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 《逍遥法外》自序

《逍遥法外》自序

贺卫方

1997年，我在法律出版社出了一本随笔集《法边馀墨》，2003年添加若干篇什出了一个增补本。此后十年时间，没有再出个人随笔集。常有一些朋友建议，该把这些年来散见于各种期刊和网站上的文字编辑成书，但随着年齿渐增，愈发慵懒，就一直拖了下来。去年九月，梁由之先生主编《梦想与路径：1911-2011百年文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涵芬楼举办首发座谈会，第一次见面，他就跟我郑重地提出希望，之后又多次催促，就有了这个集子。

一个法律学者出书，居然用“逍遥法外”做书名，多少有些怪异。实际上，去年更早些时候，另一位出版界朋友也曾热心张罗出这本书，取什么名字就费了一番脑筋。朋友的主意是保持一种历史连续性，或可叫《法边馀墨二辑》之类。我却颇想另起炉灶，毕竟收入这里的文字离法学的距离比《法边馀墨》要更远些了。某日，忽然想到“逍遥法外”这个成语，不禁心中一震。跟周边友人说起，也都抚掌大笑，认为别具一格。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太有些玩世不恭甚至反讽，如西人所谓cynical或ironic之意味。或许正由于书名太扎眼，选题在那家出版社终于还是被否定了。

其实，收入这个集子里的文字倒没有多少调侃意味。虽然一直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但我的专业是法律史和法理学，就其特质而言，需要有更广阔的知识视野，以便对法律现象作出更全面的解说。在《法边馀墨》的自序里，我就提到过法律之内和法律之外两种法学家的说法。我读德国一位法学家的著作，他也论证过一个学术现象，即比较法学研究深入到一定的层次，就会诉诸语言、宗教、心理、地理等其他因素，于是离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学就会渐行渐远。法内与法外两种偏向的法学研究很难说有高下之别；毋宁说，两个侧面的均衡发展乃是一国法学成熟的重要标志。

从专业的角度而言，法学通常会给人一种严谨甚至枯燥的印象。的确，读法律教科书，文本特色大多惟严谨是尚，排斥文学化的修辞，不免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于是就有不少学生渐生去意，或者干脆做了逃兵。不过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像蒙田、雅各布

格林、卡夫卡、托尔斯泰等法科生，离开了法律专业，却在文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不少人会想到马克思、列宁，出身法学，然而终生追求的目标却是埋葬法律，致力于构思和建设一个没有国家和法律的社会。自然，他们排斥法律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法学的不生动。

中国近代引入法学以降，颇有几位法律人演出了另类半路出家的人生悲喜剧。例如伍廷芳，本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获得英国出庭律师（Barrister）资格的中国人，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为清末法律现代化做过很大贡献。但他在晚年却雅好灵学，甚至出版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著作。吴经熊应该算是民国时代最具思想深度的法哲学家了，他二十多岁发表的英文法学论文甚至受到美国最伟大的法官霍姆斯、卡多佐以及著名法学家庞德的交口称赞。不过，从四十多岁之后，他的法学兴致就逐渐淡化，让位于天主教、唐诗等。更晚近的如吴恩裕，1950年代就疏离本行法学和政治学，转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成为颇有成就的红学家，在那个绝大多数法学家都无从发声的时代里，也是一个异数。

当然，吴恩裕的弃法从文有点像是沈从文的不从文而从文物，是特殊政治与社会环境压迫的结果。法学家的专业成绩与一国的法治状态息息相关。走上法治轨道的地方，学术研究与法治建设之间就存在着良性互动；法治实践呼唤理论的指引和解说，法律学术也不断地在回应实务需求的过程中获得灵感与动力。但是，如果法治不上路，或者干脆搞运动治国，社会治理排斥法治逻辑，强权即公理，法学研究者的际遇就可想而知，可能是怀才不遇，更多的是受到冷遇或更可怕的遭遇。比较而言，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以学科分，法学应当属于最不幸的学科。古罗马谚语曰“枪炮作响法无声”，生逢乱世，以法学为职业的人们就只好寻求法外的空间了。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法律人还算幸运，毕竟三十多年来，“依法治国”——无论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多么纷繁多样——已经成为一个基本共识，法学领域写作与出版也不无繁荣之象。我的这些游离于法学之外的文字结集出版，恐怕就没有必要“为赋新词强说愁”，攀附古人所说的那种“怨恨而歌”、“忧愤而作”了。写到这里，不禁感到“逍遥法外”这个书名真是再合宜不过。

2013年5月9日五道口新居

《逍遥法外》即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序发表于《南方周末》2013年10月3日“阅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