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乔布斯过世，年底哈维尔过世。他们两人对世界的影响力都与摇滚乐紧密相关，且正象征摇滚乐如何以不同方式改变了世界。

摇滚乐在诞生之初，原本只是一种青春冲动对成人世界的反叛，但到了六零年代，摇滚成为整个青年反文化革命的先锋，因为他能挑起你的欲望，鼓动你的身体，刺激你的思想。Free your mind, free your body。

当Bob Dylan, Beatles, Velvet Underground, The Doors, Jimi Hendrix 把摇滚接合上垮掉的一代的诗歌，当他们吃下奇幻的蘑菇，他们开始探索人性的黑暗败徳，行走社会的危险边缘，反对体制的暴力压迫，挖掘主流道德的腐坏臭烂，或者，膜拜起爱与花朵；他们让人们去打开伊甸园之门，去想象另一种可能。

「We Shall overcome/我们一定会成功」：这传唱已久的抗议民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信念之歌。
「Imagine/想象」：列侬呼应着六八年革命的学生的口号──用想象力夺权。
「My Generation/我的世代」：The Who乐队则宣告着这是我们的世代，我们要打倒上一代。
「像一个滚石，独自一人，无家可归，只能往未知的方向滚动」，迪伦总是带着人们勇敢前行。

于是，摇滚乐掀起了一整个青年世代的反叛：人们走上街头、占领学校、掷出石头、制造炸弹；或者，戴起花朵、群住公社、灵修冥思、回归自然。

那确实是一场漫长而困顿的文化革命，许多烈士在战场上牺牲了，而他们仅仅27岁；他们是被他们创造反文化的武器──药物或酒或者对死亡的追逐──所自我引爆，一如美国学运激进组织「气象人」用炸弹唯一炸死的人就是他们自己。

但正如列侬在1970年说，「六零年代的花之力量失败了。那又如何？我们重来一遍就是了。」所以，战斗的火焰继续承传下来：Patti Smith、The Smith、Public Enemy、Sonic Youth、Nirvana、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甚至U2和Radiohead，他们相信一把吉他一首歌可以改变世界。

这场摇滚之战的困难在于他们的敌人是会吞噬一切的资本主义巨兽，但摇滚本身却正是资本主义逻辑下唱片工业的产物、是他们体制中「红旗下的蛋」，所以他们成为自己不情愿的掘墓人，所以摇滚乐越来越体制化商业化无趣化，成为无能的力量：七零年代的摇滚死了，朋客起来了；朋客死了，嘻哈起来了；嘻哈死了，grunge站起来了，然后柯本和grunge又一起死亡了。

我们还剩下什么？除了那些不死的灵魂和未曾谋面的乡愁。

然而，摇滚的刀锋确实已经深深砍入青年文化的血肉中。在六零年代的反文化革命之后，新一代的人们更认识到环境生态的平衡、重视心灵感受、尊重更多不同的身分认同等等，而这些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某种主流价值。

犬儒者会说，嬉皮们最终拿起公事包，成为了白领雅痞。然而，他们却不能忽视，这新一代的雅痞，或者Bobo(波西米亚＋布尔乔亚)，早已用想象力在改变世界。

例如乔布斯。

1997年，苹果电脑推出「Think Different 」广告，里面出现了狄伦、约翰蓝侬和小野洋子。

的确，乔布斯也是六零年代湾区的反文化之子，喜欢鲍勃·迪伦和披头士，并和「民谣皇后」琼贝兹约会过。

U2的主唱Bono说，六零年代摇滚乐队或许没有改变世界，但他们的下一代却真的做到了。「发明二十一世纪的人，他们的意识是被音乐和力量庞大的摇滚乐所形塑的。不只是乔布斯，还有保罗艾伦和许多许多人」──年轻的保罗艾伦每天都在听Jimi Hendrix，这不仅让他后来在西雅图盖起来EMP（Experience Music Project，体验音乐计画）博物馆，也影响了他的伙伴：比尔盖茨。

甚至维基解密阿桑奇也提到他的父母就是六零年代的嬉皮。

摇滚的革命力量除了作为反文化的一环影响乔布斯、鼓励人们「think different」，另一种就是更直接的政治对抗。

六零年代的乔布斯在旧金山，而在东岸的纽约，1968年远从捷克来了一位剧作家：哈维尔。他在东村的Fillmore East看鬼才Frank Zappa的表演，在哥伦比亚大学看到学生们占领学校与警察激烈冲突，买了一张号称后世另类音乐始祖的纽约乐队地下丝绒（Velvet Underground）的专辑。

同一年在捷克，苏联派出坦克和十八万部队入侵捷克，狠狠地用黑幕把布拉格之春强行关上。一名哲学系大学生Jan Palach在Wencelas广场自焚抗议。一个月后，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乐队成立。他们的团名来自Frank Zappa的歌名”Plastic People”，而他们也以翻唱美国乐队The Doors和Captain Beefheart的歌曲为主。很快地，他们成为布拉格最让人激动的迷幻摇滚乐队。

就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政府关闭摇滚表演场所，毫不容忍艺术自由，宇宙塑料人的表演只能地下化。诗人们、艺术家们和摇滚乐队们在郊区的波希迷亚村庄进行着演出。宇宙塑料人有意识地把这种不同于官方文化的活动成为「第二文化」，并举办了「第二文化音乐祭」。他们相信，摇滚乐乃是第二文化的领头文化，是反叛文化的救赎。

但是威权的暴力机器当然不会放过他们。警察骚扰演唱会，殴打乐迷和表演者。76年的第二届音乐祭，警察逮捕二十七人，包括宇宙塑料人团员。六个月后，开始了对宇宙塑料人及其他人的审判。这是摇滚乐与独裁统治的终极对抗。统治者控诉他们的歌词反社会，会腐化捷克青年──这是摇滚乐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可笑指控，并将他们判刑。

为了捍卫言论和表达自由，哈维尔和其他艺术家、知识份子在1977年发表「七七宪章」。在他们的声明中说，「宇宙塑料人是要用一种最真诚而自主的方式，来捍卫生命自由表达的欲望。」（而这不正是摇滚乐的精神？）

1989年十一月，捷克的天鹅绒革命推动了民主化，哈维尔担任首任总统。

摇滚乐改变了捷克的命运，而过去半世纪，不论是拉丁美洲、苏联还是亚洲（想想崔健和罗大佑），摇滚乐都和当地的音乐传统共奏着，冲击年轻人的心灵。

2010年十二月，一个突尼斯青年燃烧自己的躯体，然后烧起了阿拉伯的春天。阿拉伯的民主火炬又继续传递到智利、到马德里、到华尔街、到莫斯科的青年。

2011年是抗议之年。

就在青年自焚前一个月，一个年轻的突尼斯饶舌歌手El General在他的脸书和Youtube上贴了一首他的歌曲。嘻哈音乐是不被官方容许的，歌手们不能出现在大众媒体上，不能卖CD ，很少有机会可以拿到演出许可，他们只能把音乐放上网。

歌曲谈到年轻人面临的贫穷、失业与种种不正义，并且批评政府。这首歌迅速火红起来，打破了人们对政府的恐惧。自焚青年死亡后，在街头抗争的抗议青年高唱着El General的歌曲。

他又做了一首新歌，却因此被逮捕。人们在街上要求本阿里下台，也要求释放El General。三天后，他被释放。

当本阿里在一月底逃走后，El General终于可以首次公开演出，而舞台上还有一位特别来宾：自焚青年的母亲。这两个突尼斯青年，改变了历史。

不论是摇滚或嘻哈，都能表达人们的思想，解放人们的身体，所以总是被专制者高度控制。但这些音乐也不断试图挣脱枷锁，吹起反抗的号角。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十年来的反全球化运动，也都伴随着摇滚的战斗之声。

例如「讨伐体制」（Rage Against the Machine）这个深具激进政治色彩、又被称作街头诗人的多族群乐队，曾声援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对抗墨西哥政权，在拍MV 时试图火烧纽约证券交易所而被捕，尤其深度参与反全球化运动中最主要的议题：反对血汗工厂（anti-sweatshop）。「讨伐体制」曾推出一系列名为“对血汗工厂的愤怒”（Rage Against Sweatshop）的海报，抗议知名品牌对劳工的剥削。

乐队虽然解散了，但是成员Tom Morello化身成民谣歌手，继续参与各种社会抗争。在占领华尔街的行动中，他也出现了。

在这个新世纪，对现实政治经济影响最大的单一音乐人当然是U2的Bono。从鼓吹删除第三世界外债，到呼吁西方增加给非洲的援助，高喊「终结贫穷」，他和世界的政治经济领袖在权力的回廊握手、游说他们，他和比尔盖兹成立基金会来对抗爱滋，他和朋友们在数个城市举办了Live 8的大型演唱会。虽然许多人批评Bono的名人姿态，但是他们确实唤起人许多青年对于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的认识，知道地球不是平的。

而另一个超级乐队Radiohead也念着乔姆斯基的书，批判全球化。

这确实是一个抗议的时代。全球经济的前景早已黯淡，从西方到阿拉伯世界的青年人都面临没有出路、明天不会更好的困境；既有民主体制的无力造成了许多不满，而专制政体更是一再被挑战，等待崩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机器虽然依然强大，但十年前的「No Logo」一书就预示了企业的商业逻辑也会不断被挑战，主流音乐产业更早已瓦解，年轻人渴望更真实的声音来表达他们的挫折与愤怒。

而如今他们有了新的工具：网络。这是他们集结起来，向掌握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的老人们夺权的武器。而摇滚乐──这是最广义的定义，不论音乐元素是电子、嘻哈、民谣或传统音乐，会在这个时代唱出什么样的激昂声音？

人们说2011是这个世代的1968。但我们将会很快听见这个时代的Power to the People或者Street Fighting Man吗？

（编者按：东方历史评论网站 http://www.ohistory.org 正在连载“音乐的政治”专题，此为专题开篇文章，后续文章将在网站陆续刊出，欢迎关注我们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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