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军中虽被认为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服从也依旧是军人的天职，但在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与法治精神之下，藉职权遂行“公报私仇”不当管教与非法禁锢行径的各级军士官，皆应一一查明究办，才能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再笼罩于‘看不见的禁闭室’阴霾之中。”
在某些封闭、幽微的时空中，历史确实是会倒退的。
当年轻人起薪与二、三十年前无异时，我们知道薪水背后的劳资关系、职业流动、社会期待早已产生改变，年轻人只要够勇敢，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就可以走出任何一家公司，去追寻自己的梦想。
然而，当刚离开校园的大男孩走入军营，赫然发现“军队现代化”根本只是口号时，他却已无路可退。犯了微小过错而被不当幽囚，在与社会完全隔绝的禁闭时空中，一切都没有改变，不论他有多少梦想，都已来不及实现……
陆军下士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关禁闭操到暴毙案，随着军中爆料及国防部调查报告出炉，已可确定的事实是：洪仲丘违反规定携带照相手机，其处罚根本不及于关禁闭；洪仲丘因触怒士官长及副旅长等长官，致使关禁闭过程粗暴而神速，各种折磨超过其体型与体能负担。至于消失的八十分钟监视画面，以及洪仲丘与士官长等人的冲突过程，皆是有待还原的真相。
其实，只要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中，都曾经住着一间“看不见的禁闭室”。
回想入伍岁月，我们这一届“幺五勾幺梯”役男，是在一九八九年从各地踏入军中。当时庹宗华、杨庆煌、李兴文、柯俊雄等人主演的《报告班长》系列电影掀起风潮，伴随着庾澄庆《我知道我已经长大》歌声，充满励志色彩的军教片企图对社会进行洗脑，让“不合理的训练是磨练”、“士官长面恶心善”、“经历当兵淬炼才是真男人”等印象深入人心。
然而，社会上流传的仍是“好男不当兵”刻板印象。街头巷尾议论中，总会有着某家小孩在军中遭到凌虐的哀伤消息。尽管五年级生的役期已从三年减为两年，一些军中不当管教致死的恶耗，仍是役男家庭最忧虑的梦魇。嘴巴不说、心里挂念的母亲，特别到妈祖庙燃香祈愿，求来一小方平安符，要我务必带在身上，只求身体无恙退伍。
我就这样带着平安符，下部队来到台东。心里面只有一个念头：祈祷时间飞逝、全身而退。（谁会相信军教片里的置入洗脑）
没多久，我的念头已简化为：离那间禁闭室远一点！
部队中始终流传这样的警告：千万不要靠近禁闭室，那里关的都是犯了大错的人，或是混过黑道、身上刺龙刺凤。跟禁闭室的恐怖劫难相较之下，平常“学长管教学弟”的不当体罚只是小菜一碟。远离禁闭室，就可以平安退伍。
至于这些被关进禁闭室的人，究竟犯了什么过错？是不是真的黑道？有没有任何冤情？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
于是，我的心中开始住着一间“看不见的禁闭室”。军中生活始终念兹在兹，千万不能犯下任何进入禁闭室的过错，恐惧阴影无所不在，直到后期逐渐熟悉各项“潜规则‘才慢慢淡化。所幸服役期间并未碰到恶劣长官，结束两年数馒头的日子后，这间”看不见的禁闭室“才真正消失。
当然，我在军中也见证不少值得肯定的志愿役优秀军士官，他们以保家卫国为念，全心全力训练备战。这些敬业军人对于社会的各种贡献，不会轻易被抹杀。而我在军中磨练的体能、结交的朋友，乃至阴错阳差学会的摩斯密码等通信技术，也都是人生中的意外收获。
然而，台湾高唱“军队现代化“至今，一代又一代的职业军人，并未真正改革军中积弊陋习，致使禁闭室仍然是军中不当管教的具体象征，直到付出人命代价才被迫调查真相及进行惩处。就此而言，军政与军令系统一元化后的国防部长扛起责任、展现担当，并不为过。
更重要的是，军中虽被认为适用“特别权力关系”，服从也依旧是军人的天职，但在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与法治精神之下，藉职权遂行“公报私仇”不当管教与非法禁锢行径的各级军士官，皆应一一查明究办，才能让这一代年轻人不再笼罩于“看不见的禁闭室”阴霾之中。
至于包括我在内一代又一代的义务役男，其实也有责任。我们总是两年役的庆幸比三年役轻松，替代役的享受朝九晚五上下班式幸福，退伍后多半只愿笑谈军中趣闻，而不堪回首那间“看不见的禁闭室”，以致未将感同身受化为监督军方改善军中人权的压力。
问题是，如果我们（以及没有当过兵的社会大众）平日总是袖手旁观，从三军统帅到各级军方将领，又怎会致力改善军中人权状况？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役男又怎能免于不当管教的深沉恐惧？
让历史一再倒退，让军中不当管教依旧猖獗的，不只是洪仲丘案中草菅人命的不肖军士官，还包括只在出人命时才关注军中人权的台湾社会。查明洪案真相并严予究责，应该只是长期、制度性落实军中人权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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