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大学法学教授范忠信用他的爬行履约，将官员财产公示这个话题带回公共视野。对党深怀信任的范教授曾在微博上预言2013年中国将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如果预言不准，他将“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许多中国人没有想到，在官员公示财产上，中国存在几个误区，先从县乡级公务员开始财产公示，只是其中一个误区而已。
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反腐的等级制
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设计者或许以为会减少阻力，简单易行。实则正好相反。这种反腐的等级制暗含的意思是：上层的腐败是可以容忍的，党中央的目的只是从严治吏。但中共高层权贵并非封建王朝那天命所归的“天子”，底层胥吏并不认为高层权贵比他们拥有更多掠夺公共财的“法定权利”。他们有足够的办法使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流于形式。
中国政治的特点是：从古到今，清官好求，廉吏难得。所谓“吏治”，其关键在于治吏，即人数比官多出几十倍乃至上百倍的吏——底层公务员。明清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顾炎武对吏的作用有深刻认识：“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也！”晚清郭嵩焘的名言是“本朝与胥吏共天下”。国人在钱云会之死与无数警察城管制造的暴力事件上，都可以感到“县官不如现管”，那些直接面对民众的各种办事员（即胥吏或吏胥）、警察（差役），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真正行使者，他们越权滥权、草菅人命，成为中国的一大公害。
可想而知，在如今这种吏治状态下，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就算是勉强推行，这拨底层官吏对此的反应必然是：谁比谁干净？你们那些坐在庙堂之上的国家领导人，那几亿几十亿被外媒曝光的财产哪里来的？拿我们作法门都没有。接下来的戏码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将一个公示财产再次变成一场政治秀。这事不是没有先例，中国的房产登记工作完成，却迟迟不能联网公开，其中原因就在于此。
有人将中国的腐败与印度比较之后，得出结论，印度的腐败一般多发生于基层，有希望进入上层政治圈的中上层，一般会加强自律，有人会金盆洗手，拾掇自身的形象以应付社会监督。而中国的腐败呈不规则矩形，上下都腐败，受贿机会除了取决于官职高低之外，还有部门之分。职位不高，只要部门寻租机会多，七品芝麻官也能富比督抚、王侯。最近审结的马俊飞每天受贿近20万的故事即一生动范例。
法院公布：呼和浩特铁路局副局长马俊飞在任职期间（2009年8月-2011年3月），先后收受40家企业行贿赃款逾1.3亿元。按其任职共22个月计算，马俊飞每月平均受贿近600万元，日均受贿额近20万元。这一纪录刷新了中国官员的日均受贿纪录。此前，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甘肃省宕昌县（贫困县）县委书记王先民的纪录是平均日受贿约1万；河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副厅长李友灿日均受贿超5万元。
中国官场的“苍蝇”体态肥大世所罕见。但中国高层是否就比这些不堪的基层官吏相对廉洁一点？
答案是否定的。官媒《人民论坛》在“中国新富家族”（2010年第4期）透露，2009年中国3000家族财富榜总榜单中，“红色家族”构成新富豪的主体：“红色家族……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这些红色商业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房地产行业亦多为红色家族钟情的领域。”2012年，中共权力斗争白热化，各派势力向外媒放风，互揭丑闻，中国人终于通过《纽约时报》、彭博社等外媒的报道，了解到本国政治高层家族早已从“无产阶级”变成巨富一族，拥有的财富从数亿美元至数十亿不等。
因此，要想让官员财产公示不流于形式，恐怕还得从高到低一刀切，因为只有高层自律，才能起到反腐示范作用；只有表示反腐不分等级，底层“苍蝇”才会有所收敛。
人为制造的误区：将向组织申报混同于财产公示
2013年12月7日，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国内舆论盛赞此举，将其与财产公示混为一谈。其实，向组织申报与财产公示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官员财产内部申报制度早已明文具在，计有：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2010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后两部大同小异，都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和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报告收入、房产、投资等事项”。
但向组织内部申报与财产公示有本质差别。这种申报是否属实，主管部门并不核查，社会公众亦无由得知详情。但如果财产公示，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美欧多数国家，有关反腐败法律强调的多是“财产公示”而不只是“申报”。“公示”目的就是让公众可以通过财产公示材料，发现公务员是否瞒报财产，收入与支出是否相符。2012年2月，美国众议院对《政府伦理法案》再次进行修正，其中最重要的修正，是要求议员在向众议院和参议院提交财产公示报告后，必须立即将资料上网，供公众查核是否属实。
外界无从得知，中国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如果真实施，铁道部张曙光的“异动”，比如他的妻子在国外经商，其业务与铁道部的采购密切相关，其女儿张西希曾在摩根大通任职等，就能被上级机关掌握并及时介入，不至于等到那“漏洞”可以让“鲸鱼”自由游进游出才被“发现”。事实证明，中国的“房氏家族”大多是官员及其家属，其家产数量都是公众主动监督下得以曝光，并非他们向组织诚实申报所致。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的是官员财产公示，而不是那种向组织申报的自欺游戏。
财产公示还需要有其他配套措施
如果仅有官员财产公示，却不建立相应的社会监督机制，在中国并不能真正扼制腐败。
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之下，反腐主要依赖社会监督，即外部监督（异体监督），国会、自由媒体、选民都是监督者。中国是一党专制，中共实行政治垄断、资源垄断与舆论控制，反腐依靠内部监督（同体监督），即自己监督自己。这种监督的局限性与生俱来，因为再快的刀子也砍不到自己的刀背上，再好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这就是近几年中央巡视组四出侦查，但腐败问题却日益严峻——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案件涉及数值越来越大，官员日受贿数额越来越惊人的原因所在。
既然北京不想放弃一党专制，至少应该尝试建立“模拟异体监督”体制，尝试以下四项改革：政府预算透明（让公众知晓财政支出的详细情况）、官员财产公示（资料上网以备公众查核）、公民有知情权与问责权、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四项并举，官员财产公示才不至流于形式。一旦发现官员财产与收入不符，即可责以相应的惩治措施。
世界经验已经证明，反腐重在预防。而预防的最好办法就是社会监督，即政治上的权力制衡、媒体自由与舆论开放。在同体监督日渐失灵的情况下，北京不必要舍近求远，应该借鉴现有的国际经验，虽说不能立即杜绝腐败，但至少能让“老虎”瘦身、“苍蝇”数量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