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谌卫军
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
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
我在为学生编公民读本时，读到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易卜生主义》一文“代表我的人生观，代表我的宗教”。为此他提供的说明是：“易卜生最可代表19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习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胡适所说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其实就是哲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人生价值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核心价值观。在胡适眼里，“健全的个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娜拉在家里被丈夫当做玩具一样哄骗和利用，等到她发现这种真相之后，就毅然离家出走，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这就是她通过自我健全来承担自己的个人责任的第一步。《国民之敌》中的斯铎曼医生发现温泉里面存在着危险的病菌，就建议温泉浴场停业整治。当地的浴场老板、政府官员及普通市民，担心这样做会影响到旅游收入及经济繁荣，坚决反对斯铎曼医生揭露事实真相，并且在大会上宣布斯铎曼医生是“国民之敌”。易卜生从事戏剧创作的主要成就，就是呼吁全社会容忍和鼓励包括娜拉、斯铎曼医生之类的“健全的个人”，从而保障现实社会中不断涌现的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承担责任的“国民之敌”。
例如对于当时专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鼓吹：你若争个人自由，便会危害国家利益，他们所谓国家利益说到底，就是他们依靠专制主义手段欺压人民所获取的既得利益。国家主义所要造就的是完全丧失自由独立的人格的奴才！胡适直接对此种国家主义进行批判：“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句话使许多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被奉为现代国家公民的至理名言。胡适不仅这样说，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出“好政府主义”，面对国民党政府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的做法，胡适满腔悲愤地痛吁：“人权在哪里？法治在哪里？”被尊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
那么他这种强烈的现代公民意识是从何而来的？又是怎么形成的？让我们翻开他的《口述自传》和《留学日记》，追溯一下他的求学生涯和思想轨迹。
胡适于1905年（光绪乙巳年）进入上海澄衷学堂求学，第二年夏天离开，大约一年半的时间。澄衷共有12个班，课堂分东西两排，最高一班称为东一斋，第二班为西一斋，以下直到西六斋。那时候还没有严格的学制，用现在的名称来分，前六班可算为中学，其余六班为小学。一开始，胡适进的是东三斋，相当于初二，下半年升入东二斋，相当于高一，第二年又升入西一斋，也就是高二了。极为难得的是，在澄衷学堂时期，胡适给我们留下了他存世最早的日记，从1906年2月13日开始，至同年7月26日止，共90余篇。
胡适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一本名为《国民读本》（Citizen Reader）的书，是西洋人Arnold Jorster写的，这本书对胡适今后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胡适在光绪丙午年三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国民读本》一书，其于国家政治（法）律，以及成人之道、自治治人之理，皆推阐无遗，其中哲言法语足为座右铭者，不可胜数。”胡适并且翻译了其中的两条格言：自治者乃治人第一着手处也；毋以不义加人，亦毋受人不义之加诸我。胡适还把上述格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做了联系。
在此前三月十七日的日记中，胡适还节译了《国民读本》中“论选举”的一段，叙述的是秘密投票(Ballot)的程序。胡适一生重视选举制度、赞扬无记名投票，和他早年读的《国民读本》有很大关系。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胡适摘译了《国民读本》所论法律之公例六条：1.凡人对于法律皆平等；2.凡人未为他人证其有罪之前，皆当以无辜待之；3.同一罪名不能经二次之裁制；4.公堂皆洞开，恣人观审；5.凡人不能裁制关切己身之讼事；6.法律不能以一人私之。这些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推定”、“一罪不二罚”、“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法律原则，这是文明社会中每个公民应当知道的常识。
读书之余，胡适还频繁地参加各种社团活动。胡适澄衷时期的90多篇日记中，涉及社团活动的有50篇左右，也就是说，胡适平均每两天参加一次重要的社团活动。这些活动有校内的，也有兄弟学校的，甚至还有社会上的，其中最重要的有自治会和集益会。
自治会即“学生自治会”，就是现在的学生会，只是这个简称把最重要的两个字给省略掉了。自治会选举职员时，胡适以18票被选为会长。所谓集益会，顾名思义，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座谈会或者交流会。胡适三月二十日的日记，比较完整地记载了一次集益会的情况。会上有讲文字学的，演说“泰丕”二字的意义；有讲时事的，演说南昌教案；还有演说光学和算术的。
在《四十自述》中，胡适还记述了他在“自治会”颇为得意的一次演讲，题目是“论性”。他驳孟子性善的主张，也不赞成荀子的性恶说。他承认王阳明的性“无善无恶，可善可恶”。他那时正读英文的《格致读本》，懂得了一点最浅近的科学知识，就搬出来应用。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胡适说：孟子不懂得科学（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和地心吸力的道理。水无上无下，只保持它的水平，却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无善无恶，却又可善可恶。这篇“性论”很受同学的欢迎，他也很得意，以为真用上科学了。
胡适还把触角伸向了校外，初步显露了他爱管闲事的性格。当时，旅沪安徽人士筹划成立安徽旅沪学会。胡适对旅沪学会章程甚不满意，因此作一驳议，寄给方守六等发起人。该信长三千言，其要点是：先就学界入手，不掺他界；学界外，各业各举一代表，每次与会旁听；会计一职当设，不得由书记兼任。后来，旅沪学会由方守六提议，每县各举代表一人。胡适也“甚不表同情”，因此又作书与之辩论，提议学界、商界二界宜作分别。
方守六对胡适的观点表示认同，并约他一晤。二人见面后，方守六勉励胡适须学演说，胡适听取了该意见。至于胡适所言代表一事，方守六说“吾侪亦是敷衍”。胡适听后感慨地说：“呜呼，此等人可与办事耶？”当时，胡适才14岁；而方守六，则是《大公报》创刊后的第一任主笔。
胡适是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但我更愿意用“公民”来称呼他，正是因为把自己看作一个公民，胡适经常忍不住要对公共问题发表意见；也才对政治怀有一种“不感兴趣的兴趣”，既不远离政治，又不离政治太近以至于“当局者迷”，而是始终保持恰当的距离，不急不躁。
在我看来，胡适是20世纪中国难得的一个合格公民，同时也是一个难得的公民教员。21世纪的我们，想要把自己培养成合格公民，不妨从胡适身上学习一些东西。胡适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为合格公民的，它需要一个过程的慢慢学习和训练。本文关注的就是他在澄衷学堂时期所受的公民训练，我们可不要忘了，那是在大清帝国的时期。
留学美国时期，胡适说自己“爱管闲事，爱参加课外活动，爱观察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到处演讲、到处同人辩论”。虽然只是个异乡人，却完全不把自己当外人，“辄视其地之政治社会事业如吾乡吾邑之政治社会事业”，以很大的热情投身政治活动和社会改良事业，“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为近是之一派，与之同其得失喜惧”，“有所附同，亦有所攻斥。”
对于胡适的上述做法，留美同学中很多人很不以为然，“人或嗤之，以为稚气。”胡适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盖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会，其地之公益事业，皆足供吾人之研究。且此种阅历，可养成一种留心公益事业之习惯。则其人他日回国，岂遽尔便能热心于其一乡 一邑之利害得失乎？”可见胡适是一个有准备的人，他想养成一种留心公共事务的良好习惯，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以便回国后对祖国的政治进步和社会改良有所贡献。
留学时期胡适学会了看似平淡无奇，但对于民主政治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两件事：选举和开会。
191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巧的是，这一年胡适开的课中，有山姆·奥兹老师的美国政治和政党。胡适认为奥兹是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好的教授之一。奥兹一上课就要求班上每一个学生订阅纽约出版的三份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在大选中分别支持总统候选人威尔逊、塔夫脱和罗斯福。奥兹要求学生在三个月内，把三份报纸的大选新闻都细读一遍，然后写出摘要，再写出读书报告。奥兹还要求学生把联邦48个州在选举中的违法乱纪作一番比较研究，作为期终作业。他同时向学生提出一个建议：看三份报，注意大选的经过，同时选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这样你就会更加关注他的得失，对选举也会更加兴奋。
胡适选定罗斯福作为支持对象，佩戴着一枚象征支持罗斯福的大角野牛像的徽章跑来跑去。胡适后来承认，按照奥兹老师的要求做完上述这番工作后，他对选举政治的那一套就非常熟悉了。
胡适极为重视美国人开会的程序。康奈尔大学时期，胡适多次到绮色佳城公民议会旁听，并留有详细的日记，详细记载了讨论的问题，问题的展开，以及最后的表决结果。胡适还在华盛顿旁听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会议。
更重要的是，胡适亲身主持过会议（包括学生俱乐部和学生会议）。作为世界学生会康奈尔大学分会的负责人，1913年，胡适第一次坐在主席的位置，“此一夜之阅历，胜读议院法三月矣。”这里所说的“议院法”，实际上是指《罗伯特议事规则》，当时几乎所有的美国学生会的章程都明文规定，各种会议的议事程序要以它为准则。
胡适对议事程序的熟悉后来有过一次展示。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一次去南京出席考试院召开的有关高等学校普考的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主持会议。一位考试院的元老来见胡适，对胡适说：“我们这一辈的元老国会的议员，总以为我们是唯一的一群人懂得议会程序了，但是今天看到你做主席时的老练程度，实在惊叹不置！”
上面提到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有孙中山译本，名为《民权初步》。胡适说：“（在美国）使我对民主政治有所认识，以及一个共和国家的公民在政治上活动的情形，也有更进一步的理解。这是多么有益的一种训练！因此我对孙中山先生的强调使用议会程序的号召，实有由衷的敬佩。孙先生把一种民主议会规则的标准本，译成中文，名之曰《民权初步》。民主议会程序，实在是实行民权政治的‘初步’。”孙胡两位先贤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把开会这个普通中国人不重视的东西认真当回事。
唐德刚说，英语民族在政治上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他们会开会，他们认真开会，并认真实行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案。而中国人在政治上总是不上轨道，“不会开会”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来，面对由专制历史积淀而成的“子民心态”，20世纪以来，存在着胡适和鲁迅两种不同的改造方式。鲁迅的方式是“改造国民性”，胡适的方式是“改造国体性”（即制度性）。我个人认为，鲁迅笔下的国民性事实上更多与人性和人性的幽暗缠结一体，改掉也难。另外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是排他的，鲁迅不仅视其为“第一要著”，而且任何制度努力都不在他的视野中（“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胡适不然，他并非排斥国民性批判，但他的功夫更花在国体性和制度性的努力上，认为制度也是一种教育：“信仰制度法律的改密可以范围人心，而人心受了法制的训练，更可以维持法治。”因此，如何走向民治，胡适强调：“第一要给他一个实习做公民的机会，就是实行民治的制度；第二要减少它为恶的机会，使他不敢轻易犯法。”可以这样对比，鲁迅下笔是“国民”，胡适笔下是“公民”。鲁迅的工作是对国民进行人性改造，胡适的努力是对公民进行制度教育。放在今天，如果不偏废鲁迅，但胡适的工作显然更重要、也更为根本。
无怪乎已故的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提出：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诚哉是言！
参考文献：
胡适/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
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
张书克：《少年胡适的公民训练》、《胡适在美国的公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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