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次人大正逢政府换届，所以今年两会声势更加夺人——官方的说法是“这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那么两会又真的算不算得上平民百姓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这得从两会的历史说起。
先看政协所谓政协，全称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又称“新政协”——之所以“新”，是要别于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重庆谈判，决定为组诸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同年11月，因为国共内战打响，国民党就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于是中共宣布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解体。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国外华侨积极响应，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因为新政协在解放战争中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斗争，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所以毛泽东在当时对民主党派屡有颂词并在1948年3月20日公开讲“应当对他们（指民主党派）采取团结的政策”，等到“共产党胜、国民党败的形势业以完全判明以后，邀请他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1月30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斯时，因为政协在解放战争中对中共的功劳，加之政权刚刚建立，还需政协来挂“民主建国”的招牌，所以毛泽东给了政协极高的地位和实权，让其取代了后来全国人大的作用——不仅制定了相当于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另外，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可以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
然而，在内心深处，毛泽东对以民主党派为主体的政协并不感冒——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稿中就提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之后，要象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在国家政权取得完全稳定后，毛泽东就抛弃了“长期共存”与“民主建国”的幌子，开始将矛头指向政协。这首先体现在１９５７年的所谓“反右斗争”。此次运动首选的打击对象是民主党派。反右中，民主党派先是被视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然后又被重新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置于被改造的地位。到了“文革”时期，政协就更是成为已陈之“刍狗”。1966年“十六条”公布后第十天，得到毛泽东支持的红卫兵运动如狂飙骤起，终于将打击的矛头公开指向了各民主党派。8月23日夜到24日晨，一些北京红卫兵发出致各民主党派的《最后通牒》，限令各民主党派在72小时之内自行解散并登报声明。从8月25日起，北京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纷纷贴出“通告”，以大体相同的语言表示“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自即日起停止办公，报请党中央处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并没有对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这一重大行动明确表态。全国政协停止活动直到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1978年后，政协恢复工作，从此定位为各民主党派的议政平台，基本作用是统一战线的载体和国家咨询机构，不具决策性质。
再看全国人大。全国人大的诞生可以说是因为要用其来取代政协，因而从１９５３年下半年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所谓“普选”后，就由下而上逐级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到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它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系统地建立起来了。一届人大最大的动作就是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代替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自此，原来政协的主要作用就被人大所取代。而所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在取代政协后，似乎也陷入了鸟尽弓藏的境地。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反右斗争起，民主集中制遭到损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不正常的情况，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也难以开展。表现在，人大和人大常委会会议不能按时召开，如二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推迟了三次，与第二次会议间隔了２３个月。宪法规定的一些职权的行使受到影响，如年度计划、预算等在大跃进时期一再变化，拿不出来东西来交人大审议。立法工作也基本停顿下来，监督工作更是流于形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张苏回忆那时情况说，三年困难时期，人大开会要审议经济计划，国务院拿不出来。那时也没有法律需要立，确实无事可议。１９６２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人大工作也没有恢复到１９５７年前的水平。而进入1966年的文革后，人大也跟它取代的政协一样，成为已陈之“刍狗”：“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停止了人大的活动。１９６６年７月７日，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三次会议，这也是本届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康生到会上宣布说，一个轰轰烈烈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这是全国性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全面的大民主运动。在革命运动中，少开一次会（指人代会）或迟开一次会，是可以的，允许的。于是没有经过讨论，就通过决定：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改期召开，具体日期另行决定。这样，在长达八年零六个月的时间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直到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级人大才恢复活动。全国人大所以不能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关键在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一仆不能伺侯二主——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怎么又可能建立人大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呢？也因此，人大代表的产生机制不具备代表性。在党权至上的政治理念下，必然产生体现党权的各级人大形成机制。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作为民权至上的象征，最根本的保证，就是直接民选，也就是普选。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中，都规定普选，但又没有一个实行普选。因为实行普选就必然弱化党权官权对人大的有效控制。于是，由当权者圈定人大代表候选人，交民众投票的中国式人大代表产生方式，就成为有效的选择。这点，我们可以从人大代表的身份构成上看出——本次人大，最基层人数最多的工人、农民代表401名，占代表总数13.42%，而党政领导干部代表则1042名，占了34.88%，而人大代表作为法定民意代言人，作为民众监督政府工作的实行者，作为人大的组成分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得有政府官员身份。这是现代代议制国家民意代表资格的基本准则。这是因为，非如此，不能保证代表的民间身份，不能确保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有效监督。这些人的职业、生活和活动圈子，基本与广大民众没有关系。要这样的代表去监督政府，为民众代言，无异于缘木求鱼。于是，在党权至上、坚持党的绝对领导的旗号下，采取当权者圈定代表候选人、供民众选举的选举方式，再加上安排大量党政官员及社会精英做代表，再来个代表业余化和兼职化，最后再来个由党的一把手兼人人大一把手，一个中国特色的人代会制度就建立起来了。这样的人大，能解决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么？据说，我们今年的两会有两个作用：一个是选举国家、政府新一届领导人（这主要是人大的事，政协无与焉）；其次是代表们建言献策，将从人民中得来的信息和要求进行收集及整理，传达给党中央——所谓“共商国事是”也（这倒是政协和人大都可以干的事儿）。然而，就前者而言，中共十八大后，那些国家和政府领导人是谁谁，中国人就都心知肚明了。又何待几千名代表在数月之后，风尘仆仆赶到北京来“选”乎？本来就尘埃落定的事儿，再从头有模有样地做一遍，是不是有点做戏？至于代表向这样献言献策，则现在通讯如此发达，互联网无所不至，大可在平时随时进献，何必要挨到每年三月集中在一起热热闹闹？这种做法既不环保，又不绿色，还很难说有效。
要之，一次会议是不是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取决于两个要件：一是参会者有没有代表性，是不是真正代表了选民利益并且敢直言；二是这次会议是不是真的能决定关系老百姓利益的大事，选举出并事后监督国家政府领导人。没有这两个要件，则会议开得再轰轰烈烈都难说是老百姓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事情党的代表大会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很完善了，两会大可不必再声势浩大地锦上添花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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