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张玲霞：挽回中国知识份子的尊严：读韦君宜

　　 韦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10月26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赴日本、民初回国的留学生，曾任北平铁路局局长；母亲是一个清末举人的女儿。韦君宜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1935年12月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沟桥事变后，她辍学离家流亡到南方去，在湖北地区从事中共地下活动，1939年到延安从事青年工作。1945年后，韦君宜参加过土改运动。1949年后担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前身）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1954年，她进入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担任《文艺学习》主编。1958年《文艺学习》停刊后，下放农村劳动。1959年初回到北京，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0年调入作家出版社（后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任副总编辑、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副社长，社长，直到1986年退休。“文革”期间，曾于1970至1973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地区劳动。2002年1月26日，韦君宜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终年85岁。

　　 一

　　 韦君宜是在中华民族陷于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机之际，走向了政治革命的道路。在《思痛录》（下文引用只注页码）中，她写道：“为什么当共产党的？……是为了中国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1]这是她那一代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份子的共同选择。“愚蠢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把我这样的青年推到了共产党的旗帜之下。”（页4）他们在这场民族危机及其后果之中切身体验到共产党的影响。韦君宜在清华上学不久就几乎成为了职业的革命者。其实，凭借她的聪明才智和家庭条件，是完全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和出国留学的，“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页8-9）这在当时，也是韦君宜那一代仁人志士所遇到的救亡与启蒙的问题，以及个人与群体、学术与政治等关系的抉择。韦君宜当时毫不犹豫地决定了自己的未来道路。数十年后，那些在海外学成并颇有科研成就和学术造诣的老同学归国省亲，他们与韦君宜的经历异同和命运反差，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近七十年后，韦君宜的同级同学、曾在美国留学且成就斐然的史学家何炳棣所著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一书在中国大陆出版，该书用不少的篇幅来对包括韦君宜在内的清华学子所从事的学生运动的史料进行了“几点考证”[2]，读后令人扼腕叹息。无独有偶，朱学勤对何炳棣与韦君宜作了一个更令人感慨甚至唏嘘不已的对比[3]：

　　 何炳棣和韦君宜是“一二．九”清华同代人，两人在回忆录中都有涉及对方的文字。读完何炳棣，再把前些年读过的韦君宜《思痛录》找出来重读，可谓“破镜重圆”，就能读出韦君宜之痛既深且巨。痛在“林道静”和“余永泽”经扭曲再还原，历史究竟站在哪里？ ……“精悍”如何炳棣者，当年与韦君宜辈怒目相向，到晚年也会被蒙蔽，而这时，韦君宜却已经觉醒！韦君宜早年被蒙蔽，何炳棣晚年被蒙敝，蒙蔽他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那一代人竟然会在这个东西上汇合，真是首尾相逐，又一次“破镜重圆”。

　　 韦君宜如同当年的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学生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就辍学，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在辗转流徙各地以后，最终来到当时许多青年学生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韦君宜满怀激情和理想参加革命，以饱满的精神和积极的作风投身革命工作，但是，她很快受到了她不曾想象到的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怀疑和打击，“真正使我感受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页5）在韦君宜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来自自己人的政治整肃，一次是二十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中的“抢救运动”，另一次就是二十世纪60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韦君宜给后人提供了来自她那一代亲历者很少提及、很少正视或很少反思的延安“抢救运动”的所见所闻。像“抢救运动”这种革命政治运动不断从革命队伍内部制造出自己的“敌人”，至少是“假设敌”的做法，“这分明是在替国民党发明创造了许多国民党自己都从未想到过的『政策』。……而当时我们的上级却是言之凿凿。而且不止在194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这么干。”（页14）实际上，今天看来，制造革命队伍的内讧或自虐有时是革命的敌对力量所无法做到的。“抢救运动”中的整肃风潮，不仅使成人自危，而且还波及年幼无辜者，“特务从中学生『发展』到小学生，十二岁的、十一岁的、十岁的，一直到发现出六岁的小特务！”（页10）革命的张力和革命的恐怖有时更多地来自革命的内部，甚至常常发生于革命的相对喘息和相对安定之际。

　　 韦君宜以自己的丈夫兼大学同学、后来与自己同样进入延安成为革命干部的杨述的不幸经历为例，说明革命队伍内部的整肃或清洗总会是“中规中矩”的，即煞有介事的。从杨述等一大批无辜者被关押、被审查、被迫害的经历，可以看出在延安“抢救运动”中，那种对于有学历或有学识的革命干部的无情打击以至残酷迫害的做法，甚至演化为一种其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惯性。

　　 在延安整风以及“抢救运动”中流行的一套“逼、供、信”做法，后来也演变成为这套做法的实施者们自身命运的一个历史的反讽。韦君宜和杨述所在的抗大某分校，“副校长讲他们的批斗原则，他说：『别人说反对逼、供、信，我们就来个信、供、逼。我们先“信”，“供”给你听，你不承认，我们就“逼”！』这个副校长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闹得全家惨死，我不知道他曾否回想过1943年他自己说的这些话。”（页19）韦君宜以自己耳闻目睹的经历见证了以“革命”名义进行迫害的恶性循环，即整人者是否能够保证自己不被整治？当革命斧钺的惯性大加实施之际，谁又能保证这种斧钺不会砍向革命者自己呢？

　　 在根据自己的经历写成的自传体小说《露沙的路》中，韦君宜对于“抢救运动”中出现的残酷斗争和荒唐怪事作了细致的描写，她借用主人公露沙的心想来说，“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页281）与此相似，韦君宜在1980年讲到她的第一任丈夫孙世实抗战遇难时写道：“我活到了他为之付出年轻生命的『将来』，『光明、理想、爱情、牺牲、残酷、愚昧、民族、国家、命运……这一切复杂的交织，小孙全没有想到。这个『将来』的面貌，他没有想到。”[4]

　　 对于那些“抢救运动”中盛行的“逼、供、信”做法，露沙心想，让我们“撒谎就撒谎，反正你们已经撒遍了弥天大谎！”（页286）“有的单位已经把『一二．九运动』说成特务活动了。幸亏刘少奇出头来说话，才保下了『一二．九』领头的三两个人。”（页295）“露沙看来看去，想来想去，觉得我们以全力挣扎搏斗换来的天下，怎么越看越像明朝。”露沙想：“延安不相信我们，共产党不相信我们，难道我们还要无条件地相信共产党吗？”她对丈夫崔次英说：“这里就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我一心忠于党的时候，一定要批判我，冤枉我，说我不忠于党。在我心里已经实在没有生命信心的时候，却要我天天宣布自己一心忠于党。这是什么世界啊？”（页297、298）“在这个自己关起门来统治的边区，大家可以算了，我们不说就完了。可是如果将来我们得了胜利，统治了全国，再这么干……”丈夫接口说：“不会再这么干，若再这么干，那就成了自取灭亡了。绝不能再这么干！”（页309）对于露沙来说，“她是带着不满跟他们走的，可是她不能离开他们。这就好比从前一个女孩已经许配了人家，就有天大的不满也要跟着丈夫走，不能弃绝。”（页344）

　　 在《思痛录》中，韦君宜描述了与丈夫杨述从“抢救运动”中深刻地预见到了一些问题，“当时，我曾和杨述两人议论：『现在只在边区里边这样干，我们这些人还能忍受，能谅解。以后如果得到了整个中国，再这么干，可千万不行了。成亿的老百姓不会答应的。』”（页20）

　　 最难能可贵的是，韦君宜还检讨了自己在这种后来似乎成为家常便饭的政治运动中的缺失和过错。“而我，实在是从这时开始，由被整者变成了整人者，我也继承了那个专以整人为正确、为『党的利益』的恶劣做法。”（页24）当革命的整治和清洗成为习俗、成为惯性和成为定势后，必然带来的是会比以往的整治和清洗更大更惨的肆虐和更多更重的牺牲。例如，1949年后，“最奇怪的是那『肃反』的做法，即：并没有发现本单位任何人有什么参加反革命活动的线索，只是叫每一个干部都详详细细向全体同志背一遍自己的历史，大家侧耳倾听。用鸡蛋里挑骨头的方法，挑出他叙述中的破绽，随即『打开突破口』，进行追问。问得他越说越不圆，然后据此定为重点，这就把『反革命』找出来了！”（页24）这类做法表明，革命的警惕往往比革命的虚无更为必要；没有敌人也要创造出或制造出甚至杜撰出敌人。这类虚构的或扩大的“敌人”或“敌情”，常常会压到了一切，使革命者对于革命敌人的仇恨往往陷于失去了正常理智的境地，陷于革命队伍无止无休的内讧。

　　 像韦君宜这样有学历、有学识的革命者，即使对于一系列荒唐的做法，可也无法公开表示异议，如“骂戊戌变法是卖国主义，当时我实在无法想通”（页27）。又如，反胡风运动“当年把这样的胡说八道当做中央文件，大字刊载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于全国。而现在，像我们这些文艺系统的人，只能从杂志上看到当时的一点点真相。”（页35）对于当时的革命者们，更主要的是像韦君宜这样的革命文人们来说，不是无能为力，就是无动于衷。

　　 更为严重的是，当整治运动波及到自己的家人亲友时，当年韦君宜等人的一系列做法，在几十年后让他们“觉得最惭愧、最对不起人的是我们那时的那种分析，以及由于那种错误分析而对他（指引导杨述参加革命的杨述堂兄──引者注）采取的冷淡态度。全错了！认友为敌，眼睛全瞎。毛病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斗争哲学』？把家人父子弄到如此程度，把人的心伤到如此程度！”（页29）在这一系列使人文意识畸形、人性精神吞噬、人道关怀缺失，直至人本理念坍塌的政治运动的整治中，韦君宜等人用了多么长的生命历程和多么大的人生代价才悟出了其中的真谛！

　　 韦君宜回忆自己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的经历，她所在的“作家协会总共不过二百人，右派划了五十多个，……我知道，自己很有划成右派的可能。我回家把此事告诉了杨述，他便转告了蒋南翔（我的入党介绍人）。蒋南翔打了个电话给胡乔木，……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页40-41）因而，韦君宜逃过了一劫。由此可见，当年人们是否被划为“右派”，也是有多样标准和多样做法，甚至多种“平衡”的。“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当时整个中国的运动。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页43）

　　 韦君宜切身体验到，“反右斗争”“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页42）而“反右斗争”直到二十多年后才出现大规模昭雪，但到今天还没有彻底平反。令韦君宜在“反右斗争”中触目惊心的是，同一单位或部门共事的人们之间进行的种种丑陋的揭发、攻讦和诋毁，“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页42）出于政治上的自我保护，实际上更多地是人们为求生存的动物本能，诸如自保而陷害他人的本能，已经使得这种“反右斗争”失去了道义上的理由。

韦君宜并不回避自己在这场斗争中的过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