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杜君立：身体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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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君立 （进入专栏）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卢梭
　　
　　帕斯卡尔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芦苇”就是人的身体。人因为思想而强大，也因为身体而脆弱。“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对于人类而言，身体是精神的容器。人类的历史也是身体的历史。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人的身体无法摆脱政治化的命运。所谓历史，其实就是一个个血肉鲜活的身体与政治的斗争。穿越历史的尘埃，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常常只有身体本身。
　　马克思曾经说，身体的需要激发了革命。从身体去理解政治、国家和权力是非常贴切的，因为身体始终是社会力量的心脏，而政治是由人的身体组成的。作为社会繁衍和文化表达的主要载体，所谓启蒙，其实就是身体权利的觉醒；所谓现代，就是身体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国家，就是权力对身体的霸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也就是身体政治史。
　　
　　一 身体的权利
　　
　　1649年，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共和国。这一年，思想家霍布斯发表了《利维坦》，他将国家比喻为一个吞噬一切的巨兽“利维坦”。《利维坦》的诞生宣告国家主义时代的来临。一个世纪之后，思想家卢梭发表了《社会契约论》，他指出，政府的一切权力均来自公民的授权。《社会契约论》宣告了一个人权时代的到来。不久之后，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美国诞生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
　　从18世纪开始，人类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就是现代。
　　在风云激荡的18世纪下叶，《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等政治文本的诞生，标志着人作为一种尊严动物的政治觉醒。从身体政治来说，现代就是解放，身体是政治保护的对象，权利正是对身体的自然保护。正如《独立宣言》所说：“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回顾历史，作为启蒙运动的重要遗产，身体的出生构成人权的基础，身体因此进入国家的政治叙事结构，“成为国家合法性和主权的世俗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将身体作为权利的基石，现代民主国家才同古代国家区分开来。身体成为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民主国家才发展出这样一套观念：私人优先于国家，个人优先于集体。
　　在古代皇权帝国，“自由的身体”是不存在，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政制中甚至有“乞骸骨”的说法。在古代政制中，一个人的身体和主权常常是分离的，“身不由己”。一个人的身体是否作为个人主权的载体，这是古代与现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公民权利观念正是来源于身体的“天赋性”。
　　值得一提的是，权利-公民往往是一体的。如果公民身份缺失，那么权利也就荡然无存，这样的身体只有自然人和物体的意义，它本身不具备任何正当性的主权诉求。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人权悲剧和人道灾难大多是因为公民身份的褫夺——在国家暴力面前，个人只是一个个脆弱的肉体。在个别野蛮国家，一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因为公民身份或“政治权利”被剥夺，他们沦为物体层面的“身体人”，被国家权力肆意用作人体试验或摘取器官。这些人无疑彻底丧失了他们的身体主权。
　　文革无疑是一场彻底的反人类反文明的的罪恶和浩劫。统治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下，个人财产被彻底剥夺，甚至身体也不例外。在这场惨烈的身体专制运动中，身体作为人类最后的私人财产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摧残，不仅生者没有穿什么衣服的自由，连死者也无法保全遗体。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诬陷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资修的美女蛇”和国民党潜伏特务。因为不堪凌辱，严凤英含恨自杀。当局怀疑她体内藏着特务密电和微型收发报机，竟然残忍剖开其腹部进行排查。
　　作为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供应国，中国进行“活体取肾”的历史或许起源于“无法无天”的文革时期，最典型如黎莲和钟海源。她们都因为言论罪被判处死刑，临死前被“活体取肾”。据说为了保证这些特供高干子弟的肾源质量，甚至连麻醉药都没有用。可怕的是，这不仅算不上孤例，而且也算不上开始，更不是结束。
　　《日内瓦公约》1977年补充条约规定，即对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无论本人同意与否，均不可对其身体肢解、进行医学或科学实验或器官移植。2005年11月，在世界卫生组织马尼拉WHO分部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中国政府官员首次承认，“中国的器官移植中的活体来源不到5%，95%以上的供体是尸体，而尸体几乎全部来自死刑犯”。
　　
　　二 身体的沦陷
　　
　　法国哲学家福柯指出，从18世纪起，权力和政治大规模地宰制和包围着身体，身体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国家权力以解剖政治学的方式介入身体，其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权力对单个身体的强化训练，比如思想学习和群众运动；另一种是权力对人口总体数量的控制与管理，比如种族灭绝和生育计划。
　　进入国家时代之后，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资源”还是“生命财产”，人的身体完全被国家话语实现了“物化”和“资产化”，或者说是“去人权化”。人的身体成为国家资源或财富的一部分，而与个人主权发生强行切割；如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身体承载的是国家的使命，而不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在国家语境中，每个人的身体只是一个个可以互换的、微不足道的“螺丝钉”，它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筑成”国家的“血肉长城”。身体作为个体体验不仅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在佛教传统中，沉重的肉身被视为“臭皮囊”，“无我”才是一个修行者的最高追求。从某种程度上，共产主义与佛教颇有相似之处。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人性的乌托邦试验，提出了“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概念，在取消财产私有性的同时，也彻底抹杀了身体的天赋私有属性。因为身体主权的丧失，个体的人失去了保卫尊严和真理的最后屏障，绝望的自杀与麻木的苟活成为共产主义体制下最普遍的生存状态。
　　从20世纪开始，利维坦超越一切地成为全人类共同的“上帝”。在这个机器统治人类的群氓时代，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成为卑微人类的救命稻草。福特用生产线最早实现了人类的“群众化”，即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别；人如同零件一样被标准化和同质化，从而可以互换。这种“工业人”完成了身体与思想的分离，无用和有害的思想被剔除，只剩下身体的价值被充分利用起来。
　　希特勒比福特走得更远。希特勒说：“和国家的存在相比，个人是无足轻重的。”生活在纳粹体制下的人们被灌输“国家利益至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渺小到失去个人意志和权利，而只能从强大的国家机器中获得安全感和存在感。每个人首先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良知有尊严的独立的人，而是作为国家这个利维坦的一个分子和细胞而存在。人作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与螺丝钉，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整个机器的转动而运转。这种国家机器对个人和社会严密控制，被福柯描述为“圆形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每个人既是囚犯也是狱卒。
　　在《美丽新世界》中，赫胥黎为人们设计了一个身体的乌托邦：身体一方面是生产的机器，另一方面是享乐的机器。前者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机器世界，后者则是一个失去自我的感官世界。所有的人类都变成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这些人类像蚂蚁一样被分为不同的社会等级和功能，少数的高等人负责管理和技术，多数的低等人成为没有任何区别的流水线工人。因为所有的人类都来自工业化大批量生产，家庭失去存在的理由，父亲母亲成为猥亵的名词。人们除过吃饭就是工作。国家的口号是和谐稳定，国家的美德是热爱劳动。在这个国家主义的美丽新世界，人类只具有身体上意义，身体之外的思想、感情、意志、认知都被彻底铲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完美的公司化的国家，却是人类的地狱。
　　从某种意义上，现代克隆技术完全实现了对身体的工业化创造，而去除了人的思想和情感，从而实现了权力对人的最大理想。在电影《云图》中，“美丽新世界”在2144年的韩国已经变成现实。在这个未来世界中，国家采用克隆技术对人类实现大批量生产，这些后现代人除过工作、进食就是睡觉，一切都有严密的监控和设置，就连死亡后的尸体也被充分利用——制成各种食物。每天凌晨4点，这些新人类就被自动释放的激素唤醒，用一分钟穿过卫生间，穿上制服，列队进入餐厅开始工作：操作收款机、迎接顾客、端盘送饭、擦拭桌椅、清理垃圾。19个小时后，她们吸食一盒用人体制成的食物，然后回到睡眠箱。如此周而复始，为国家创造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 身体的征服
　　
　　如果说18世纪是启蒙时代，那么20世纪可以称之为反启蒙时代，或者说是乌托邦时代。极权主义成为一些政治狂人心目中最完美的国家形式。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对苏联帝国和纳粹第三帝国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里指出：“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而且恐怕所有的官僚制度的性质是把人变成官吏，变成行政体制中间的一只单纯齿轮，这种变化叫做非人类化。”
　　1918年，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莫斯科一家布厂的老板赫瓦多夫贴出一份告示——《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在这份告示中，起草者赫瓦多夫以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
　　根据告示，工人或社员们只要持有工厂工会开具的证明或地方委员会开具的《无产者家庭证明》，就有权“享有”一个女人，每周3次，每次3小时。女性“公有化”之前的“原配”丈夫拥有“优先权”。另外，每个行使了自己“享受”权利的工人或社员，要缴纳自己10%的工资给“人民繁育”委员会，用于解决妇女们的生活补贴和妊娠费用，以及这些没有父亲的新生儿的成长花销。
　　作为新政府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赫瓦多夫其实已经将告示的部分内容变成现实。告示在社会上引发轩然大波，赫瓦多夫随即遭到法院的调查和审判，而审判又引起了更大的争论。这已经不再是法律问题，而变成了政治问题。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社会由无产阶级构成，不仅财产公有，而且家庭必将消亡。共产主义制度要消灭私有制，而婚姻和家庭就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要取消婚姻和家庭。事实上，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以后，苏维埃政权确实取消了俄罗斯传统的结婚礼仪。直到二战之后，结婚习俗和家庭传统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力从根本上说来源于暴力，就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强奸民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现实。在国家的名义下，征服首先从身体开始。
　　在1918年的十月政变成功后，列宁成为苏维埃新政府的元首。当时有一支红军在攻陷一座城市后按兵不动，列宁去电询问，军官的回答是：这座城市妓女很多，士兵都嫖娼去了。列宁对指挥官下了一道命令：“把妓女统统杀掉！”从1945至1946年，作为征服者的苏联红军强奸了近两百万德国妇女，这种暴行同时也在中国东北发生。
　　据说成吉思汗有句名言：“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杀死敌人，抢夺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奸淫他们的妻女。”如果说战争要征服的是土地（领土），那么身体也常常被视为土地的延伸，针对妇女的强暴与对平民的杀戮，就这样成为征服战争的主要特征。这样的历史悲剧罄竹难书，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南京大屠杀。
　　
　　四 “希特勒婴儿”
　　
　　从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学生，至少希特勒从斯大林那里学会了大规模消灭身体的“集中营”。从古拉格到奥斯维辛，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没有什么两样。
　　为了落实消灭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纳粹德国共计修建了1000多座这种“生产死亡的工厂”，其中最大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奥斯维辛总共建有4个毒气浴室和焚尸炉，一次可以消灭12000人。身体在这里得到充分“利用”：一些人被用作活体试验；一些死者的皮肤被制成灯罩，头发被织成地毯，脂肪被做成香皂……数年时间，数百万人在这里被完成身体消灭。为了更加“人道”和高效，纳粹普遍采用了毒气技术——氰化氢的比子弹的生产成本要低得多。
　　在为犹太人建造地狱的同时，纳粹也为日耳曼人营造了一个“天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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