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遠麥當勞血案發生時,我正在韓國交流,第一感覺是不可思議,緊接著是無比憤怒:因為行凶者索要電話號碼不成就痛下殺手,因為圍觀者無人膽敢上前制止。
我素以為山東好漢多,自古出豪傑,但此次事件顛覆了我的認識,原來現代的山東人也怯懦、冷血至此!眼睜睜看著一個弱女子被毆打致死,不少年輕人只是遠觀、報警。
我的憤怒,更多地指向冷血圍觀者。在我發出譴責微博後,獲得很多網友支持,但也有人說我對圍觀者太過苛責,甚至有個別人譏諷我為「鍵盤英雄」。
我堅持自己的觀點是源於對血案現場的基本判斷:行凶者雖然一行6人,但4個女子以及1個未成年男孩不具威脅性,具有威脅性也是主要兇手的是那位名叫張立冬的男子,該男子1959年出生,已經55歲了,且他手中並無刀槍,只是一根鋼管。假如當時有一兩位年輕人大聲喝止並上前制止,行凶者絕不敢繼續行凶,事態絕不會失控至死人的地步。
即便行凶者是如官方所謂的「邪教徒」,已經喪心病狂,那麼一個手持鋼管的55歲男人也不應該讓年輕力壯的小伙子感到畏懼,頂多身上挨幾下而己,不會有生命危險,況且麥當勞內還有椅子可以拿來護身,而警察也將趕來。
基於以上事實,我不得不得出結論:那位吳姓女士是死於行凶者的鋼管下,更是死於圍觀者的冷血下!這一結論讓我沮喪無比:一群自私、冷漠的國民將能建設怎樣的國家,是不言而喻的。
從2011年「佛山小悅悅車禍事件」到「該不該扶老人」的大討論,短短幾年間中國社會彷彿變了一個樣,傳統的「尊老愛幼」逐漸沒有市場,「明哲保身」逐漸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我彷彿看到一群牛羊,它們在身邊同類被獅子獵殺時,短暫地驚恐躲閃後,又開始安靜地吃草。
是什麼導致這一切的改變?我以為有兩點原因,一是所謂「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民對金錢的無底線追逐;二是逐步升級的政治高壓引發的全民恐懼。
自私的人性為了利益放棄底線,產奶的不喝自己產的奶、種菜的不吃自己種的菜…在這樣一個「互害社會」裏,人與人之間喪失了基本的信任;恐懼則加劇人的自私。在網上發帖批評政府、在家裏開會討論時政…即遭拘捕,惡政驅使人們遠離公共事務,只計較個人得失,不關心他人死活。
托克維爾曾經寫過一段關於專制制度對民眾性格影響的精彩論述:在這種社會中,人們相互之間再沒有種姓、階級、行會、家庭的任何聯繫,他們一心關注的只是自己的個人利益,他們只考慮自己,蜷縮於狹隘的個人主義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專制制度非但不與這種傾向作鬥爭,反而使之暢行無阻;因為專制制度奪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處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動的機會;專制制度用一堵牆把人們禁閉在私人生活中。人們原先就傾向於自顧自,專制制度現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總而言之,專制制度不喜歡看到人們在任何形式下的「抱團」,制定出各種規章制度避免此種狀況的出現。例如「上訪人數禁超5人」、「遊行示威須得公安機關批准」等等。專制制度也對一切宗教團體抱有戒心,往往並不是由於其他,僅僅只是因為它們的信徒眾多。
打壓一切不在自己掌控之中的團體和組織,是專制統治者的天然習慣。在長期的打壓過程中,「定點清除」某些「刺頭」將會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的震懾,使得社會整體上處於一種恐慌狀態。最近十年來逐步升級的「維穩」高壓,經常性地抓捕公民,並通過電視和網絡予以「示眾」,加劇了這一恐慌狀態。
因此,每當看到某些社會學家用不知怎麼得來的統計數據,言之鑿鑿地論證中國的「公民社會」如何如何了,我只能暗自發笑並感到悲哀:總體上自私要命的國民,如何建設有責任有擔當的「公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