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埃及的广场革命再到近期的台湾太阳花运动，社交媒体已经不仅仅是作为信息分享的渠道，而是成为重要的工具、策略，它允许我们对超越我们控制的世界力量做出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力量以引发改变。

在这一过程中，社交媒体的角色与作用在不断转变，最后落在这一问题上：社交媒体之后，行动在哪里、改变如何发生？但是从突尼斯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圣保罗，从乌坎到台湾，某种关键的事情业已发生了。畏惧消失了。这本身就是大变局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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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青年

作者：张洁平

走在村里，张建兴的造型辨识度总是很高：从后向前梳的轻度爆炸发型，用发胶固定得根根分明。棕色仿皮夹克，肥大的黑裤子，浑身上下十几个口袋，叮呤当啷塞满了各种设备：四部手机、对讲机、微型偷拍设备、录音笔、聚光电筒、充电器……腿上还别着一把小刀，轻易不露出来，手上总有一部相机或者摄像机。

他每月耗资上千元，让身上的设备保持与世界连通：能上网的都上网；两个以上的手机号码开放给世界各国的记者，一个手机号维持与日常交际圈的联系，另一个是秘密号码，只有几个人知道，用作紧急或秘密的呼叫；秘密号码经常换，必要时也会不断更换手机。

再加上6个QQ号，8个微博账户，和各种网络论坛的账号马甲……往那儿一站，张建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移动终端。接收消息、发送消息，视频、音频、文字、微博，一刻不停。乌坎村的消息通过他源源不断传向外界，外界对乌坎的报道也在他那里汇总。村民们戏称他是“乌坎日报记者”、“一个人的乌坎电视台”，或者干脆叫他：“乌坎宣传部长”。

一年前，这个1991年出生的年轻人就是这样从乌坎村走进世界媒体的镜头。

2011年9月开始，乌坎村爆发土地维权。因上万亩土地被旧村官私卖，村民集体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一度紧张到官民激烈对峙、村民代表死亡，最终在高层介入下，地方政府妥协，旧村官被调查，村民们争取到村史上第一次民主选举。

在惊心动魄的抗争中，活跃在网络上的村民张建兴成了大多数记者与乌坎联系的桥梁。他对新技术、新媒体、新的人际传播与组织方式的强烈敏感，令他立刻被媒体视为乌坎抗争新生代的典型代表。在电视台、报纸的采访与报道中，张建兴也一遍遍自我确认着这个角色：他口袋里的手机越来越多，响个不停。

一年之后，尽管讨回失地的路途仍然漫漫，乌坎村的日子毕竟平淡了下来：民主选出的新村委进入正常运作，上级领导进村不再被视为敌人，没有激烈对立的矛盾，街头的青年回到珠三角打工，媒体也在选举的高潮过后如鸟兽散。

张建兴一直没有重新工作。他看起来仍然很忙。他买了麦克风、更好的照相机和更先进的偷拍设备；给自己添了iPad、最新款的iPhone、小米手机，换了电脑。他建立了微博私密群组和微信群组，把去过乌坎的记者和学生都拉了进去。他保持着装备上的最先进和与世界连接的最快速，时刻准备着乌坎“风云再起”……尽管乌坎已经迅速从舆论的关注焦点离开，也没有太多“新闻点”可以吸引记者。

2013年两会，总理记者会的前两天，张建兴在微信群里问，有没有参加的记者可以问问新总理对乌坎的看法。他还给出了“新闻稿”：“乌坎自选举以来，政府并没有给出真正的诚意，土地问题滞留到现在，得到处理的比较少，致使乌坎民主举步维艰”。32个人的群组里没有人回应。并有人立刻退出了群组。

热血青年团

围在村委会门口的人群躁动着，一个声音突然吆喝：“大家！都进去！”一时安静，没人行动。喊话的年轻人于是第一个迈步向前，肩上还稳稳扛着一台摄像机。

走了几步，他冲身后一挥手，又大喊了一句：“大家！！”

人群忽地一动，潮水一样扑进小院，包围了还没站稳的市镇领导……

2013年3月，日头正烈，张建兴讲起一年多前这个让他记忆犹新的场景，手舞足蹈地演示起来，即使戴着夸张的镜面反光蛤蟆镜，也掩不住他脸上得意的神情。

“我一挥手，哗——啦一声……”他形容了好几遍人群跟随自己涌动的声音。

“好爽。”停顿了好几秒，他说。

回忆和讲述乌坎抗争，是此时此刻张建兴最愿意做的事。这个年轻人相信，那几个月的见识、刺激与成就感，很可能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

17岁的张建兴原本在镇上读中学，和所有县城长大的少年一样，他酷爱看古惑仔，还模仿漫画《拳皇》里的角色，把头发染得稀黄，挂在稚气未脱的脸上，自号“八神”。在拉帮结派的一群叛逆少年里，他是书念得最好的，尤其有画画天赋，代表学校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比赛，“那些奖状什么的把家里的墙壁都给贴满了”。

但就在2008年底，高一的寒假，他却突然赌气辍了学。原因听来很有些令人愕然：他的旧手机坏了，希望买一个新的，“像素高、音质好、可以上Q”的手机。“我爸不肯，我们就闹翻了。我就不念书了。”

张建兴的爸爸做木匠，妈妈在市场卖药材，抚养大包括他在内的五个孩子，家境很一般。但张建兴不觉得自己的要求非分，而至今深深委屈于其中的一段曲折：在赌气之初，学校老师和校长舍不得张建兴，曾大力挽留，并承诺可以不收学费。而这时父亲已经把学费交给了儿子。张建兴于是跟父亲说明原委——学校不收学费了，你能不能用这个钱的一部分，一千块，然后我自己再凑两百块，给我买个手机？父亲只说，不行。

“他不知道学校已经不收学费了。我又没有骗他，我又没有把这些钱给拿起来，然后骗他说已经报了名，然后自己拿去买手机。我就是原原本本告诉他。结果就这样子。”张建兴觉得，自己就是“太过于老实”，却没有得到一点回报。

他彻底退学，再也没有回过学校。跟父母的关系亦从此陷入紧张，至今也没有修复。

辍学之后，他天天在家，用大哥的电脑上网，看电影、看电视剧、打游戏，“晚上两三点才睡，睡到下午的两三点钟起床，其它时间都在上网。”张建兴自己说，那是“非常堕落的几个月”。直到2009年4月，他在村里发现一张传单。4月3日，一张题为《给乌坎村乡亲们的信之——我们不是亡村奴》的传单，一夜之间洒遍乌坎村的大街小巷。传单上揭露乌坎多年来土地被贪污、私卖的情况，并号召全村人守土问责。

传单落款是个神秘的名字：爱国者一号，并留下了QQ号。

张建兴立刻加了这个QQ号，并进入“爱国者一号”的QQ空间留言。在这个空间里，张建兴自称自己是“爱国者2号”，并在《我们不是亡村奴》的公开信下和人讨论起乌坎的土地问题。也是在这个空间，他遇到了另一个ID：“爱国者5号”。2号和5号很快成为最活跃的发言者。“我们言语和思想相同，很快就熟了”。

“爱国者5号”是另一名乌坎村民庄烈宏，1983年生，比张建兴大8岁，后来成了张建兴最好的朋友。庄烈宏在顺德打工、做小生意多年。他告诉张建兴，在顺德三洲村，和他年纪相若的年轻人，每年土地分红的收益都有数十万元。“他们的地是集体出租，有集体收入，有分红。为什么别人有，我们乌坎没有？村里人打工打了半辈子，就住个破房子，我为村民不服。我们应有的利益被侵犯了。”庄烈宏说。

越来越多的乌坎年轻人加了“爱国者一号”的QQ号，并发展成名为“乌坎热血青年团”的QQ群组。一个群组加满了，就开一个新的，不过几个月时间，几个子群已经加近千人。

人们在群里讨论村里的土地贪污问题，分享他们从不同管道得到的证据，包括内部协议、政府批文、占用耕地清单等等。在外打工的青年则分享在珠三角其它村镇的经验。群里置顶的两个文件，一个是《国际人权公约》、一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张建兴几乎天天泡在群里。因为与“爱国者一号”的密切关系，他成了主群的管理员。除了管理员的QQ，他还注册了5个QQ号，不同的身份、年龄、性别，不同的好友圈子，他让它们都加入“热血青年团”群组。这些QQ身份，最小的14岁，最大的39岁。

想发起或者参与一个讨论，他会让几个QQ号同时上阵，以不同的语句、口气、标点符号，模拟不同的角色，一起在群里讨论；偶尔还制造“左右互搏”，让两个QQ号吵架，另一个来劝架，再一个来仲裁，把讨论引向他认为正确的方向。

庄烈宏也时常被他拉来暖场。而庄烈宏的观点一向直接明了：打倒贪官，讨回土地！

庄烈宏知道很多时候，张建兴在群组里“耍滑头”，他一笑：“他以为别人都看不出来，我都知道哪个是他。不说罢了。”他很爱惜这个小弟，觉得他头脑灵活，有热情，也有胆量。

张建兴更是完全被“热血青年团”的事业吸引了。

爱国者2号和5号

在群组的讨论中，张建兴和朋友们意识到，旧村委连任四十多年，在村里长期培植势力，才发生了倒卖集体土地多年也无人敢言的事情，所以要拿回土地的第一步，必须要赶走村官，选出村民信任的代言人。2009年6月21日，庄烈宏带头，号召“热血青年团”集体去广东省政府上访，两点诉求就是“公正透明的基层选举”与拿回本应属于村民的土地。

这两点诉求也一直贯穿了此后两年多的上访、维权、抗争。其中不同于其它乡村维权的鲜明政治诉求，正是令乌坎事件后来备受世界瞩目的重要原因。

第一次集体上访失败了。村干部也通过QQ群提前知道了上访信息，逐个“截访”。

一百多个报名者中，最后只有五个人从外地直接到达了广州。上访材料上签了庄烈宏的名字，投入省政府如同石沉大海。

“他们上访失败了，我在家里面哭了一大场。”张建兴说。这是他满腔理想的第一次失败。他带着650块钱离开了家，投奔在顺德做烟酒小买卖的庄烈宏。

爱国者2号和5号第一次紧密合作。他们一起策划接下来的上访，群里的证据收集。

庄烈宏的“有骨气、敢担当”十分吸引张建兴。上访失败后，有村干部到村里追查所谓的“热血青年团”，庄烈宏立刻在网上实名留言：“有种到顺德来找我，我是庄烈宏！”“就是觉得他有种。天不怕地不怕，敢带头骂官，去上访敢把自己的名字写第一个，去游行敢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张建兴说。他跟着庄烈宏学进货、学销售，一起吃一起住，聊理想，也聊家乡。他们都爱唱歌，爱谭咏麟、Beyond、汪峰、Michael Jackson，爱国际歌，也爱国歌。

两人合作了一首歌《情系乌坎》。张建兴写词，嵌进MichaelJackson《地球之歌》的曲子，庄烈宏就用家用电脑的小麦克风来唱，再穿插乌坎的照片，用绘声绘影软件剪成一支MTV，上传到视频网站。歌词有很强的《国际歌》风格：“我的故乡，失去朝阳……镰刀锤子下宣誓，你可否记得，闪动廉耻音符，奏和谐之歌，灰暗下的统治，瞎子的国度……不靠神仙皇帝，只靠我们自己，不靠神仙皇帝，反腐在哪里……”

原曲非常高亢，唱到高音处很明显地听见庄烈宏的力不从心，但唱破了音他也全力继续，有种不顾一切要彻底撕碎的决绝。

庄烈宏没有念过什么书，小学都没有念完就帮家里工作了。他告诉张建兴：“社会给予的苦如果是有道理的，那是锻炼，如果是没道理的，那是磨练。”这句话张建兴记到今天：“我一遇到什么苦，就会想起这句话。熬过了很多事情。”

2009年12月，张建兴开始打工。在手机门市做销售，成绩优异，一年多时间，就独立管理260平米的手机门市，20多个员工，成了公司最年轻的店长。

在这期间，热血青年团经历了11次上访、14个部门。2011年3月14日，最后一次上访杳无音讯后，他们终于明白，此路不通。

“乌坎宣传部长”

庄烈宏和热血青年团里的部分人开始回到乌坎村做工作。他们明白，只有更大规模的事件，才能引起政府的注意。2011年9月21日，近5000名乌坎村民围堵在陆丰市政府门口“集体上访”。乌坎终于爆发了。

921事件的第二天，乌坎发生警民暴力冲突，几十名村民被打，局势一时紧急。张建兴立刻向正在工作的手机店辞职，“坐不住了”。

这时在乌坎村，德高望重的老人林祖銮被邀请出山主持大局，在他的主持下，乌坎村以47个姓氏宗族为基础，推选出13人组成的临时理事会，组织维权，亦代表村民与政府谈判。庄烈宏和张建兴也把热血青年团群组积累的土地证据、材料，都提供给林祖銮。

在林祖銮的指挥下，理事会召集村民讨论、与政府谈判，“青年团”则负责记录、传播、媒体联络以及日常安保。主持大局后，林祖銮家开始收到恐吓电话，家门口也时常被贴上骂人的粗口。为了确保“林老”的安全，张建兴和庄烈宏直接搬进了林家。

他们带着村民募款的经费，去了趟深圳华强北，花8000元买了一台专业摄像机；3000元买了20台对讲机，还买了监视器、防盗网。在林家三层小楼的各个门口、窗口，他们装了九个监视器摄像头；然后在林家二楼的房间里，布置了“临时指挥部”。

走进房间，迎面就是一字排开的四台电脑：一台是监视器24小时播放的九个画面；另外三台电脑整理资料，并用微博、QQ等各种社交媒体，不停地向外发送乌坎的消息、照片、影像，也整理乌坎所有档案的光盘，发给来采访的记者。电脑的桌面，都是他们自制的“乌坎热血青年团”海报。大约有12个核心的年轻人在这里轮流值班，张建兴负责调度。

他们早就放弃了不安全的QQ群，转而用对讲机相互联络。对讲机设立了三个频道：一个频道连接各村民代表即理事会成员，方便向村民传达信息和组织活动；一个频道连接青年团中的年轻人，维护安全；另一个频道由张建兴单线联系林祖銮，代表林老传递重要决定。

张建兴在某些网络论坛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远道而来的记者，纷纷找到他。

他向外界传递乌坎的消息，也把外界对乌坎的报道评论逐一整理给林老看，帮助他判断形势。“921之前我并不认识林老，后来看到他出来主持大局的演讲，非常非常佩服”，张建兴不断地举大拇指。林祖銮的智慧和勇气令张建兴折服，甘愿奉献“忠诚”。而信息灵敏、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张建兴，也正是67岁的林祖銮最缺的助手。此后半年时间，张建兴一直贴身跟随林祖銮。

他自学摄像，带着更年轻的伙伴用那台筹款买来的专业机器拍下村里的每一次重要会谈。他还和庄烈宏逐一走访拍摄乌坎的失地，采访附近的村民，也收集下香港翡翠电视台拍摄的921画面，花了两天两夜时间，剪辑出自制的纪录片《乌坎！乌坎！》，描述了乌坎的土地故事和他们正在进行的维权抗争。

村里的小广场上支起幕布，《乌坎！乌坎！》连放了三天，每一天都有上千村民来看。

乌坎人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慢慢认识张建兴：“林老身边的人”和“那个扛摄像机的人”。

情势日益紧张。12月3日，庄烈宏在回顺德参加朋友婚礼时被抓。接着，又有三名村民代表被抓，其中薛锦波在看守所“意外”死亡。地方政府将乌坎事件定性为勾结境外敌对势力的非法组织行为。为了安全，林祖銮晚上已经不在家中住。张建兴带着更年轻的“团员”守着林家二楼的指挥部，觉得从未有过的孤独。

那是最紧张的十天。薛锦波死了，庄烈宏生死未明，林老大多数时间不在。他有时会代表林老跟村民代表说几句鼓劲的话，“稳定军心”。更多的时候，他把自己埋在一堆一堆的文件和设备之中，他说这时候的当务之急，是要对外传播真相。

他带着一群年轻人，申请了更多的微博帐号、QQ帐号，不停地向外发送来自乌坎的各种消息：薛锦波的讣告、村民集体哀悼的景象、号召乌坎村在外务工的人都回村支持的召集信、新的标语横幅……一个账号被删除了，就换一个继续。“我们在打一场新闻仗”，他说。

他夜晚常常裹着大衣就躺下，电话或者对讲机一响就随时起来。临时指挥部堆满了饭盒、饮料罐，到处都是充电器和数据线，烟头满地。一天两包烟，是张建兴那些天的正常水准。

世界各地的记者在这时大量涌入乌坎，给了张建兴新的能量。

他和朋友安排记者的吃、住、采访，给记者提供资料。他也会在网上搜索跟他聊过天的记者写的乌坎报道，下载存档。他看他们写了什么，是不是自己和乌坎人想要的；也看他们怎么写，什么样的话题可以引起记者的兴趣。

一开始他以为境外记者都是来帮乌坎村民说话的。听说某媒体采访了旧村委里的人，或者某个官员，会很不高兴，“你为什么要去采访他们？你应该帮我们说话。”记者们和他交朋友，也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什么是新闻中立，什么是客观报道。“慢慢地，我也明白了”。张建兴说，跟这些四面八方的记者学了好多新词，什么“平衡报道”，什么“议程设定”。

他也天天往临时理事会的办公室跑，“我告诉他们，在媒体面前，该怎么说话。”理事会都是他的长辈，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有些甚至70岁，“我经常教他们，不能这么说，这么说的话他们会怎样怎样说我们。70岁的老头都被我骂。他们都说，噢噢噢。”

“比如，我们和武警的冲突，不管谁先动手，都不能说是村民先动手，要先强调村民受伤的情况。”他说，然后做了一个成熟的鬼脸：“你知不知道当时对你们媒体，我也说了不少假话的。你们要平衡报道。我们就舆论引导。”

“我知道国外的媒体对什么感兴趣，但乌坎的目的不是这个。他们的报道里有挑拨的字眼，我就写了一个乌坎拥护政府和共产党的申明，不能让政府误会乌坎，必须说清楚。”

张建兴写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不是起义，我们不是反共，我们不是分裂国家，我们是单纯的土地问题，我是共青团员，我爱党，我爱国，我爱家乡！”他用百度词典翻译成英文，中英文版本一起打印出来，A4纸贴在村里记者聚集的地方。“这是策略。”事后他说。

天天趴在微博上看大家讨论的张建兴知道，什么样的消息会激发大家的同情——比如村民受伤，什么样的消息会给乌坎带来危险——比如挑战共产党，什么样的消息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当然是有特别意涵的画面。

一个长长的游行队伍即将开动，他让领头的人等一等，等一等，找人写了一长幅墨字：“请中央救救乌坎人民吧！”赶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然后拿起相机拍摄、上网。

一句标语、一幅图像的作用和意义，泡在社交媒体上的他比村里人更明白。

他的微博粉丝数量增加很快，一千、四千、七千、一万……他怎样可以涨粉更快，也会时不时把粉丝激增的“盛况”截屏保存，“以后也好看看”。

他“设定”的“议程”，果然都成了媒体报道与网络传播的焦点。

“整个乌坎的舆论我是可以控制得到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嘴角深深一抿。

传奇落幕

一年多时间过去，坐在乌坎村最豪华的会所南海庄园的大阳台上，眼前的张建兴和前年那个肩扛摄像机大步穿梭在人群中的年轻人，已经有些不一样了。

乌坎抗争最终以村民胜利告终。8208名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新村委，林祖銮当选了村委会主任。经历了牢狱之灾的庄烈宏则被选为委员。

张建兴没有参选村委会。他对外说是林叔嘱咐他留在体制外，“好办事”。但他心里清楚，如果真的参选，村里并没有很多人会投票给他。他的形象始终是“跟林老在一起”，或者“跟记者在一起”，或者“跟摄像机在一起”，他本人的处事实力如何，并没有真正得到认同。至于“控制舆论”有没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其他村民并不像他那样理解并且热衷。

他为此很懊恼。有建筑师到乌坎考察，找到张建兴，他特别和建筑师一起背着长长短短的绘图筒、卷着地图在村里走了好几圈。“我得让村民知道，我是在做实事的，”他说。

“张建兴头脑很灵活，做事也很热情，很勇敢，但还是太年轻，很多事……”不少村民在记者面前说起他，先是一连串夸奖，然后欲言又止，看看记者的反应，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不再说下去。

“你们媒体，太捧他了”，庄烈宏直言不讳：“这一年，他变化挺大的。”

“革命胜利”后，庄烈宏和张建兴不像过去那么亲密了。“他现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就觉得自己说的都对。那些成绩，什么都是他自己做的，自己最重要。怎么可能呢？”庄烈宏说。他们本来要继续合作《乌坎！乌坎！》系列纪录片的二和三，几次磨合，却没法继续下去。“建兴觉得他拍的那些素材都是他的。怎么会是他的呢？明明是乌坎村民共有的。”

张建兴则强烈不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庄烈宏剪的就是没有我剪的好啊。他又不听我的。我就想都自己做。”“再说那么多镜头，那么多画面，是我拍的啊。我拍的时候你们在哪里？拍的时候你们都看不上，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很多秘密会议要不是我能拍到吗？你换一个人来拍，他拍的到这个角度吗？这些素材就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是乌坎村民共有的？薛昌也是乌坎村民，我凭什么跟他共有？”

“我现在就是很逆反。”张建兴常常是赌气的一句话。

纠结与逆反的情绪已经积累了整整一年多。

乌坎事件中，他在网络上的积极联动与快速反应，村民很快就忘记了，在传统观念看来，这些只能说明你“灵活”，并不证明你的“能力”。但是“有关部门”却记得，他们仍然对他保持着密切关注。他一年多时间没能拿到港澳通行证。在网上发言激烈也会被不断打招呼。

尽管他其实并不需要去香港，也没有太多激烈的事情可说，但无处不在的压力让他愈发相信，自己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重要。

他没有出去工作。他说乌坎离不开他。

刚选举时，他觉得可以帮助林老做工作，继续给政府施压，讨回土地。但是村委会和上级政府的工作模式已经由对抗变成了合作，压力的尺度感也变得分外重要。张建兴若在微博上说了太过激的话，反而会被林老批评，并要求他删掉微博。

几次三番之后，张建兴和林祖銮也渐渐疏远。

新村委上任半年后，他带着所有的器材从林家搬走。这时，因为失地的追回进展缓慢，村里再次怨声沸腾：“村委会成立到现在，我们书记说的话没有实现。以前说每一寸土地都要讨回来。现在什么都没有……”新村委、林祖銮和村民之间，产生了裂痕。张建兴再次觉得，这时正需要他擅长的“舆论引导”，他可以在村民和村委会之间搭建桥梁。但是时间和情境都变了。无论是村民，还是村委会，都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桥梁也就无从搭起。

这也是张建兴对他们苦苦争取来的民主的困惑：“以前我可以一挥手叫上几十个人，但是我现在一挥手，还有谁啊。这就变了。每个村民都有自己的想法，按照现在的情况，他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够好吗？够周全吗？够有深度吗？这和我们不同。我们可以想得多、想得广、想得深。以前我们可以带动村民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让他们依照我们的想法，现在他们有各种自己的想法，这就是民主。”

乌坎选举后，网友给乌坎寄来了不少书，有一本刘军宁的《民主教程》，一直在张建兴的书架上放着。他没有看。他开始怀疑：“民主很好，问题是，它是不是应该在一个和谐平静的时间段中进行？但是我们村现在并不平静和谐，就突然出现了民主……”

新村委上任一年后，土地行政收回三千多亩，还有七八千亩悬而未决，已收回的，大部分也还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土确权书，只是上级政府的行政批文而已。村里积累的不满仿佛又到了一个临界点。庄烈宏从村委会辞职了，他没有办法忍受“一边被村民骂，一边被林老骂”的工作。这不是他不惜坐牢也要抗争的时候想象的“胜利”。

新的反对者开始酝酿“风云再起”。

“风云再起也好，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村委会，向政府施压”。张建兴认为。新的反对者找到张建兴商量，但最终却没有听他的建议。这让张建兴更纠结。

“他们说要风云再起，再开村民大会，我觉得自己在这些事情中间很重要，很多事情是必须在我这边才能做得到，或者只有我参与了，他们才能成功。但我又不会这么说，又不能这么说。因为我就是个平民，我有什么特殊啊？后来他们找我了，我给他们各种建议。他们又不听我的。我就觉得自己……哎呀，我自己到底是个什么角色？”

这一年以来，无论在林祖銮身边，还是在他自认为擅长的“引导舆论”上，还是在“搞运动”上，他都再没有找到过准确的用武之地。

“我在乌坎事件中，是什么角色？是什么价值？这些事情是不是一定要在我身上才能做得到。我该不该继续这样子下去？我这样子下去，对我自己有什么收获？”他说这段话时，不断地深吸气，像是游泳时一个猛子扎深了，要狠狠蓄上劲来。

时间没有停下来。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工作。买设备、买手机、吃饭抽烟、请小弟们吃饭抽烟，他一共跟村里做生意的朋友借了7万多块钱。

海外电视台制作乌坎的纪录片，用到许多张建兴提供的资料，在国际上影响挺大。村民看见张建兴会调笑：张建兴发财了，电视台肯定分了200万给你吧！

他心里不爽：“我昨天吃的饭，都是别人施舍给我的。我们把运动带上了一个好的发展方向，把成果让给了别人，自己却连饭都吃不上！”

“在乌坎事件当中，我面对着谁都微笑着，说话都说得很官方，把自己表现成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可是我最后什么事情都不成功啊。”抗争的故事结束了一年，他终于明白，自己已经边缘化了。他曾经令外界瞩目，媒体眼中，他是一个象征，代表乌坎维权中的青年力量；他相信自己的重要性，但个人能力却并不真正得到村民的认同。

他的逆反爆发了：“我干嘛要在你们心里有那么好的形象？我到底欠你们什么了？”他说希望自己“变坏”。他开始穿些闪闪发亮的黑色紧身西装、紧身黑裤，脖子里一条粗亮的银色项链，站在阳光下，浑身闪动着古惑仔的味道。他开摩托车开始飚车，每天带不同的女孩出门。或者跑到深圳去找自己过去的朋友，那些并不关心乌坎事件的喝酒玩耍的年轻人。

在林家的“临时指挥部”，曾跟着他通宵发消息的小弟们，也面临类似的尴尬。

春节时，一个总形影不离跟着他帮忙的17岁的帅小伙跟他翻脸了。走前，“小弟”撂下了一句狠话：“张建兴，你于功于名于利都有了，我竟然蠢到要第二次去打工！”

张建兴愣了好几天。他终于明白自己不能在沉浸在虚幻的光环里了。

“全世界都在看着乌坎，看着你。这很虚假。都是假的。”

上个月，他在未来的乌坎公园旁边租下了两个店面，决定自己做点小生意了。

他说如果有机会，也希望可以出去学习。写得好文章，画得好画，却只读到高一，这仍是他最大的遗憾。“如果我没有退学，现在也在大学里了吧，和你们一样”，他露出些腼腆。

乌坎事件之后，有NGO或者老师找过他，愿意给他提供培训或者请他参与研讨。因为他仍然具有的敏感标签，很多计划被迫中断了。

他还有很多梦想。“以后我要做一个完整的纪录片，在形式上是一个真正的纪录片。包括写一系列的书，来记录乌坎这段历史。”他特别加重了“形式上”这几个字，以示与此前做的“草根版”《乌坎！乌坎！》的区分。

讲起这些的时候，他的语调渐渐平静，有一个瞬间，仿佛过去的激情终于离他远去，全世界都在关注自己的虚幻感也随之解脱了。

突然，摆在面前的四个手机响起。他一时不知道是哪一个，挨个拿起来看。手机在桌面上丁零当啷，过去的乌坎少年，似乎又回来了。

（本文首发于《人物》杂志2013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