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助长民众自发斗争”

乾隆怎么处理“越级上访”

面对告御状的子民,乾隆皇帝一面惩罚被告的渎职官员,一面严惩“越级上访”的首领和指使者,以警示百姓不要以下犯上。在皇帝看来,一旦上下尊卑的纲常紊乱,则大清的统治必然受到威胁。

文 | 张宏杰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初七,皇帝的大驾行走到了江苏与山东交界的涧头集。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南巡北返,坐在打开轿帘的大轿里,47岁的乾隆心情不错。初春季节往往是他诗兴大发的时候,遥望绿云笼罩的原野,他在心中酝酿着诗稿。

大驾突然停下来,前面传来喧哗声。

新修好的御路旁边的散水沟里,跪着两个鸠形鹄面的人,一望而知是两个灾民。他们高举着两张纸,显然是告御状的。

皇帝命人把他们带到轿前。

他们是河南西部夏邑县人。他们说,河南西部遭遇了严重水灾,百姓流离失所。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等官员串通起来,隐瞒灾情。老百姓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才大着胆子来告御状。

乾隆皇帝的眉头锁了起来。怎么又是夏邑?

夏邑县人两告御状

关于河南夏邑县的水灾,在这两个灾民告御状之前,皇帝就已经知道一二了。他这次南巡到山东时,前江苏布政使、退休官员彭家屏在山东迎驾时就已经向他加以举报了。

彭家屏本身就是河南夏邑人,他说河南西部已经多年遭遇灾害,今年尤其严重,百姓嗷嗷待哺,地方官却无动于衷。因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罪无可绾。

虽然“爱民如子”,但乾隆并不鼓励他的子民们告御状。

作为一个力图以权力笼罩控制一切的皇帝,乾隆最热爱的是秩序和稳定,最恐惧的是民众的自发性。

对于这些告御状的人,他一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他们所说都是实话,但他们的眼睛里燃烧的却都是强颈和不驯服。敢于向自己的父母官叫板,敢于和皇帝的眼睛对视,可见他们平日就并非安分守己之辈。如果天下沧海横流,正是这些人会铤而走险。对他们进行鼓励,无疑是给国家政治埋下不稳定因素。因此,历史上有一些皇帝喜欢搞一些御前判案为民申冤的“政治秀”,乾隆却从不这样做。

这两个灾民的出现,让他确信了彭家屏的话有根据,老百姓是不可能在皇帝面前公然说谎的。但古往今来,上访的处理原则不变。他一纸批文,把这两个人转交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命他认真审理。

就在第一起告御状事件发生两天之后,四月初九,皇帝一行走到山东邹县,突然路边又冒出一名告御状的人,同样是衣衫褴缕,同样是一口豫西口音。一问之下,居然又是河南夏邑人,名叫刘元德,也来投诉自己的父母官办赈不实。

乾隆皇帝脸色一下子变得冷峻起来。连续两起夏邑人告状,触动了他的敏感神经。习惯于危机思维和阴谋思维的皇帝第一时间判定,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退休官员彭家屏在背后策划,让这些普通百姓不断出面,利用这次旱灾,来扳倒他们不喜欢的夏邑县令孙默和河南巡抚图勒炳阿。

如果真的这样,那将是帝国政治生活中一个极为不祥的新苗头,这是典型的以下犯上,颠覆帝国政治秩序。任其发展,必然成为一种政治恶疾。

向来注意防微杜渐的皇帝决定要斩钉截铁地铲除这个苗头。皇帝命人把这个刘元德锁起来,细细审问。

乾隆的恐惧

虽然在经济上对农民、特别是贫民慷慨大度,但是在政治权利上,乾隆却是有史以来最为吝啬严苛的皇帝。他全力维护农民的生存权乃至温饱权,但是绝不允许农民有政治表达权。

对于安分守己的“良民”,他“视如赤子”,他能克制自己的胃口,恪守永不加赋的原则;他能殚精竭虑,为小民的生活问题操劳不已。对于不守本分的“刁民”,他则视如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

乾隆年间,在地主与佃户的经济冲突中,佃户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组织性。他们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用演戏、赛会、歃血、结盟的方式团聚起来,有组织地和地主进行斗争。有的地方出现了铁尺会、乌龙会、长关会等组织。有的地方还设立会馆,推举佃长,甚至组织武装,与地主们公开对抗。

面对这种形势,乾隆的第一反应是恐惧。

在乾隆时代,一切民众聚集事件都被视为敌对事件。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乾隆规定,严禁民间结盟、罢市、聚众殴官,如果至四五十人,那么“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南夏邑县多起灾民控告上司,在乾隆眼中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新方式,是无比重大的政治事件。

各打五十大板

果然不出皇帝所料,在严刑拷打之下,灾民刘元德交代,他来告御状,路费不是自己拿的,自己也拿不出,是夏邑县的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两个人共同资助的。这两个人鼓励他扳倒县太爷,说这是造福全县的大好事。

对这个审理结果,乾隆并不满意。因为没有把彭家屏挖出来。皇帝直觉彭家屏与此事逃不脱干系,而且只有把彭家屏牵系进来,这个案子才有可能做大,才能制造震动全国的效果。

就在皇帝下达了继续熬审刘元德,同时逮捕段昌绪和刘东震的命令后,到河南暗访的官员向他证实了夏邑之灾百年不遇的消息。灾民卖儿卖女,两个小孩才卖四百八十文钱。

皇帝陷入了尴尬。看来,地方官确实罪不可绾。他原来以为,夏邑所遭,是寻常灾害,没想到会重到如此程度。图勒炳阿和孙默欺君罔上、漠视民命达到如此程度,实堪发指。

可是,如果因为老百姓告御状而摘了巡抚和县令的帽子,必然在大清帝国内开创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一传奇性的“平民扳倒巡抚”事件必然会成为爆炸新闻,迅速传遍全国,岂不极大地助长民众的自发斗争?

深思熟虑之后,皇帝作出了这样的决断:

第一,严肃处理地方官。图勒炳阿被革职,发往乌里雅苏台充军。夏邑、永城两县知县也革职,等待进一步审讯处理。

第二,彭家屏被立刻勒令回家,以后不得以缙绅干预公务。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三人,交山东巡抚审办,一定要查出背后有没有其他主使。

看来是各打五十大板。

皇帝还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给河南老百姓说,这起案子的处理,是因为我洞察一切,主动发现,并不是因为彭加屏的奏报,也不是因为“一二刁民”告御状。如果以后谁效仿这几个“刁民”,以下犯上,那么必然要受到国家的严惩。

在给夏邑人的另一篇谕旨中,乾隆如此告诫百姓:

“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辟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县令孙默查出了政治案

乾隆命令把刘元德、段昌绪、刘东震交给山东巡抚审办。山东巡抚当即发文给夏邑知县,也就是那个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孙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绪和武生刘东震抓起来,押递到山东。

革职的命令还没有从省里传下来,但孙默已经知道自己的乌纱马上就要丢掉。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派衙役抓人,而是亲自带领人马,前往秀才段昌绪家,命令对段家彻底搜查,特别是对书籍文章,要片纸不留,一律搜出让他检查。

他非常清楚,皇帝对文字之狱特别有兴趣。这些秀才积习难改,平时一定会写些日记文章之类。如果找到一两句他们咒骂政府的证据,那么这个案子就会升级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会脱身,起码也会减罪。

果不其然,衙役们在段昌绪的卧室之中搜出了几页文书,居然是吴三桂起兵反清时的檄文抄本。

乾隆对此非常重视。一方面,他对任何政治上的反清苗头都视如大敌,另一方面,在前两天对夏邑事件各打五十大板后,他感觉十分不妥。因为各地密报已经传上来,说那几个敢于告御状的平民已经成了全国人心目中的英雄。不少地方的人闻听此消息,准备要进京告状。

皇帝于是断然采取了如下措施:

第一,夏邑县知县孙默以及图勒炳阿能侦破这样的反清大案,“尚属能办事之员”,因此不必革职,仍留原任。

第二,命直隶总督方观承前往河南,与图勒炳阿一起彻查此大案。皇帝在上谕中还莫名其妙地着重说了这么一句:“命方观承会同图勒炳阿前往彭家屏家抄家,以检查彭家是否也有这道伪檄。”并且立刻命令彭家屏前往北京,听候皇帝亲自问讯。

四月二十六,皇帝回到圆明园,结束了此次风波迭起的南巡。他召来彭家屏。在严审之下,彭家屏交代出自己家中确实存有几本明末野史,比如《潞河纪闻》、《日本乞师记》、《豫变纪略》、《酌中志》、《南迁录》等数种。

上访者未曾料到的结局

经过会商之后,大臣们认为,这个案子性质严重,必须严肃处理。段昌绪应该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因为段昌绪并没有孩子,只能把他的妻子司氏、妾陈氏,发给功臣之家为奴。抄录逆书者,应拟斩立决。

皇帝毕竟“仁慈”,宣布对段氏“从宽”斩立决,妻子免于入官。

对于彭家屏,皇帝以其私藏逆书,“从宽赐令自尽”。彭氏之子彭传笏斩监候,秋后处决。没收家产中的房屋、衣服、器物等入官。

至于彭家的几千亩土地,皇帝的处理手法十分出奇:既然你愿为贫民强出头,那么就把你的土地分给“该地贫民”,代你了了你的美好心愿吧!

皇帝还特别命地方官员,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此处理的反应。据河南布政使汇报,在听到把彭家屏的田地赏给贫民后,老百姓一致认为,彭家屏死有余辜,皇帝无比正确。他们“跪听宣扬,踊跃叩头,欢声动地,称此千古未有之鸿仁,天高地厚,无有伦比,惟有顶祝国祚亿万斯年”。

摘自:《饥饿的盛世》

张宏杰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