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公务员加薪的神逻辑——“公务员涨工资”热点之外的问题
题外话：
这地方不大讲逻辑，那天冉云飞在微博提起，建议大学应该专开逻辑课。看后忍俊不禁，跟帖了几句，想起春节前广东一些人大代表呼吁为公务员加薪时的神逻辑，凑个热闹，写篇短文戳一戳神逻辑，揭一揭神逻辑背后的代表构成、 产生路径。昨天讨论别的问题，没来得及发，今天发出，还可以对昨天讨论的“法律为统治阶层的利益服务”和“法是人民自由的圣经”提供一个认识前一种法律观 的现实例证。
另，先声明一下：我这篇文章不评价公务员该不该加薪，也不对公务员薪酬究竟是高是低或适中做判断。
正文：
今年各地两会一如往年，总会传出一些代委雷人发言，这回招致强烈反弹的是广东省人大代表就公务员地位和待遇的发言。公检法“弱势群体”说，用泥水工一小时60-70元工钱、木工日薪不下300元证明“月薪也就1万 元左右”的科级、副处待遇低，拿香港大法官薪酬证明“我们法官的工资只是一般”……这些说法跟年初人民日报发文就退休待遇并轨为公务员叫屈相呼应，并直截 了当提出应该“给公务员涨工资”。于是，“公务员该不该涨工资”立刻成为热点，连大年初二“一虎一席谈”也以此为题，各方激辩。但这个热点之外另两个也许 更重要的问题却被冷落了：部分人大代表的低思维水平和囿于职务身份偏好的“屁股议政”；现行人大代表产生路径下的更深层问题。
一
开头那几段发言，悖谬程度令人讶异。
不论我国还是他国，弱势群体主要指由于种种原因，如身体、能力或人为排斥而边缘化 群体。在我国，权利贫困是这部分人共同特点，对他们来说发展机会、表达诉求渠道都很匮缺，尽管其中很多人不乏天赋和能力，但在入学、就业等人生重要环节遭 遇的制度性排斥，使他们被固化在底层或抛入底层。公检法身处国家权力系统要害位置，掌握重要权力资源，既不边缘化，也不权利贫困，何言弱势？
拿水泥工时薪、木工日薪跟公务员月薪比，这种对比高度选择性，又高度不对称。就算 水泥工一小时工钱六七十元，但时薪属零工工钱，做一小时算一小时，不做就没有；工钱之外也无其他福利（木工日薪也一样，不另说）。公务员享有双休日、节假 日和医疗养老托儿等完整福利保障，不论工资高不高，拿他们跟无养老医疗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等基本保障的零工时薪比，都荒唐。人大代表无视农民工缺乏保障的现 实却选择性挑出高时薪，酸溜溜拿去映衬科级、副处旱涝保收且附加很优越福利的“也就1万元岁左右”月薪时，还回避一个沉重事实：我国现有劳动条件下，水泥工和从事其他部分工种的民工挣钱要付出巨大的健康代价。中国600万尘肺病人中不少水泥工，他们前半生挣钱，后半生因病因缺必要保障致贫，在艰难的呼吸中痛苦挣扎。王克勤和他的大爱清尘团队多年民间努力对于尘肺病人昂贵的医疗费，只是杯水车薪。
拿香港大法官薪酬证明“我们法官的工资只是一般”，同样属正常思维一眼便可看出的不对称比较。
人代会发言是职务行为，不同于亲友同事间私下议论。人大是负有监督、立法等功能的国家权力机构，每年各级人代会也耗资巨大，代表理当有跟宪法规定的人大机构的性质、功能相称的表现，理当不枉费每次会议消耗掉的纳税人的钱。给公检法贴“弱势群体”标签，通过高度选择性和不对称比较去证明公务员工资低，如此思维和逻辑水平的发言，是不该出现在两会议政的。水平之外，这类发言还暴露更严重问题：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底层人生存状况的隔膜，囿于自身所在群体、为本群体代言的自利倾向。
二
高达600万 的尘肺病民工，是几亿农民工权利贫困的最典型代表。几年前张海超开胸验肺，把这个群体的悲惨境况以最刺眼方式推到全社会面前，两会代委不能当没这回事。但 这之后的两会，尘肺农民工问题持续遭冷遇，直到去年，王克勤等人在全国两会召开前不断向人大代表发出呼吁，还是响应者寥寥。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关于公务员 工资养老待遇的发言议案提案年年有。对谋生艰难的底层的隔膜，少有为尘肺病农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发声而多有人热衷公务员福利，其实一体两面反映同一个问题：代委构成和产生路径。
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余下约30%以富豪、各界名流为主，出自工人、农民、尤其是农民工这一数量庞大的特殊群体，代表微乎其微。这种趋官趋富趋名人的代表构成极端不平衡。
而人大代表产生的既有路径下，选举和选民权利被虚化，使代表跟选民之间并不存在真实的授权关系。这直接关系到人大代表对自己权力来源的认知和对自己政治角色的定位。
人大是监督和立法机构，人大代表既要履行监督职能，也对国家立法和政策走向产生影响。但畸形的代表构成，选举和选民权利被虚化，这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人大功能失灵和变异，两者结合，问题更严重。
绝大多数代表出自在社会居有利位置的群体，使强势的更强势，无声的更加无声。在代表跟选民之间无真实授权关系、代表跟选民间政治关系模糊甚至倒置，选民对代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代表极易表现出为自己所属群体代言的自利倾向。以高薪养廉或别的名义为公务员争待遇，反映的正是这种倾向。而占代表比例高达70%的官员群体的自利倾向则成我国政治文明的严重障碍，官员财产公示二十几年难产，不过是阻碍作用最明显表现罢了。
官员占据代表席位还意味着更严重问题：他们一方面身兼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两种不可集于一体的角色，同时又跨立法、行政两界或者跨立法、司法两界，身份交叉、角色混乱。官员身份跟监督者身份合一，使监督失灵成常态。平 时是官，两会时却是以发言、议案等职务行为影响国家立法的代议士。有人能轻松实现角色转换，但这是小概率，把平时思维定势和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带进人大议事 而趋官自利才是自然倾向。也许不涉本群体利益的议题上可以有上佳表现，但涉本群体利益，却很难。这是人性自然倾向，但也正因为如此，要实行利益回避，现代 国家更须以制度确保利益回避原则的落实。人大代表以官员为主体，直接背离利益回避原则，再加上我国一些立法实际上由部门起草，有的时候，立法与行政、与司法简直了无界限。
鉴于人大代表构成失衡及产生的种种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一种声音， 呼吁采取措施调整和重新分配代表比例，减少一些阶层所占比例，增加另一些阶层的代表人数。然而，这是行不通的。首先，这解决不了官员角色交叉混乱的问题； 第二，阶层人数不是恒量，而是变动的。所有民主国家，代表比例制主要解决地区人数不平衡问题，而不是解决阶层人数比例。第三，调整比例，对于避免人大代表 中出现低水平低能力、把这种身份当谋私利资本的人，也没什么用。
真要想解决问题，目前至少须做两件事：落实选民权利，实行真实的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化，不论胜出前是何职业。
2014年2月10日星期一
附言：
这篇文章没贴出来，又看到环球发表社论说：央视是中国典型的主流媒体，央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面貌，如果有某些人和力量“凡是央视支持的就反对，凡是央视反对的就支持”，那么他们就意味着选择了中国社会的边缘位置……
环球社论的神逻辑跟那几位人大代表有一比。
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