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奇迹”是否存在的一些争论

中国经济到底有无“奇迹”？是“奇迹”还是“神话”？对于这一问题，过去一度有过争论。迄今为止，这一争论仍未终结。

最初有关中国“奇迹”的争论与所谓的“东亚奇迹”的争论有关。1993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 1993)发表一份题为《东亚奇迹》的报告，指出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和“四小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1965年至1990年间奇迹般地已经保持25年经济持续增长和快速工业化水平。时隔一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994)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东亚奇迹的神话”一文。他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可以用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而不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由此推断在东亚经济的增长中没有技术进步的成分，不存在“东亚奇迹”，并认为这些东亚经济国家的增长不可持续。对于中国，克鲁格曼指称其犯有“综合症”，对中国的“奇迹”持否定看法。一方面，他并不否认中国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他认为统计数据掺水严重，而且如果不是把1978年、而是把文革前的1964年作为基年，那么中国的经济与“四小虎”类似，效率增长只是最为逊色，经济增长绝大部分可归因于投入的驱动。

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奇迹”的较早提出和系统描述，要数林毅夫等（1994）发表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林毅夫等把中国的奇迹成因简约为比较优势战略，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挥比较优势。

杨小凯、萨克斯和胡永泰（2000）是中国“奇迹”怀疑论者。他们通过理论和证据对中国渐进型改革进行了的批判，他们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以及所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由此，他们认为中国当前的成功存在高估的嫌疑，改革先易后难，经济发展中的后起者往往有更多空间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用技术模仿来代替制度模仿。当这种方式的技术模仿空间殆尽时，经济转型最终会因矛盾的积聚和爆发而最终失败，因而缺乏宪政的经济转型最后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单豪杰、沈坤荣，2007）。陈志武（李利民，2008）则认为，如果把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过去150年的发展放在全世界的大框架做横向比较，并考虑到同期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国际秩序状况，与其说是中国创造的“奇迹”，毋宁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其理由是：如果我国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厉害。不过陈也肯定，单把今天的中国与30年前的中国相比，当然是“奇迹”。

不过，更多的文献（Hongbin Cai等, 2006; 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学部编，2008；Anderson，2008；秦晖，2008）是对中国“奇迹”的确认。

“奇迹”的认定标准以及中国“奇迹”的再认定

纵观历史上各种经济“奇迹”观，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二是较高经济增长应持续了较长时段；三是较高经济增长应较为稳定；四是经济增长中应存在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的一定甚至较大贡献。可以按此逻辑对中国“奇迹”作一简单的再认定或者证伪。此外，之所以为“奇迹”，还因为其“奇”，也就是少见而称奇。

“中国奇迹”论的正方和反方，均不否认中国经济的较为长期、稳定、高速的增长。诚然，回顾我国30年改革开放历史，根据1978年不变价格和水平平均法公式计算，我国1978-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同期第一、二和三产业GDP分别年均增长4.73%,11.39%和10.73%，人均GDP年均增长8.59%。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中投入依赖性比较严重，技术进步因素也存在。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说明。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非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在改革的初期的1979-1992 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基本处于上升状态，年均变动率为 1.7%。而从 1993 年开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减缓并连续五年呈现下降状态，到2000 年才走出这种局面。1993-2000 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为-0.9%。改革开放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整个报告期为12.7%。具体而言，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贡献率达到20.5%，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明显下降，为-10.8%。这前后两个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距值得关注。但是，根据郑玉歆（2008）的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贡献率一般在经济发展初期倾向于较高，其后则倾向于较低，但技术进步的贡献会因为计算公式中忽略了现有固定资产和资本积累的作用而低估。

李善同（2006）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结果比UNIDO报告更为乐观。据其计算，1978-2003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2.4%，但1997-2000年仅为0.8%。1978-2000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6.2%，但1997-2000年仅为10.9%。

Anderson（2008）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为四个因素：资本投入贡献,劳动力投入贡献，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他把中国经济改革以后的平均经济增速调整为9.2%。根据其测度，1978-2007年期间，中国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1%。细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资本投入贡献率达到了52%，比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都更重要。Anderson的看法是，一个具备高储蓄率，强劲投资和旺盛消费的经济体，注定会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速。

此外，单纯从我国1991-2007年科技发展情况来看，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从1991年的67.1万人年增至2007年的164.9万人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0.57%增至2007年的1.49%，专利申请授权量从1991年的2.46万件升至2007年的35.18万件（表格3）。这些数据也表明，简单认为中国只投入依赖型经济增长而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的说法是不可立足的。

至于中国“奇迹”是否可以称奇，答案是很明确的，这是因为实现较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国家迄今为止并不多。上面的数据和分析表明，如果参照本文中的“奇迹”标准，那么可以再认定中国的“奇迹”。我们的总体判断是：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增长视为一种“奇迹”；但在其增长过程中，投入依赖型增长成分过大，技术进步依赖型增长成分也有一定的贡献。

现有中国“奇迹”成因解释的问题

现有文献对中国“奇迹”的成因解释较多, 往往与经济增长的成因解释混杂在一起。鉴于两者本来就有很大的重合和连带关系。在概述“奇迹”成因过程中完全有必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迄今为止的“奇迹”成因解释虽然有着各自的长处，但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可以根据不同的尺度对现有解释进行归类。

一类解释为要素决定论解释。比如上述林毅夫等（1994）的比较优势战略说就属于（生产）要素决定轮解释。他们认为中国“奇迹”归因于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但实际情况是。它应归因于多源成因。举例来说，我国的改革最初从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开始，而后者基本上与比较优势战略无关，却与农村产权和治理结构改革有关。又如Anderson(2008)提出了中国“奇迹”的高储蓄率决定论，其背后是高资本要素投入决定论。但很明显，单纯的高储蓄率并不能导致“奇迹”，“奇迹”的发生依赖于能否把储蓄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活资本”，而非“死资本”（德索托，2007）。克鲁格曼（Krugman, 1994）的文章也是要素决定论，认为“东亚奇迹”和中国的增长属于投入依赖型增长，忽视了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才能的输入，必然会或多或少带动我国国内的技术进步。要素决定论解释容易以偏概全。需要对改革进程及其成因进行解构，最终推演出一种较为完整的多元解释。

第二类解释为政府决定论。包括上述比较优势战略说在内的各种改革战略说容易误导人们对改革进程及经济成功成因的认知：它们错误地预设了改革的政府决定论，或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论，进而又把中国的经济“奇迹”简单归因于政府的作用，或者威权主义政治的成果。一种适宜的解释框架应不预设政府或经济主体何者主导改革，是否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或者“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些提法本身都首先需要作为命题加以分析和解释，才有可能成为定论。根据林毅夫（1996），“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 它由个人或一群　（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但这一区分的适用性本身是有限的。比如“强制性制度变迁”本身可能被市场或者社会的倒逼压力，甚至被政府内部的竞争压力强制的。也就是说“强制性制度变迁”本身也可能是“被强制”或者“被部分强制”的。

最好的、最全面的政府决定论解释是吴敬琏(1999; JinglianWu, 2005)的研究。他的解释集中于各种体制改革的缘由、背景、过程、成效、影响。但对其他非政府决定因素的描述仍然有限。钱颖一(Qian, 1993, 1995, 1997,1998,2005)虽然没有专门写中国“奇迹”，但无形中为政府决定论提供了很多解释性支持。比如中国属于“市场维护型联邦制”，属于“中国式联邦制”（实指“分权”），这种体制有利于经济发展。如果梳理钱的很多文章（包括以下的初始条件论），实际上可以发掘很多的中国“奇迹”成因。

第三类为初始条件论，比如钱颖一等（Qian等，1993）的改革之前中国企业结构为M型组织结构论。 这种结构属于多部门组织结构(multi-divisional organization), 不同于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为主导，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Unitary System)为主导，有利于改革开放后的区域经济发展。当然，钱的文章不是用来说明中国的“奇迹”。

第四类为政治竞争决定论。比如Hongbin Cai 等（2006）认为中国的“奇迹”不是部分归因于政治与财政分权及其后续结果，而是政治与财政集权，最终归功于北京市场派与反市场派之间的竞争引发了强化增长的政策。但其解释似乎逻辑上不自洽。首先政治与财政分权是不争的事实，虽然这是在集中权力体制前提下的分权，但仍然是分权。另外，就像分权不被其作为原因一样，最高层内部的纷争本身也不是最终原因，因为纷争后面必定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除了上述解释之外，其他还有许多局部解释。比如周晓(Kate Zhou，1996)提出了中国的农民自己改变了中国农村。这属于市场决定论。但只是涉及到中国农村。尚无文献就整个中国的“奇迹”提出市场决定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完全无视政府在推进改革过程和实现中国“奇迹”过程中的正面或负面作用。

综上所述，应综合各种观点分析中国“奇迹”的成因。其结果将是多源成因说。其中既涉及初始条件和社会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也包括政府的作用；既涉及国内因素，也涉及国际因素；既涉及生产要素禀赋环节，生产环节和产品市场环节，还涉及其制度环境，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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