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如何形成合力？

从2008年的汶川地震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再到现在的雅安地震，我见证了民间赈灾力量的壮大，但始终无法与政府主导的救助力量成为合力。

在玉树的救灾前期，最不知疲倦投入救灾的，恐怕是僧人。

玉树公安局某藏族处长告诉我，喇嘛在救灾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光阿坝某寺就来了1千多个喇嘛，不住帐篷，晚上睡车里，白天扛锹去几十公里外的牧区救人，那些地方救灾前期部队根本顾不上。

玉树地震后，最多的时候有4万僧人参与救援。当地人认为僧侣在救援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僧侣的存在，无论是对生者的安慰，还是对死者的超度，都能给灾民起到抚慰的作用。

僧侣救灾和政府救灾最好的形式就是互补。但很难。政府救灾程序严格，着重户籍人口，分发物资钱物都要登记；而寺院救灾大多开车沿途分发，见人就给，不分外地、本地，发物资，或者三五百的钱款，也不用登记，解决了一些边缘灾民的困难。

理想的状态是，民间志愿者编入救灾序列，自发捐助的物资交由政府部门统一分配；

现实的状态是，志愿者各自为战奔向灾区，他们想绕过民政与红会机构，将自己凑集的救灾物资直接发放到灾民手里。

因为担心被克扣，大量民间人士和车辆涌入灾区脆弱的运输线。

4月21日晚上，我在宝兴县体育场的地震棚里，亲耳听到宝兴县委书记说，“我们不再是孤岛”，雅安到宝兴的道路已经全线通车。

4月22日下午，我搭乘一辆民间救援车辆从宝兴离开到芦山。

个人认为，这条路远不到正常通车的标准，至少十余处塌方点山体无加固，路面无硬化措施，仅用挖掘机清出单车道，通过时车顶时有落石敲击。这一路段的地质损害甚至远超汶川地震时绵阳到北川路段。

行人、摩托车、工程车、社会车辆走走停停，没有明确的规矩和标准。我混迹在救援者、灾民中，麻木地相信有大难不死的侥幸。

一度成为“孤岛”的宝兴县，实地采访才知道，这里跟震区的其他地方受灾相仿，并没有外界传闻的那样有特别惨烈的灾情。

我和摄影记者刘浚是4月21日下午进入宝兴县的。那时宝兴方向的陆路还未通车，我们搭乘成都军区陆航旅的直升机进入，这也一度在网上引起了争议：为了所谓及时报道，记者是否应该占用救援通道？

我们是在芦山中学足球场的临时停机坪上，偶遇成都军区陆航旅藏族飞行员多么秀的。

51岁的多么秀，已有36军龄，特级飞行员，参加过汶川的救援。截至到4月21日下午3时，他说自己已经飞了五架次。多么秀正在等人：“一会儿将空运首批国家救援队队员进宝兴县”。

这次蹭军机进入“孤岛”采访，与所谓记者的“特权”无关。后来听说国家救援队“徒步”进入宝兴，倒有些诧异。

参加过汶川救援的多么秀告诉我，这次芦山地震，跟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语。

“汶川地震时，我们飞行的密度大得多，难度也远超过这次，”多么秀说，“进入宝兴之后，才知道这里不是像外界猜测的那样损失惨重，房屋的损害情况还没有芦山县严重，大概是前期通讯和陆路交通中断，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宝兴的机降条件也不错，在青衣江畔的公路很宽敞，是一个理想的着陆点。”

5年前，汶川地震时灾情超乎想象，救援官兵还有志愿者都有干不完的活儿，几乎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凝重甚至绝望的。

这次不一样。尽管灾区里同样到处都能看到救援官兵的身影，但明显从容得多。

在宝兴县城的灾民安置点里，志愿者们支起了几口大锅，为官兵做饭。饭菜很丰盛。比如4月22日的午餐就有肉末红焖茄子、青椒肉丝、酸笋回锅肉等“硬菜”，晚餐还有香喷喷的四川腊肉。

“这些物资是政府筹集的，包括外界的捐助，以及本地老百姓提供的，”一位做饭的阿姨告诉我，“目前暂时只能提供给官兵，灾民的餐饮主要靠自救。”

一个小女孩盯着大盆里的肉食，馋得不行，打饭的阿姨破例给她打了一小份。

就我目之所及，这次部队的野战餐车非常少，至少在宝兴县城里，没有看到一辆。

挺住的楼房

汶川地震震出了这个国家难以启齿的“豆腐渣”。

当时，当我和同事们徒步十几公里赶到北川中学的废墟前，“灾难”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了新的定义：狰狞的预制板和钢筋中散落着很多来不及收殓的师生遗体。

当时我所在的媒体《体育画报》摄影记者郑福利冲了过来：“你们拍的照片，死者没闭眼的都删了吧！”

我删掉了所有的死者照片，承认无法冷静地记录同胞的悲惨。

最积极申请来汶川地震采访的某位同事，甚至无法支持下去，暂失报道能力，他不得不找灾区的心理咨询专家长谈。但5年之后，我还是看到他从芦山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我是在2008年5月17日碰到赵永贵的。他是四川曲山镇任家坪乡卫生室的乡村医生，行医几十年。卫生部《健康报》的前线记者请我一定要好好跟老赵聊聊：“他是大英雄，地震的时候救出了很多孩子！”

赵永贵没讲他救人的事迹，他把我拉回了北川中学的废墟。 “看看这些钢筋，口径那么小，怎么能支撑得起5层的大楼，你们应该拍下来，多少孩子的命呀！”

汶川地震之后，开始了整个国家对“豆腐渣”现象的经年拷问。这个问题，同样以另一个形式存在于玉树。

在玉树时，学者尼玛江才告诉我：三江源生态移民，这是玉树地震最悲惨的群体。

尼玛说，2004年，一户给4万元修房子，让牧民从帐篷进到房舍。随着物价飞涨，4万块根本不够。不少承建商干脆不干了，把4万块给了牧民，让他们自己修。这个模式一度还被赞扬。比如玉树的上下拉秀两个乡就是生态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有领导考察时还表示，“知足吧，这样的房子在城里叫别墅！”

4万块修一户房子，主动、被动都会偷工减料。震区有生态移民感慨，“我们原来就是住帐篷，怕什么地震！”打破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即使没有地震，也会出现其它文化和生活上的脱节和阵痛。

不过，整治“豆腐渣”，似乎在这次雅安地震中看到了一点积极的效果。

汶川地震后，澳门援建的芦山县医院，除了大门口的水泥地上有条明显裂纹等，这次地震中基本无恙，不但能承担基本的救助功能，还一度成为救灾的一个分指挥中心。

经历了7级地震冲击后，若要找最“完美”的建筑，2010年9月重新修建的宝兴县中学恐怕能排上号。

这所中学是汶川大震后，由海南省对口援建的。宝兴县最大的灾民安置点就设在该中学的操场上，救灾指挥部也设在这里。

救援官兵起初是在操场上搭建的帐篷，4月21日晚上，操场上人员安置已近饱和，大量官兵们被安排进教学楼和宿舍楼。

有士兵嘀咕住进建筑物里是否有危险，几个当志愿者的学生一边拉一边说：“别有顾虑啦，我们的楼是512后建的，抗8级地震的！”

学校本该是各级地震中最安全的所在。这几年来，一直收到北川地区采访对象的电话，控诉着豆腐渣工程，他们是遇难学生的家长。我无法用宝兴县中的“完美”去安慰他们。

冷静记录还是倾情投入？

在三次地震中，汶川地震伤亡最大。我一边告诫自己要写冷静平衡地报道，一边被巨大的无力感驱使，总想做点什么。

但能做什么呢？玉树地震后，我决定除了做个记录者，还要当志愿者。

自费辗转进入玉树灾区后，目睹了与汶川地震类似的灾情，我个人捐出了5千元，同时和一位朋友在推特上募捐，一个星期募集了7万多善款。

藏族学者旺杰告诉我，捐助玉树物资不能忽视了藏胞的习惯。一块糌粑比一箱方便面还受欢迎。另外，大灾后祭祀用品极为短缺。他去医院慰问时，拖鞋、营养品，病人熟视无睹。拿出一点祭祀的熏香，立刻被围拥。

我们从玉树赶回西宁，采购了帐篷、藏文民间故事图书、文具、煨香、卫生用品等，与别的民间救援团队拼车，再次进入玉树。 在玉树志愿赈灾近一月，好歹把所有物资都送入了玉树周边的偏远山村，其中不少地方是受灾以来第一次见到赈灾物资。

当然也亲历了民间救援的一些乱象。

比如一个女孩特着急地向我们请求支援一顶帐篷，说是尼玛孤儿学校的医疗救援队急用。后来才发现，她把帐篷扔在营地里跑去别的地方了。这所孤儿学校是震后玉树受关照最多的学校之一。中央领导光临后，兰州军区邱少云生前所在部队倾力共建，板房、餐厅和阅览室都建好了，红色标语把校园包裹起来，是党疼国爱的典型。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终于讨回了这顶帐篷，捐给一家尚未领到救灾物资的受难家庭。

信息的扭曲传播，在三次大震中均有突出表现。比如玉树，一开始有大量的传闻说，灾民们哄抢物资，见到赈灾车辆无论公私就砸就抢，甚至捅死捅伤了人。

这个传闻令人惴惴不安。但真进了玉树，才发现谣言的可笑。近一个月里，我没碰到传言中蛮横欺霸的灾民。相反，他们真挚单纯。顺风车随便搭，路遇僧侣合十致礼，孩童热忱礼貌。我们所住的帐篷，贵重东西颇多，交与几个隔壁帐篷的孩子看守，未丢一物。

志愿者之间的互相猜忌也闹出了笑话。

我们的首批物资能进玉树，是临时找到西宁志愿者车队，然后找关系弄到了红十字会的通行证。

车队行至距玉树约50公里的歇武镇，我和同伴被当地警察带走。新结识的志愿者朋友怀疑我们身份有假，偷偷报了警。

我和同伴被没收了电话，分头塞进两辆警车，车反复在山里兜圈子，到了一个山崖。

兜圈子是为等玉树州的领导过来鉴别我们的身份。等某领导来了以后验明正身，检查了我们带的救灾物资，大概是出于歉意，他用警车把我们送入了玉树。

7万多元的物资如愿送入了最需要的灾民手里，这短暂的成就感，却被一位世界级知名艺术家的嘲讽给驱散了。

他告诉我：做慈善会上瘾的，必须警惕自我感动。

这次，尽管政府部门三令五申让民间救援力量暂时不要进入灾区，还是有数量巨大的各地志愿者的车辆通过各种渠道闯了进来，甚至在宝兴这样的“孤岛”里，除了四川、重庆等地的志愿者外，还有来自青海、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志愿者。

我搭了一辆来自湖北十堰的志愿者的车出宝兴。他们一共来了三人，车是路虎，物资是后备箱里的红牛，方便米饭等。姓周的志愿者说，他们就来了一天，“感觉啥都做不了，的确是添乱，发完东西，路一通就赶紧离开吧，真后悔，5·12时该去没去，4·20不该来却来了。”（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