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见证人眼中的民初乱局》第三章
冯学荣
民国肇始，政治，社会，经济，民生……各方面气象，恐怕于一章中无法窥其全貌，笔者从第一手史料中弱水三千，瓢取以下景色几则，供各位管窥一下清廷倒台之初的中国的社会。
民国初年的外交官顾维钧，写下了他对民初北京的观感：
“北京的空气，和前清时代没有多大的区别，甚至政府中的官员也大都没有变动，总统府的人，仍然穿着老式的服装，许多人蓄有很长的指甲，公文格式也是老旧的，唯一的变化是称呼和日期，当时已经采用新历。”
（参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5月第1版第1集第93页）
当时社会上有一些人对袁世凯不满。冯玉祥是这样回忆这一点的：
“在清军的部队中，士兵们平时接受的政治教育，是终于皇家，袁世凯刚不久都还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并且袁世凯还到处镇压革命党，突然摇身一变，自己当起大总统了，那段时间，我时常听到官兵切齿咒骂袁世凯，说他是一个篡位的奸贼。”
（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165页）
新上台的民国政府，还紫禁城里的黄昏皇族，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是总体上维持了友好的局面。当时在民国政府当官的顾维钧，是这样回顾这一点的：
“1912年是民国元年，可是紫禁城内仍称作宣统四年，在紫禁城的城门上贴着宣统四年的日历，这件事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袁世凯派人去见宫内府的大臣，要他转告请室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张贴皇帝年号的历法。清室同意了。但是每当废帝生日或新年，总统都派人去祝贺，在前清当过官的人也会进宫祝贺。例如颜惠庆，他入宫祝贺节庆，得到过废帝赏赐的一个“福”字贴，挂在客厅里。”（参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5月第1版第1集第127－128页）
再者，人民剪掉头上的辫子，成为风气，可是，仍然有一些人不太习惯，甚至抗拒。冯玉祥这样回忆民国初年剪辫子的事情的：
“新兵们还都留着辫子，成营后不久，袁世凯下令剪辫子。我召集士兵，作了一番宣传，说明了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的历史讲给他们听。但他们在剪辫子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都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苦笑，但肚子里却在流泪。剪辫子时一排一排拍照留念，并每人发一块钱赏银，剪掉的辫子，有的郑重地包好、寄回家珍藏，有的哭了三四天不止，总是觉得不习惯。”
（参冯玉祥《我的生活》上海教育书店1947年初版，第169－170页）
司法风气呢？在民国初年当律师的曹汝霖，是这样回忆民国初立时候京城的司法风气的：
“当时司法部刚成立，新订立了律师条例，法庭诉讼可以聘请律师，我申请领取了律师执业证第一号，把律师事务所设在我的家中，当时章仲和（章宗祥）任大理院长（最高法院院长），当时的法官有不少和我是同学的关系，本来一向来往甚密，由于我当了律师，应该避嫌，平时熟悉的法官同学，现在来往就少了，即便是章宗祥也很少来往了，就算是来往，也决不谈案件的事情。当时的法官真是洁身自好，对于官司，慎重审理，下班后还把卷宗带回家里继续研究，各省的法官也形成了这样的风气，没听说过有受贿枉法的事情，这种风气，一直维持到北洋政府终结时为止……当时，由于晚清新政的结果，监狱修缉一新，但看守所情况还比较差，我有一次建议司法部次长汪有龄改善看守所，他说：本来在晚清新政的时候，就已经有既定计划要改善看守所了，只因后来辛亥革命爆发，被迫中止了，现在只要政府有经费拨来，原来的改善计划还是要进行的。可是，在我当律师的年月里，后来并没有改善，只是稍微干净了一点而已。”
（参香港春秋杂志社，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966年1月初版，第99－100页）
民国成立不久，有些激进的革命党人飞扬跋扈，因而和北洋系统的老官僚闹上了矛盾，并酿成了血案，例如张振武被杀一案。对于本案，民国初年的参议院院长吴景濂是这样回顾的：
“武昌起义的元勋张振武，为人骄横，当初就是他拥戴黎元洪当起义军首领的，由于这一点，张振武对黎元洪视之蔑如，常以气凌之，黎元洪忍受已久，民国成立之后，张振武入京，又常待袁世凯无礼，袁世凯对他也很愤恨，结果（1912年8月16日）将他逮捕，未经军法审讯，就枪毙了。”
（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134-135页
）
中央政府呢？也不太平。民国初生，中央政府的人事就出问题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内阁总理唐绍仪闹上矛盾了。当时在袁世凯、唐绍仪身边任职的顾维钧是这样回忆他们闹矛盾的来龙去脉的：
“唐绍仪和孙中山商议好，让同盟会人士王芝祥出任直隶都督，但是袁世凯反对，袁世凯想派赵秉钧去出任此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唐绍仪于是提出了辞职。未等批准，唐绍仪就去了天津。内阁骤然倒台了。”
（参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5月第1版第1集第91页）
对于袁世凯和唐绍仪闹矛盾一事，北洋军人李鸣钟是这样讲述的：
“袁世凯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与同盟会关系逐渐恶化，唐绍仪总理虽然和袁世凯出于同一系，但却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见解颇多一致，袁世凯每出一令，必须经过国务院通过，才能生效，唐绍仪常常驳回袁世凯的命令，使袁世凯非常不满。由于两人是多年好友，唐绍仪于是和袁世凯激烈争吵。当时唐绍仪提名王芝祥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允，唐绍仪对此大为不满，并于1912年6月中旬辞职离京，唐内阁里的蔡元培、熊希龄、王宠惠、王正廷、宋教仁也相应离职。6月29日，袁世凯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不久陆征祥也称病辞职，袁世凯乃命赵秉钧任总理。”（参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袁世凯》2004年1月第1版第213－214页，李鸣钟回忆）
新生的中华民国虽然号称共和，可是这个国家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本人，对民主共和体制的认识却远远不足，对此，袁世凯身边的幕僚顾维钧，有如下的回忆：
“1912年的秋天，袁世凯问我：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共和国？我说：共和源于罗马城邦民主文化，中国国土大、人口多，情况当然不同，但是要教育人民认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也只是需要时间而已。袁世凯说：中国的老百姓怎能明白这样的道理？你看中国女仆打扫屋子，把垃圾扫成堆，倒在大街上，她所关心的是自己屋子里面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她是不管的。我说：那当然属于她们的无知，需要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袁世凯问：那需要多少时间？要几个世纪吧？我说：时间是需要的，但是要不了那么久。我认为袁世凯根本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概念，为什么共和国比其他政体优越，他的统治是趋向恢复帝制的，我看他并没有实现共和民主的愿望。”
（参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5月第1版第1集第92－93页）
民族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建国伊始，就发生了西藏问题。民国初年的外交家顾维钧，是这样回顾本案的：
“依照1908年的中英西藏条约，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中国承认英国在西藏的特权，当时英国和中国在西藏的权利几乎同等。辛亥革命爆发，西藏人突然有了充足的武器，把中国的驻藏行政使和卫队赶出了西藏。1913年，朱尔典和袁世凯开始谈判。外蒙古也出现了问题。俄国对外蒙古领土觊觎已久，派了使节对中方进行恫吓，要求：1、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2、撤退驻外蒙古的中国驻军；3、中国不能向外蒙古移民。谈判悬而未决时，外蒙古在俄国的支持下，开始驱逐在库伦的中国办事大臣以及驻军。”（参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5月第1版第1集第113－119页）
应袁世凯之邀，1912年8月23日下午，孙中山乘坐的“安平轮”抵达天津，袁政府欢迎代表及中外官绅团体均前往恭迎，袁世凯特派亲兵两百鸣，盛装列队，对孙中山严加保护，船靠码头时，岸上军乐齐作，欢声雷动。24日，孙中山抵京，25日，孙中山在湖广会馆演说，当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五个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于湖广会馆举行成立大会，会上选出国民党理事九人：孙中山、黄兴、王人文、王芝祥、宋教仁、张凤翔、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26日上午，袁世凯赴石大人胡同迎宾馆，答拜孙中山。30日，学界三千人于湖广会馆集会，欢迎孙中山。在京期间，孙中山和袁世凯切磋借债问题，孙中山是这样说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谈到蒙古、西藏问题时，孙中山说：“当以激烈手段解决，一面派深于蒙藏文者前往宜导，化其顽梗，而启其内向之心。”9月6日，孙中山赴张家口考察铁路，8日，自张家口返京。11日，孙中山接受了袁世凯封的“筹画全国铁路全权”一职。17日，孙中山在北京各界欢送声中，赴太原。（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9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98－106页《孙中山三次北京之行》）
当时的旁观者顾维钧对孙中山和袁世凯的第一次接触写下了这样的回顾：
“1912年8月，孙中山访问北京，袁世凯任命他为全国铁路总督办。孙中山接受了这一任命，把总部设在上海。袁世凯想以这个职位来安抚孙中山、使他不进一步和政府做对。而孙中山则也许是为了取得政治活动以及国民党革命事业的基地。两人之间应该是没有诚意的。袁世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心腹安排到上海、长江流域的各个重要职位之上。国民党对此很不满。”
（参中华书局《顾维钧回忆录》1983年5月第1版第1集第93－94页）
亲历者傅文郁则记录下了孙文于1912年9月4日于北京湖广会馆发表的演说概要如下：
“目前国会正在作立宪的准备，立宪制度重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尤以立法为根本，此权全在国会，而国会议员之产生，又多赖政党出人组成之，现在我国人民刚刚进入民国，大多数（公民素质）尚不足共和程度，故全赖政党予以指导，惟政党本以政见不同得互相磋商研究，竞争当然难免，如英国有保守党、自由党，美国也有民主党、共和党，政见竞争时有发生，长期未能解决，但他们都以国家为根本，未有以私心而逞一己之见，由此可知欧美政党的程度，至于政党多寡，各国不一，一般认为以两党为宜，我国现在各个政党，如果能化除私见，互相提携，国家前途大有希望。兄弟此次来京，没有时间管政党政治的事，大家选我做国民党理事长，我打算辞掉，我一向主张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现在民族、民权都已达成，惟一剩下就是民生了……所以兄弟我准备投身于民生建设，准备在十年之内，利用外资修筑铁路二十万里，初办作为民营，四十年之后收归国有……其他如电灯、电车、自来水等一切公共事业，都可以仿照这个办法，现在欧美各国就是这样办的……”傅文郁在这篇回顾文章中说：始终不理解为何孙中山要辞去国民党理事长的职务。（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9辑，北京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13－116页《孙中山先生民初演说二则纪要》）
孙中山果真辞掉了国民党理事长的职务，交由宋教仁代理。
这时，在国民党阵营里，胡汉民和宋教仁产生了意见分歧。宋教仁认为应该搞中央集权、避免国家分裂；胡汉民则认为现在掌权者（袁世凯）有传统专制思想，应该防范他的野心，故应该搞地方分权、防范共和被推翻。宋教仁说：“你不过是不信任袁世凯罢了，现在已经把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了，总统的权力很小了，就算总统有野心，也必然就范于游戏规则，不需要分权到地方去监督他。”胡汉民说：“内阁制主要依靠的是国会，而中国国会本身的基础非常薄弱，一旦受到强权的压迫，即无还手之力，国会一旦保不住，内阁又如何保得住？现在革命的势力在地方各省，而专制的余毒仍然在中央，此进则彼退！”宋教仁始终不以为然，当时宋教仁已经成为同盟会右派的领袖，当时社会上常常指责左派太过暴烈、而右派比较稳健，当时宋教仁去北京，和袁世凯来往甚密，马君武常批评他。有一次马君武因为这个和宋教仁动了手、打伤了宋教仁的一只眼睛。（参（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胡汉民自传》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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