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下称“自贸区方案”）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上海方面多年努力的目标已然定音。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上世纪80年代5个经济特区、1990年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以及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比肩，认为其为“以开放促改革”的新的阶段。
在《自贸区方案》获得原则通过的背后，则是地方政府与部委之间的多轮“沟通”，这背后有哪些故事？
在探索中前进
上海一直以来对自由贸易区有所期待。此前多有学者、研究机构建议上海在浦东设立自贸区，但上海方面尚没有公开回应。
2011年4月，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上海综保区管委会主任的杨雄表示，上海综保区要“积极探索向国际通行的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高层的公开表态。
而2012年11月，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上海推进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条例》中，明确了要“探索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自由贸易园区”。此后，上海将“浦东将试点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写入2013年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
2013年1月底，商务部官方网站转载了一条来自“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员办事处”的消息称，“上海正式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了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园区试点方案”。上述消息亦称，“该试点有望在上海浦东率先实施”。
多位参与方案研究的学者透露，2012年，上海方面已经提交了在上海综合保税区设立自由贸易园区的申请，并与国务院各部委，乃至中央更高层面的领导有过沟通。
但直至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海的申请并未获得来自中央的公开表态。在全国两会期间，已经履职上海市市长的杨雄公开回应记者采访时也只是说“正在与国家有关部门协商研究中，上海将按照中央部署，积极推进相关工作”。
全国两会过后，上海对自贸区的事情更为低调，坊间甚至有观点认为，随着国务院改组，上海自贸区的事情可能会从头再来，对于是否能够快速获批并不乐观。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3月底，李克强总理开始了他履新国务院总理后的第一次参观考察，据公开报道，李克强在上海的行程主要是后来被纳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并分别在28、29日召开座谈会。
也就是在此次的考察中，李总理表态，“鼓励支持上海积极探索，在现有综合保税区基础上，研究如何试点先行，在28平方公里内，建立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完善开放型经济体体制机制。”
当时通过媒体发布的李克强的讲话内容并不太长。但据接近上海官方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事实上，在3月28、29号两日李总理的讲话中，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构想已经谈得非常具体。
据了解，此次讲话中，李总理强调依据国际上对自由贸易区“一线放开、两线管住”的惯例进行分工，其中“一线放开”将涉及国务院各部委的协调。
一位接近上海政府的人士称，当时谈话内容已经具体到将牵涉到各部委协调的事情交由当时陪同考察的国务院秘书长来负责。
而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时间表在李总理那次的考察中也得以明确：28平方公里的试验并不用走得太慢，上半年拿出方案，下半年分步实施。
至此，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关键变成了做好和论证好方案。
李总理离开上海后，上海方面再次就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方案在上海层面征求意见，并与部委沟通。由于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商务部、财政部、海关在内的众多部委，沟通的效果将影响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具体政策。
据接近上海政府的人士透露，此轮的沟通中碰撞非常尖锐。这些碰撞来自于目前规范的做法和创新做法之间的矛盾。
“多个部委对上海提交的方案做了‘减法’，这些减法也都有‘依据’，但是‘依据’的都是现在的东西。”上述人士透露，“以前的成熟国家的经验与现在的规定不相符合，也还是不行。因此这方面还要讨价还价。”
上述人士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方案版本，已经是做过“减法”的。而事实上，即便部委们的“减法”，上海方面仍有机会，因为李克强总理在上海的讲话中明确的一句话是“在探索中前进”。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人士也认为，上海未来进行自贸区试验过程中可以再进行进一步争取。“上海要先把这件事定下来。”上述人士说，“如果起步都不起步，那就没有探索机会了。”
开放促发展
从李克强赴上海考察时的公开报道中已经可以看出中央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期待。李总理在外高桥保税区考察的过程中强调了“开放促进改革”和“试点先行”。
而之所以选择上海，李总理给了包括自然条件、人文基础、工业产业基础和开放经验在内的四个理由。
李克强在上海考察期间所指的28平方公里即为上海综合保税区范围，这28平方公里的面积，之于上海超过6000平方公里的面积来说并不算大。学界普遍的观点是，如果单纯从自由贸易的技术层面，并不值得高层领导以如此大的动作支持。而之所以可以获得自上而下的推动，则是因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将担纲中国对内对外两面的发展试验任务。
“中国在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需要找到一些新的改革和政策点，释放新的改革红利。”上海自由贸易区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波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这更像是自由经济区的试验”。
“以前谈自贸区，‘二线管住’后关内关外两回事，但这次的重心是给全国带动创造示范经验。”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杨建文则认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后就已经形成了改革的方向，“经济结构将得以调整，并在这一基础上达成改革的共识。”
而除了对内以开放倒逼改革，来自目前区域型的贸易协定的谈判都在积极地展开，其中包括TPP（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TIP（泛大西洋贸易投资合作伙伴关系）、PSA（复边服务贸易协定）以及RECP（由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于2013年1月推动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
周汉民认为，要以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推进，应对上述协定中拟议的世界服务贸易、劳工标准、贸易与环境的相关举措和规定以及基础服务业的开放。
杨建文亦有类似的观点，其以TPP举例，“以前我们确实没有自贸区，可是上海一旦开放，在TPP问题上我们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其中服务业和金融领域的开放被认为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最为重要的尝试。陈波认为，这亦是中央选定上海进行试验的原因之一，“上海拥有发达的金融业和服务业，在这里才有试验的价值”。
而这也或将是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方向，李克强曾在5月29日发表题为“把服务业打造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引擎”的主旨演讲。
其指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既是当前稳增长、包就业的重要举措，也是调整优化结构、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战略选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
涉及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克强指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探索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
这与李克强在上海调研期间三度提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命题不谋而合，而“中国经济‘升级版’”一词，在7月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亦被再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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