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全球，可以说中国商人和政治的关系最为微妙，凡是有些“档次”的商业活动都少不了政府官员的参与，凡是标榜“成功”的商人都大小挂了个政治职位：某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甚至各级共产党的代表或委员职务。然而正是这些商人却偏偏喜欢把“在商言商”、“远离政治”挂在嘴边。这种自相矛盾的言行不是“虚伪”二字可以了结的。
最近一个私营的企业家社交网“正和岛”就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该岛成员之一、有“企业家教父”之称的柳传志先生说：“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分。”正和岛总裁黄丽陆将这番讲话慎重传出，加上自己理解和诠释，对众“岛民”形成一种警示。这番讲话和操作让另一位活跃岛民王瑛深受刺激，她立刻公开宣布退“岛”，并说“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
于是江湖上又是一番唇枪舌战。
“在商言商”是个极度被滥用的词，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解释。成功企业家王功权在7月14日发的微博中说: “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应该包括：1、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2、不与特权合谋；3、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5、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
那么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并担任政协委员的柳传志先生所谓的“在商言商”又是什么内涵呢？我想，作为一位领导着一家340亿美元营业额的企业（其中有很多生意来自政府）、并频繁出入当朝政治庙堂的人，他不会像王功权那样劝告人们远离政府，他的“不谈政治”，重点应该是不要批评和挑战现行体制。
柳传志的这番言论，被“岛”上一些年轻企业家誉为“柳老的大智慧”。然而，这些在黑暗中与官府合作、闷声大发财的“智慧”并非柳先生首创，它散发着中华文化几千年的腐朽臭气。从大秦“亚父”吕不韦，到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盛宣怀，其“智慧”和“成就”都是今天的政商两栖企业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然而，历史上附属于权力的商人们获得善终者稀，中国商人的整体形象和命运也一直在黑暗的笼罩之下，与鬼魅同族。
中国商人走到今天是自己唯小利是图一步步选择的结果。“路径依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宿命，沿着这条臭气熏天的路径走下去并不需要什么“大智慧”，只需长辈轻轻一点，后辈们就趋之若鹜。正和岛发生的故事正是如此演绎的，大部分人对柳传志先生的耳提面命立刻心领神会，离经叛道的只有王瑛一人。真正需要大智慧的是回答这么两个问题：是否还有另外一条道路？这条路该如何走？
环视其他国家和地区，我们知道的确存在另外一种游戏。在那里，规则都在明处，企业家既肩负一家企业的兴衰也是一个权利和义务明确的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推动对自己有利的立法、推选信得过的政治家是他们的本份，遵守法律是他们的义务，而受到法律的保护是他们的权利。在那里，商人们可以做官府的生意但不可以和官员在黑暗中勾结，官府有权监督人们依法行事而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到明确的制约。这是一种阳光下的法治游戏，如今走在这条道路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了，包括华人集聚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
当然，一个古老的社会更换路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观念的更新，方方面面的阻碍力量都会做殊死搏斗。英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先行者，其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曾历经了交织着皇权、宗教、新旧经济利益阶层、新旧意识形态50年的斗争过程，包括血与火的“王军”和“议会军”的七年战争，非暴力政变“光荣革命”，以及漫长的权利启蒙和政治辩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人类的贡献是卓越的，它结束了人类持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权利理论和价值体系，开创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构架。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无产阶级”起义和革命，这些革命带来的都是权力和财产易主，鲜有观念的革命和新制度建设。中国近代100多年的革命掺杂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分，但最终仍然是依靠“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起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资产阶级本来在上世纪50年代被消除干净，改革开放30年才逐渐从夹缝中慢慢生长出来。
在夹缝中生长实属不易，前辈被迫害的惨痛画面也让人记忆犹新，因此新一代资产阶级面对权力的谨小慎微也有可理解之处。但犬儒行为能给他们带来安全和繁荣吗？王瑛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政治表达而被处罚的企业家有几个？因为和权力勾结而获罪的企业家又有多少？为什么大家对前者噤若寒蝉，但对后者前仆后继？”
最近因经济纠纷被执行死刑的曾成杰，在获罪之前并无批评当局和体制的记录，整个案件透露出来的是一个商人和贪官勾结给社会造成伤害、然后被官府劫掠财产、最后在非法定程序操作下成为“刀下鬼”的乌烟瘴气的故事。
事实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政治批评只是毛毛雨，真正让体制中人有动力迫害商人的，是商人们身后的财产。一个很好的现象是，中国的企业家们在反思了。王石说：“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为被告辩护的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政治不是抽象的东西，是一个个“曾成杰”的权益，是人们如何合法保护自己的财产和生命，是一条条保护或者祸害人们的规则和“潜规则”，是对每一条规则制定过程的关注和已有规则执行的监督，是对自己政治代理人的推举、监督和罢免。这些为什么就不能摊在阳光下来谈呢？如果当“曾成杰”和重庆的那些企业家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我们噤若寒蝉，那么下一个轮到你我的时候谁还会挺身而出？
其实数千年中国商人从来没有远离政治，一直在黑暗中与权力勾肩搭背获取利益，期望着自己比别人有更好的运气得到更多、并躲过灾祸。可这是一个龌龊的、高风险的游戏，是一条让子孙后代永远没有尊严的路！新时代还有一种玩法：在阳光下改善生态环境、改变游戏规则。新一代中国企业家：你们能让光明战胜黑暗，走出这个千年谜局吗？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