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媒体同行虽然对这段故事早有耳闻，或身边甚至自己都有类似的经历，在纸媒崩解的当下，听到这些细节，仍让抱团取暖的媒体人们为他的的离开痛惜不已。
在这段公开访谈中，庞皎明宣布，他刚在上周（12月16日）刚离开财新，他说，“我现在和财新没有关系了，所以讲话可能更放得开一点，因为没有太多的顾忌。”
庞皎明的代表作品是在财新《新世纪周刊》刊发的《邵氏孤儿》，这篇报道讲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
湖南邵阳部分超生女婴因无力缴纳超生罚款等种种原因，被当地计生官员抢走，送进孤儿院；院方在收取巨额收养费后，将其以孤儿的名义交给美国收养家庭收养，此后，许多家长寻女多年至今，而调查显示，这一现象并非仅在湖南邵阳发生。
庞皎明回忆，2007年，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做记者的时候的时候接触“邵氏弃儿”的爆料，但不能发表出来。当时他工作用的名字是庞皎明，是他的本名。
后来庞因为对武广高铁劣质建材丑闻的报道，被铁道部方面投诉至中宣部，不得不离开《中国经济时报》，进入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后，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上官敫铭”，还在一直关注“邵氏弃儿”，但也因为环境的原因没能报出来。
此后，庞皎明在南都待了三年，之后去了财新，当时财新刚从《财经》杂志独立出来进行创业。“邵氏弃儿”的稿子终于得以发表。
庞皎明自述，这篇稿子对于财新而言，不管是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是最好的一篇，”没有之一”,财新总编辑胡舒立私底下给了他一笔钱作为奖励。
事情的另一面是，这篇报道给庞皎明带来有很大的打击，以及各种各样的压力。2011年5月9日，报道发表后，他马上又被“有关部门”（应为中宣部）盯上了。
庞皎明回忆，湖南方面使用了特殊的技术手段，当时，他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个人电脑都被入侵。除了他的电脑外，财新另一名跟进这一报道的记者赵和娟的个人信箱也被侵入。
中宣部发现，原来上官敫铭就是庞皎明，大概4个月后，他被中宣部勒令开除，后来，后来财新只好用“比较智慧”的方式让他再换了一个名字。
庞皎明回忆说，他跟胡舒立说想换一个谁都想不起来的名字，当时他起的是一个比较女性化的笔名叫“黄依梦”，胡舒立看了问是什么意思？庞解释说是“黄粱一梦”的意思。
据说，胡舒立感觉太“悲凉”，不让他用这个名字。讨论了之后，胡舒立建议，“郑道”这个名字很大气，寓意“人间正道”，所以庞皎明就用了“郑道”这个新的笔名。
变成“郑道”的庞皎明又开始投入一线的采访，但是因为做了几期封面报道，还有一定的影响，他又被中宣部发现了，“说不是让开除了这个人吗，怎么又出现了？”
据说，当时胡舒立回应宣传主管部门说，“你们以为开除庞皎明那么容易？如果开除的话，万一他忍不住说出来，那可能是一个国际事件，所以当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事内部解决了。”
之后的十八大前后大约一年，因为严酷的新闻环境，庞皎明被彻底停职。到今年四月份，庞皎明和财新方面觉得，形势有所好转，可以出来活动了，就开始全国各地的跑，做了不少选题，写了很多稿子。
8月份抚顺大水，庞皎明去采访。因为报道的死亡人数与官方口径不一，有关方面又注意到他，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怎么这个人又出现了？”
这一次《新世纪周刊》“慌了”。后来，他们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报告，说“郑道”其实并不是“上官敫铭”也不是“庞皎明”，郑道是法制组的集体笔名。
庞皎明的离职决心与此直接相关，他说，“当然这很智慧，但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很不爽，因为我辛辛苦苦的把郑道”的名气做出来，现在又归零了，我觉得环境非常不好。”
2011年，《邵氏孤儿》报道刊发后四个月，庞皎明被中宣部勒令开除，当时，他的一位朋友把这个消息隐讳地发在了微博上。
很多人问怎么会被开除了？但是庞皎明说，“我不好说明。”新闻圈外人对此可能很难理解。
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新闻管制机器类似洪门三合会的刑堂，并不是渲染它有“三刀六洞”的残酷，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动辄有记者被杀不同，与中国为数众多的异议者、良心犯牢狱之灾相比，中国的记者完全因职业而非贪腐的原因坐牢真不算多。
和洪门三合会的刑堂一样，中宣部的禁令，开除令，事前并非不能公关，但一经发出即秘密执行，不容上诉和申辩，甚至连公开申辩和抵制都可能带来风险，会被认为泄露了这一社团的机密。和秘密会社一般，即便自己离开了这个圈子，对这套秘密法典的讨论，还是可能给仍在淫威之下的前同事、前东家带来被报复的风险。
而此次庞皎明对中宣部和《新世纪周刊》和他的几年的纠缠和斗争的解密，某种程度上，让仍处于淫威之下的财新有些尴尬。
这几天，胡舒立和她的财新传媒近日刚宣布，换了新东家，上海背景的资金入股，黎瑞刚成为财新的董事长，财新的媒体注册正从浙江迁移到北京，庞皎明的这一发言，自然给财新的外部环境带来某些不确定因素。
荒谬却很现实的是，对庞的发言，一位媒体人忍不住说，“你这么说，会让舒立被动的。”这正是黑帮化的刑堂执法所期待的结果。
对这些遭遇，庞皎明表示，虽然离开的一个原因是对时局比较悲观。但他又觉得，“离开是因为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我们去探索也好，斗争也好，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方式，可能一条路走不通，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尝试。”
他说，“我走出这一步，以后我可能会比较扎实的做一些打破信息的垄断等事情，我会做更多的事情，所以我并不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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