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荣《隐动力》之：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之，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的亲人手上。
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儿，名叫黎元洪。这人是满清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混，职业军人，本来没啥出息。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哇，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
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
“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的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
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
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
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
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
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
见你有出息了，特么几百年不联系的亲友，突然都冒了出来，要你安排工作，或者仗着和你的那点儿关系，胡作非为。咱中国人这号事儿，确实不太好处理。
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
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 《徐世昌当国琐事》。
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
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
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 “弟凭兄贵”，让哥给安排了 “直系军需总监” 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呢，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
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
看到了吧，还是当兵的狠。
有时候哇，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特么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
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
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
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
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
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
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反而是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
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
袁家诚认为，说真话，是对人民无限忠诚的表现。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
前面是批完了北洋军阀，可是，不要以为国民党人，在这方面，就很干净。其实啊，天下乌鸦是一般的黑。
早在辛亥革命还没成功之时，孙文的哥哥孙眉，就大老远地，从广东跑到南京来，干啥？孙眉要向自己的弟弟孙文，要官要职，他要的是“广东都督”的职位。孙文不给。孙文为啥不给呢？依据胡汉民、冯自由两人分别在《胡汉民自传》、《革命逸史》中的说法，孙文之所以拒绝给孙眉封官，是因为孙眉倘若当上了广东都督，则意味着孙文的左膀右臂：陈炯明和胡汉民在广东的力量，将要被当地的民军削弱。
孙文这件事，被后世人传为佳话，但是，歌功颂德者，显然是选择性失明地忽视了九年后的另一件事：
仅仅九年之后的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
（供参考：现任广州市市长陈建华，年五十八岁）。
革命党人，也是人，更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就得有中国人的陋习，或多或少，大抵上是免不了的。一人得道哇，那鸡犬就得升天，大姨妈三舅爷都来要你“关照关照”，你若不满足他，那么你就是一个“忘本”的人。而至于什么“公”、“私”，咱国人可是不分这个的。
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
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的时候，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草草了事。
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
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
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找上门来、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国军叫苦不迭。
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划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
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第241页。
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像：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
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
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
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回到南京“和平、反共、建国”之后，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
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
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
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
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
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
……..
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
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
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
“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
孔令侃的这段，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
再举个例子：张治中。张治中聘请秘书，聘自己的亲戚，而且还瞒了老蒋。
1939年，张治中调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不久，张治中带了自己一个亲戚去见蒋介石，张对蒋说：“委员长，这是我要聘的秘书，请委员长给面试一下”。
于是，这位走后门的亲戚，就这样鸡犬升天了。
这事儿可参《广州文史资料第26辑》，张治中不打自招的文章：《我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片断回忆》
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
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
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
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十五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
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
《陈赓日记》一九三八年七月二日，有如下的记录：
“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
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
老共产党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
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冯学荣
2014年2月18日 草于 中国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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