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研究似乎是一项“全民运动”。不管是上电视和报纸的专家学者“名嘴”，还是出租车师傅，都可以对国际形势做一番评头论足。不过，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水平和其普及程度并不是一码事，姑且不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无论是理论还是政策研究）在国际上尚难占据一席之地，一些“名嘴”、“大家”时不时的出位言论，更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
看起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有病，而且还不轻。那么，这病有哪些症状？病根在哪？最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 牛新春 在《现代国际关系》上发表文章，以十多年前中国国际问题专家对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预测和判断为例，试图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把把脉”。
预测的缺失
这篇文章选择了2001年-2004年国内学者涉及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的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以《现代国际关系》、《西亚非洲》作为学术刊物的代表，《世界知识》作为通俗刊物的代表。四年中，三家刊物发表的文章中，直接或间接涉及两场战争的文章为400篇左右，“基本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这些文章中，对于形势的预测往往缺失，“大部分是关于解释、说明、评论类”的，预测仅仅是“只言片语”，而以预测为宗旨和目标的文章，更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由于缺少对形势的预测，中国学者们的文章及观点只能跟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变化，甚至出现某种精神分裂，让人啼笑皆非。比如说，2001年10月7日阿富汗战争打响之前，学界普遍看衰美国，认为美国既不能打垮阿富汗政权，更不能收到反恐效果。甚至有人说“美国通过军事行动来改变阿富汗政权结构，并非易事”。但当美国砍瓜切菜一般推翻塔利班政权后，学术界的判断“迅速逆转”，质疑美国能力的声音“烟消云散”，夸大美国军事、战略成就的声音明显增加。在对伊拉克战争以及两场战争反映出的大国关系格局变化等重大战略问题，以及阿富汗、伊拉克重建难度的战术性判断上，中国学者们也都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文章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观点，不论是战略性预测还是战术性预测，都缺少观点之间的碰撞和争鸣，即便有不同意见，也是“自说自话”，只是一味抛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对逻辑、理论、事实的检验和质疑。
理论的贫乏
牛新春的文章指出，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是这400多篇文章的通病，即便是有清晰的理论支撑，也几乎是清一色的现实主义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交替出现”，“以不变应万变解释变化多端的世界形势”。比如在解释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意图时，学者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
作者认为，中国学界对于现实主义理论的运行，并非是系统的、规范的，而是“无意识的”，或者“仅仅说是现实主义思维的朴素运用”。各学者只是简单运用“落后就要挨打”、“国强必霸”等观点，并没有仔细研究现实主义理论的前提、概念和逻辑。甚至，在这种“镜像思维”的影响下，中国学者也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也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美对外战略死守冷战思维定势，借反恐追求地缘政治优势”等表述屡见不鲜，全然不顾自由主义和制度主义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中的优势地位——著名国际关系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就曾说过，“在外交事务中，大部分美国人是自由主义者，在关于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理解的问题上，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又是乐观主义者。”
逻辑的混乱
文章认为，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两场战争的逻辑推理中，逻辑混乱的情况普遍出现，简单、率性、随意应用辩证逻辑等不足表现得也比较充分。比如，对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认识缺乏标准；强调过度全面、辩证的研究视角，缺乏对细节、具体路径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靠猜；名词性、概念性缺失，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明确，使研究过程、结论都具有模糊性；对每一个问题都是从全面的视角和矛盾的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直接导致了结论的“骑墙”等等。
文章指出，由于中国学界普遍对于缺乏对于相关概念的有效界定，也缺少对于细节的深入追踪，导致得出的结论要么是想象的而非通过实证得出，要么就是似是而非打“擦边球”导致难以证伪，失去了进一步讨论和探讨的意义。
文章犀利地批评道，由于中国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理论都是从西方成批引进的，都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造成理论和逻辑思维的脱节，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非驴非马”的状态的重要原因。
方法的困惑
作者发现，在其选取的所有研究文章中，只有一篇采用博弈论方法，其余的都是历史分析方法。文章指出，历史分析方法是一种优秀的研究方法论，但是过度依赖甚至粗暴地使用历史分析，往往是给预设结论寻找历史根据，而不是沿着历史轨迹寻求发展变化的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分析方法认为每个事件都具有独特性，必须对其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影响进行具体分析，才能弄清其实质，揭示其发展趋势。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关注具体事件和细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建立在形式逻辑之上的西方实证主义，体现在对于理论和简洁的重视上。
文章指出，近3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向西方学习的时候，将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与西方实证主义方面粗暴对接，将二者的缺点集于一体，形成了非中非西的研究方法。中国学者一方面放弃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中对于理论假设的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又抛弃了对于历史的全景式复原，借用现实主义理论的“简洁性”，抓住一两个现实主义关注的因素进行历史分析，然后得出线性结论。
比如，在分析美国出兵阿富汗、伊拉克的战略图谋时，有学者就做出这样的推理：“根据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一贯作法以及美国目前对阿军事行动的某些作法，美国对中亚显然有着长期的地缘战略考虑。打垮塔利班后，美国有可能在阿富汗扶植一个亲美、亲西方的政权。”这个推理和结论，就没有详尽分析历史背景，仅仅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惯用逻辑，分析这些事件中权力政治的影响，然后就得出了结论。
更为荒唐的是，中国学者们还特别喜欢机械的运用比较-历史分析方法，把历史事件信手拿来，简单类比。比如当论证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势如破竹时，对比的案例是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当美国陷入泥潭时，选择的案例则是越南战争。
病根在学风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种种症状，病根在于学风。但由于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在中国有很多“难言之隐”，文章中所讨论的学风只是涉及研究的专业性和客观性，并突出表现为缺少国别领域的专家和受政治因素影响太多两大问题。
关于缺少国别研究专家的问题，文章指出，扎实的国别、领域研究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基础，没有国别、领域研究，战略研究就是空中楼阁。但是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情况却正好相反。作者选择的400多篇文章中，绝大多数都是战略研究，国别研究少之又少。“战略家”们掌握了话语权，真正为数不多的做国别研究的学者就更被边缘化。久而久之，在当前急功近利的学术科研体制和快节奏的信息时代大背景下，真正做静下心来做国别研究的学者几乎销声匿迹。
政治因素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扰也是一个大问题。作者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政治正确的问题，只不过有的国家更严重些罢了。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学界，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看坏美国永远是正确的，把美国的威胁估计的严重一点、长远一点，在政治上肯定是不会犯错误的，“这是政治避险的捷径”。同样，唱衰美国在政治上也永远是正确的，讲“西降东升”总是没问题的。但是，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著名外交史专家章百家就曾指出，从我国的经验看，我们对于外来威胁的估计是过高的。
作者在文章最后说，这些“症状”反应出的，是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依然重视出思想、出观点、出点子，靠的是诸葛亮、笔杆子。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要专业化、科学化，必须依靠理论、方法，必须积累大量的案例研究，研究具体实在的问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十年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甚至还有恶化的趋势。想要“扭转乾坤”，还要学界和学者们都付出巨大的努力。否则，十年后的研究者再回头看今天的学术研究，难免得出类似结论。
参考文献
牛新春（2014）。集体性失明：反思中国学界对伊战、阿战的预测。《现代国际关系》，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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