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王炯华：毛泽东与李达的交往

　　 殊途同归马克思

　　 毛泽东字润芝，生于1893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人。李达号鹤鸣，生于1890年10月2日，湖南零陵今永州市冷水滩人。他们都是农家子弟，他们的青少年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和李达的父亲李光亮都精明能干，都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俭辛劳而脱贫致富，成为当地的殷实人家。但是，他们对父亲的感情却明显不同。毛泽东对父亲多有反叛而敬重母亲，李达则敬重父亲而很少提到他早逝的母亲。毛母逝世，毛泽东留下了感人的祭母文和灵联；李父80华诞，李达代父撰制了行事做人、感怀世事的八幅“自叙”寿屏。

　　 毛泽东李达都进过私塾读孔夫子，都上过新式学堂，都接受过师范教育。但是学历不一样，毛泽东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出身，李达不仅是京师优级师范出身，而且两度东渡，是日本名校第一高等学校（今东京大学前身）探矿专业出身。

　　 毛泽东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都因缘于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从爱国主义升华为马克思主义；但是途径不同。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同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着；《社会主义史》，柯卡普着。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

　　 1941年，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再一次谈到他读这三本书的情况，认为正是从三本书中，“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2]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于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虽然蜀魂于1906年在日本东京出版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3]但国内却找不到这个版本，陈望道的译本也是1920年8月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第一种”在上海出版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是译者恽代英所定的书名，原书名《〈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出版于1892年，恽译本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出版社在上海出版。英国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出版于1892年，1913年经英国人辟司删订又出版增补本。李季根据辟司的增补本译为中文，于1920年10月由新青年出版社出版。从这三本书中译出版时间看，毛泽东的回忆并不准确，他1920年第二次北京之行和接着在上海的逗留还不可能读过。他在北京可能读过刘仁静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这是用“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名义印的，毛泽东当时和“亢慕义斋”成员邓中夏、罗章龙、何孟雄交往甚密。据黎锦熙日记，他1920年1月4日到毛泽东住处晤谈，看到毛泽东书案上摆着这个油印本。[4]但是，这三本书，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毛泽东确是一次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启蒙，使他从中认识到人类文明史以来就存在阶级斗争，从而取了它的四个字即“阶级斗争”，使他初步得到认识社会问题的方法，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使他在理论和行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也正是因为他从马克思主义取的是“阶级斗争”四字，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际中，固然如鱼得水；但却演出了晚年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悲剧。

　　 五四时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启蒙传播时期。李大钊1919年9、11月在《新青年》六卷5、6号连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节译了《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经济学批判〉序言》等三本马克思著作相关段落，初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要领”和阶级斗争与唯物史观的“密切关系”。毛泽东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在那里发表《体育之研究》，他显然读过李大钊的这篇著名文章。

　　 1920年8月13日、9月16日，旅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主张马克思主义及俄式革命，而注重于组织共产党”。认为“马克斯的唯物史观，显然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以唯物史观为人生哲学、社会哲学出发点，结果适与有产阶级的唯理派相反”。并提出他的一些“公式”，其中包括“俄社会革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 [5]蔡信还介绍第三国际和各国共产党，提出“我以为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与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并提出组党的四个步骤，包括“有力的出版物”。[6]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回信说：“来信于年底始由子升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的理由。”“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7]

　　 这就是说，经过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湖南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参与组织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参与发起和经营新文化书社等这些使毛泽东大显身手的活动，到中国共产党创建期间，毛泽东眼界大开。他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显然是读了《新青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对蔡和森来信的体认。但是，毛泽东对唯物史观毕竟还没有研究，他对唯物史观更充分的知识是在中共成立之后。1922年5月，毛泽东从时任衡阳湖南三师教务主任屈子健[8]手上借阅了国民党理论刊物《建设》杂志。从这套杂志中，他读到了胡汉民《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等学理水平更高的数万字长篇论文，不仅对唯物史观学理有了更充分的知识，而且对于胡氏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新思路，也肯定有令他耳目一新的领悟。

　　 但是，李达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比毛泽东更早，在内容上比毛泽东更全面、更系统。在毛泽东只取“阶级斗争”四字、认定“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根据”的五四时期，李达已经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这个以苏维埃俄国为假想敌人的“协议”，公然允许日本军队进入东北全境。这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的“假虞灭虢”之计和段祺瑞政府引狼入室之祸的协议，它激起了我三千留日学生的极大义愤。他们决定组织中华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唤起国人救亡图存的觉悟。李达作为救国团的主要成员，率领先遣队100多人于5月中旬抵达北京。他同救国团阮湘、龚德柏等人与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人于5月21日组织2000余学生，向总统府示威请愿。这是民国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活动，许德珩后来称它是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预演和先导。它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使李达由单纯爱国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他后来说：“这次挫折，使我们深切地觉悟到：要想救国，单靠游行请愿是没有用的；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9]

　　 李达再次东渡，放弃探矿专业的学习，师事河上肇教授，专攻马克思主义理论。河上肇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和经济学家。1908年起任京都帝国大学（今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着译，其时还独力主办每月发行两万多份的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李达一边听河上肇的课，一边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研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名著以及介绍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刊，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和宣传者。

　　 1919年5月，中国爆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时在日本的李达受到极大的鼓舞。6月3日，当北京和各地的学生运动转入上海市民运动以后，他立即用笔名“鹤”撰述《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寄回国内，先后于6月18、19日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上海《民国日报》是中国国民党的机关报，由邵力之主编的“觉悟”副刊又是五四时期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甚大的著名副刊。李达这两篇文章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以及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初步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10]他还在这家报纸以《战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情况》为题，发表了九篇短文，不仅介绍了欧洲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情况，而且萌发了建党的思想，并在《陈独秀与新思想》一文中表达了用社会主义新思想改造旧制度、建设新国家的决心和信心。

　　 1920年8月，李达抱着寻访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从日本回国到上海，首先拜访心仪已久的陈独秀，并借住在陈寓的亭子间，立即投入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陈公培[11]、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8人成立了共产党，推举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但后来中共党史界将之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李达不仅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而且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

　　 李达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和《唯物史观解说》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名著。

　　 《马克思经济学说》是考茨基（1854-1938）的著名马克思主义通俗著作，当时国内有好几种中译本，李译则是第二个中译本，192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它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广大读者学习和研究唯物史观，被李大钊领导的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列为阅读文献。

　　 《社会问题总览》著者高畠素之（1886-1928）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和《资本论》日译者，此书的写作目的是“在希望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而“供给最好底研究资料”，其“大纲”在于“网罗”劳动问题、妇女问题、社会政策和社会主义四个方面，因而写了“社会政策”、“社会主义”、“工会”和“妇人问题”四篇。此书日文出版于1920年1月，李达的中译本于1921年4月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分三册装订，共488页。这是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巨著，迄至1932年8月，共出11版。

　　 《唯物史观解说》著者郭泰即格尔曼·果特（1864-1927）系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李达中译本于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作为“新文化丛书”出版，这是他对照日译本和德译本的一个“全译本”。李达指出，这部著作是“郭泰为荷兰的劳动者作的，解释唯物史观的要旨，说明社会主义必然发生的根源，词义浅显，解释周到”。除了一个“好”字，“我也不能另说别的赞美的话”。这是一部传播唯物史观的通俗著作，也是当时在中国影响甚大的传播唯物史观的专著，很受中国读者的欢迎，截至1932年，重版14次。

　　 李达积极参加思想理论斗争，是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和无政府主义论战的主将。

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改良派思想家张东荪、梁启超挑起的，李达与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人参加了这场著名的论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