国船只或飞机在东中国海争议岛屿附近与日本船只发生冲突，战争可能一触即发。
在中国官员和普通民众当中，战争之说流传颇广。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一场“有限的战争”对中国政府有利无害。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这样一场战争显示其决心，并巩固国内对新一届政府的支持。这种观点目前还不是主流。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美国是一只“纸老虎”，其在中东的行动以及金融危机都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他们断言，如果中国能够从日本手中迅速地夺走几个无人居住的岛屿，美国政府不会干涉。另外一些头脑比较冷静的中国战略家对这种观点嗤之以鼻。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会被迫向亚洲地区的盟友们表明姿态，以示美国有意愿、也有能力为这些国家出头。
就目前而言，关于战争的言论仍只是一些将军年轻人的空谈。这些年轻人从小接受民族主义教育和毋忘国耻思想的熏陶。20年爱国主义教育的成果，从中国对邻国外交政策立场的迅速转变中可以看出。
在目前中国与多个邻国间的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令人不解的问题之一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从最高领导层到草根老百姓如何看自己，这两者之间是互不联系的，甚至截然不同的。
在世界其它国家眼中，中国是一个强大到令人害怕的国家，它时常会欺负弱小国家；但在许许多多中国人的心中，他们认为中国仍然非常贫困、弱小、并遭人欺侮，所以不可能欺负其它国家。中国人年轻人受的教育是，他们的祖国永远热爱和平，没有扩张的野心，但纵观中国的历史，就在并非很久前的1979年，中国和越南就因为边界纠纷爆发战争。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在推行把周边国家纳入它自己的轨道的政策，事实上除了朝鲜和巴基斯坦之外，几乎所有该地区的重要国家都与中国有领土争端。
与中国领土争端最激烈的是二战期间侵占中国的日本，尤其在2012年9月日本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两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导致日本大选中，强硬派获得压倒性胜利，也使得过去不可想象的中日局部冲突具有可能。
也有少数人认为中日间不会发生武装冲突，因为美国被中东局势拖累，国内经济仍然处于危机状态，现在只是个“纸老虎”，所以如果中国从日本手中夺取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华盛顿不会出手干涉。
别国无法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也无法改变中国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但至少，外国领导人必须了解中国领导人的心态。1989年事件以及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让中国最高领导人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加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教育，因此发起一场延续至今的新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金融时报》文章的作者说，有选择的讲述历史，强调外国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时的凶狠残忍，对中国统治者的错误缺点避而不谈，是为了用遭受西方侵略的历史，来培养年轻人的民族主义精神。这一轮新的思想教育运动，用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运动，替代了以前共产党进行的阶级斗争为主的思想教育运动。
一个人能够毫无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是一种莫大的福气，有如此福气的人其实不多。“障碍”是心理障碍，毫无障碍的爱是指爱得理直气壮，阳光单纯，无需拐弯曲折、不用克服种种否定的意见、不必抹杀铁一般的事实存在甚至野蛮地毫无理由地仅仅是一种出于血缘感恩的爱。如果你爱得毫无障碍，那么你的祖国一定是一个福地，健康，充满阳光；公道，给任何人热爱她的美好自由。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上遭遇着无法解决的巨大心理障碍难题，究其实，它始终是因为我们的祖国和民族未能完成一个现代性文明的转化。环顾全球，基本上存在着两种爱国感情的类型：无障碍的朴素理性之爱，与带着痛苦的心理障碍艰难的热爱。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我们很容易发现：无须宣传、无须灌输，人们身上自发的就广泛具有这样的爱国热忱。反之，没有公民地位和个人尊严的国家，最喜欢奢谈爱国主义而它的国民对祖国的爱充满纠结堵塞！
2013年新年《南方周末》事件余音未了，又有事件接踵而来。先是1月12日，自由作家李承鹏在成都签名售书，被勒令不准在现场发声，于是只好“默签”，连介绍嘉宾、说一声“你好”和道谢都被禁止。然后1月13日，在北京李继续签名售书。售书当中竟然发生李承鹏被“爱国者”暴打和“行刺”的事件：李承鹏正在埋头签名时，一个中年高个男人突然冲上签名处挥手打了他太阳穴一拳，并怒骂汉奸云云。在稍后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步步靠近李承鹏的网民胡杨林从红色环保袋里掏出红色纸张包装的刀具，但被事先认出他的网民和保安拦住，李承鹏高喊：放开他，别拦。抱住他的网民松开了手，一把刀子朝李承鹏飞了过去。
应客观冷静地指出：网民胡杨林并非什么暴徒，也没有想行刺李承鹏的企图，还有那位动手打李承鹏的男人，他们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只是与李承鹏对国家现状批评的意见严重对立，因此出此愤激行为。关于“刀子”问题，已经去到了意气用事之争且纯粹被政府愚弄的地步：在党的大会期间购买刀具要身份证实名制资格，这是某些地方或者京都的管治方式，很荒唐的政治手段，但是否全国如此，是否曾经实施而且已经变化，在打人者和胡杨林等爱国者看来，都不愿意从常识来推理和追究真相，只要他们能够找出一处不用实名制就可以买到刀具的例子，就已经把李承鹏看作是诬蔑国家的“动乱分子”。当然，一向以来李承鹏对国家方方面面的严厉正直批判，是被胡杨林等爱国者看作是大逆不道的。
由此可见，爱国，在中国，确是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难题。
为了“别人批评祖国你因此和他打架”，这是一个衡量你心中是否有障碍感的标志，就好像阿Q会为了旁人故意撩逗说“光！”“咴，又亮了！”而和人打架一样，只要你心中有耿耿于怀的自卑感和黑暗面需要加以遮掩的话，凡是别人指出这些有关的事实，你就会老羞成怒怒火街头，如同被针挑动伤口用镊子揭开伤疤，打架基本上就是顺理成章不可抑制的“野蛮自卫行为”。
先说说常识：“祖国有病”是较为常见的情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会完全没有问题的，因此批评自己的国家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正当行为，祖国不是神圣的，有病的祖国必须接受严厉的批判、促使其深刻反思，正如人有病接受医生治疗甚至动手术一样，是不容许质疑的合法权利。
政府既代表祖国，政府却不是祖国，政府必须受到严厉、恳切、直率的监督、批评和权力限制。但是，如果你不敢直面它的问题，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丑陋事实，而且当他人指出它的黑暗时，你暴跳如雷，撸袖子瞪眼睛呲牙齿和人打架，说明你事实上是感到了自己的祖国是一个有病的国度，你心中有一种尊严的丧失感，可是你还处在童年心智阶段，因为你不会冷静理智地分辨：是不是事实？是对方的无中生有之诬蔑，还是客观事实？你不管三七二十一，纯粹为了捍卫内心的自尊心；也因为你把自己代表了祖国，这也是一种非理性的心理障碍，你就是你，祖国就是祖国，你没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你需要通过暴力来转移关于祖国的失败感，你感到了被侮辱而不知道究竟是谁侮辱了你，因为你先入之见地认定了一个荒诞的结论：祖国是神圣的，祖国有恩于你所以它绝对不能够受到批评，谁批评谁就是敌人，你也不敢和不愿意承认事实上是祖国侮辱了你，而愤怒地转嫁你的被侮辱感、危机感到批评者的身上。——这就叫有心理障碍的爱情。
与上述事件相类似的是另一个发生在海外的情境：这是一位居旧金山的美籍华裔律师的亲身经历。几年前的某日，他与几位朋友在一中餐馆吃饭，议论起中国的时局，不免批评政府的腐败与官员的无耻。一位在该餐馆打工的中国女留学生认为这是侮辱了中国与华人，于是与他们争吵起来。争吵不断升级，那位女留学生不但屡用国骂加上“卖国贼”，还反复说：“我搞死你们这帮卖国贼”，“有胆留下地址，哪天黑了你，让你死都不知自己怎么死的”，“要是在国内，我早让你们死了好几遍”。这位律师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用手机录了下来，并打电话召警。警察来了后，那位女学生还在叉腰叫骂，老板劝架无用，女学生说“哪怕不干这份活也要为中国人讨个公道”。警察听当事者细述原委，并向在场的老板询问那些有关“死亡威胁”的话英译是否属实？老板不敢撒谎，只得证明属实（在美国伪证罪也很严重）。警察于是将这位女留学生带走，事后经法庭认定确实系向对方“发出死亡威胁”，于是遣返。
这位中国女留学生的外在行为模式和心理状态显出了一种极其强烈的自相矛盾而浑然不觉，正如当年那位北大著名的女生之表现一样，当面质问美国总统极力贬低美国价值观而盛赞自己的伟大祖国，却谁都不知道她早就在办往美国的签证，质问完总统以后一转身立即就奔赴美国“深造”去了，不久还移民，并嫁给一个美国人（据说后来又离婚了）。她的整个行为与灵魂丝毫不会觉得混乱冲突价值系统调适得那么舒服自然，不愧是典型的中国人。
这件事后来让反美斗士司马南先生给我们直接的解释清楚了：反美是工作，到美国过春节探访亲人是私人家事。当然，政府官员就是我们子民的榜样，大家都是毛的好学生，《矛盾论》的思想方法已经活学活用深入到灵魂骨髓。中国有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118万危险官员潜伏大陆,省均近4万裸官，每个市县摊到50多人。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解释比较合理：我们的爱国人士大规模移民西方甚至转移财产到那里，只是为了做卧底，将来有一天，全世界都是中国人的天下，21世纪的“黄色人种伟业”很快就可以实现！只是那位女留学生如此粗暴疯狂，作风也很具国人性格本色，因为强大了的“中国人不高兴”！
丁学良先生在谈到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时说过一段著名的判断：“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 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 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 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大约我们一贯正确的教育制度从来没有训练过国人这样的品格和能力：根据完整的事实、经验和常识去判断复杂的现实，然后我们才能做出自己的结论。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这样的逻辑基础上的。我们首先要面对真实和忠于事实，理性的结论应该在盲目的感情之上。至少，我们的行为和观念应当是统一平衡的，否则我们就是为了极端的自私利益而放弃自己的信仰。——可惜上述价值观从来没有在中国人的可接受信息范围出现过。意识形态的观念教育只是给出一种固定的结论：绝对地去爱国爱民族，同时爱政府，谁人批评政府、祖国和民族就是汉奸卖国贼。这样的观念从幼儿园教育就深刻地打入脑际。在他们看来，爱国是一种纯粹无条件的情感，就像家里的亲人，无论他是否爱你，你都必须孝顺。中国人唯一最忠诚的就是自己的祖先和家庭，除了亲人，他人即是地狱。所以即使亲人是事实上的罪恶者，你也不能批评。——我理解那位女留学生暴跳如雷的愤怒爱国情感，因为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作为盛大的血缘基因在支撑着她的感觉。
再看看另一个事实：2012年7月5日晚，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邀请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到校演讲，演讲的题目是“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教授的讲座基本没有涉及理论，也没有对“文革”发生的原因、文革的性质等“大问题”进行探讨，而只是通过大量的事实、资料、数据、图片等向大家展示了“文革”期间发生学生打老师的事实（最严重的时候仅在20多天就打死1700多人）。但是意想不到的是，讲座一进入互动阶段，第一个学生的发言就使人大吃一惊。这个同学指责王友琴的讲座遵循“还原主义逻辑”，是所谓“事实还原主义”（比如把“文革”还原为打老师这样的事实），而列举事实在他看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研究”，不是“科学”。历史研究应该追求“总体性”，把握“必然性”。言下之意大概是“文革”中打死老师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卑微而无意义，可以忽略不计；有意义的是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性”中把握“文革”的意义，理解“文革”的必然性。
看了上述故事，只能说中国的残酷愚昧教育是非常成功的，成功到让人匪夷所思，那么成功地删除了一个人的善良本性、人道本心和人性感觉，删除了实事求是、所有目的都必须经得起理性和人类普遍价值观念的检验、人类首先要善良才能够去追求宏大事业和成功这些最基本的公共知性常识、理性逻辑。冷血！完全没有灵魂！——在那样的背景下，居然还可以毫不动容地用科学研究、历史意义和总体性之类的工具理性去抹杀和指责残酷的事实，践踏人类最低的底线！这些党国的“原子”爱国爱得那样“毫无障碍”，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良心和常识都没有了，祖国就是建立在他们这些人如此灵魂的沙滩之上。
那位女留学生、指责揭露文革杀人事实的大学生以及网民胡杨林还有许许多多的盲目爱国者们，潜意识里都有一种从小习得的“祖国高于一切” 的愚蠢观念和“捍卫祖国”的神圣意志，一事当前，不管事实如何，只要认定祖国受到伤害，就义无反顾地捍卫它，没有任何真理和正义的前提，祖国之上无人类普世价值！这里用得着福柯的社会理论来解释：福柯分析了与权力机制有关的身体，他尤其关注现代性环境中的惩戒性权力的突现。身体变成权力的焦点，而这种权力，它臣服于自我控制的内在惩戒。惩戒机制产生“驯服的身体”。具体解释是——“捍卫祖国”这种行动以至身体化的反应，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制的内化塑造了一个完全盲目的灵魂，就好象自家利益一样，自我和祖国完全纳入一个不讲理的范畴，即使没有任何道理，它们都是要捍卫的，只要觉得它们受到威胁了、受伤害了，就义无反顾地捍卫之。这种意识已经固化为一种动作性的暴力反应（包括语言暴力），韩德强身份尊为教授，一言不合，举手就抽一个70多岁的老者，在他的意识里，他的神圣偶像受到了威胁，以致暴力反应迅疾输出，他理直气壮：我是捍卫神圣的祖国！暴力行为先于理性，情感反应附着于捍卫暴力——所以他们面对事实、真理心中没有任何障碍。他们会极度愤怒地咒骂你：“你他妈还是人吗，连祖国也要丑化！”是不是事实已经不重要，感情重要。他们甚至可以明目张胆地宣言：再丑陋也是你妈！
忽然之间明白：民族主义者或者自由派，都属于耿耿于怀的“爱国心理障碍者”。前者容不得别人给祖国脸上“抹黑”，即使祖国的确是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家丑也不得外扬；后者容不得祖国有病，无论这病是轻是重。前者被讳疾忌医的心理障碍着，后者被理想主义的理想障碍着。讳疾忌医的爱国者习惯了不想祖国变得那么理想，宁愿让妈妈像妓女一样的活着，又宁愿自己永远被坏当家强奸，所以他们看到别人批评祖国时就有心理障碍，看到坏当家的嘴脸时就不会有心理障碍。前者是爱到极致放弃原则直至脑残，后者是因为爱导致恨，这是一种两极相通的原理。因为“热爱”的方式背道而驰泾渭分明，两者吵得绝不通融不惜大动肝火大打出手，都是心理障碍惹的祸。——只有代表着祖国的坏当家从来就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地左右逢源，“南周事件”冲突中两派发生了肢体接触，可是外交发言人却可以从从容容地宣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
其实，他们从来不热爱祖国，只热爱手中的权力。“热爱祖国”，只是输出权力机制教育的一种利器。当年毛泽东可以完全罔顾躺在战争废墟之上的祖国、伤痕累累的人民之艰难困苦，而大手一挥让祖国陷入朝鲜战争的火海，出师有名的口号竟然就是“保家卫国”！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愿意参与这场对祖国毫无意义的国际战争，然而却被毛周最后绑架上了战车，于是今日有障碍的爱国者就以“三八线”作为一个胜利者的虚荣胶贴来掩盖祖国的伤口。毛还可以残酷地让几千万饿鬼充当自己浪漫主义理想国的白老鼠，还当作向国际友人大方输诚送礼的牺牲品，然后轻轻松松地伸出手指头说：这仅仅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毛还要私下里对胡志明传授秘诀：“皇帝是不可以下罪己诏的，下罪己诏要下台的！”他老人家热爱不热爱祖国，就此一览无遗。毛还可以一而再地感谢日本人，因为您们的侵略，我党才可以夺得了江山，所以您们的战争赔偿可以全免！于是日本人乐呵呵地从此称呼毛是世界的伟大领袖，……。
祖国如果不爱你，你完全可以不爱它，热爱是双向互为的。国家之上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宁愿使用“国家”这个概念而不采用“祖国”这个概念，宁愿信奉“宪政爱国主义”而放弃“血缘种族传统文化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轻率、护短、仇外排外，极易被政治野心家及其文化附庸诱向一个危险原则：爱国就是忠于国家政权。这一原则把人民的权利典押给政权，使爱国主义蜕化为对现实的奴颜婢膝，因而成为使强权永久化的工具。此外，民族主义是依恋故土和本民族的朴素情感无限夸张和过度膨胀的产物，它具有团体自恋倾向和夸大自己的民族、国家的历 史、文化特殊性的倾向。团体自恋使民族主义与批评性的自我分析不相容，而批评性的自我分析却是一个民族在失误中得以走出迷误的自我矫正力量，从而也是防止灾难的基本条件。至于夸大特殊性的倾向被政客强化，便有了置特殊性于普遍性之上，藉此拒斥公理的特点。
无论怎样说，既然民族主义者是以人民和平等为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观的，那么对于祖国就应该带着没有障碍的心态，允许“第二种忠诚”即批判性的爱国主义存在，批判权力当局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
被权力机制赋予你的内化的捍卫祖国之意识该休矣！
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被愚昧和被剥夺的、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和心态环境全面严重污染的祖国”的真相，如果你冷静运用知性确认了这些事实之后，你还能毫无障碍地热爱你的祖国，我会对你表示最大的敬意。——我相信，假如我们通过良性机制消除和抑制了国家的黑暗丑陋，那么我们将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热爱自己的祖国。
托克维尔曾把爱国主义区分为本能的和富有理智的两种。本能的爱国主义把国家人格化，视君主为国家化身。这是一种轻率的激情，风行于旧秩序尚未受到怀疑之时。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来自真正的理解，在法律帮助下成长，随着权利的运用而发展，它坚定而持久。通过对富有理智的爱国主义所作的界说，托克维尔从国家与人民切身利益的关系上揭示了持久爱国心的真实源泉。
今天，从那些以尊重每个个体生命的价值，保护每个公民的自由、幸福和安全为立国原则的国度，从那些到处都能使人感到有祖国存在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样的理性爱国主义和宪政爱国主义，才是值得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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