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2日，文革“红卫兵”的象征性人物之一、原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宋彬彬及其同学刘进等人，回到母校向文革中受到迫害的教师们道歉，不意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群情汹汹，议论蜂起，唇枪舌剑，派别林立。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宋彬彬的道歉是否真诚，以及如何看待她在发生在48年前的“八五事件”中的责任——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遭学生殴打并最终被折磨致死。彼时，宋彬彬是该校高三年级学生，据她和她的一些在场同学后来解释，她并未参与殴打，也曾试图劝阻，但未奏效。她在道歉信中表示，她没有尽到保护师长的责任。
Han Meng
曾经的红卫兵宋彬彬（中）和其他红卫兵一起在卞仲耘的半身像前鞠躬。卞仲耘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她在1966年文革期间被殴打致死。
虽然宋彬彬道歉事件过去已近半年，舆论也趋平息，但这一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将来不同形式的对文革的反思还会发生，分析这一事件所引起的争议背后的社会心理，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有着重要的意义。
根据各种公开发表的文章言论，以及私人信件往来，我将对宋彬彬道歉引起的不同反应概括为五种：赞成、反对、谴责、还不够，以及借题发挥。其中，以“谴责派”的声音最大。在我看来，这些不同观点的背后折射出的是真相难求，共识缺位、宽容稀薄，以及族群对立、社会撕裂、暴戾之气充塞弥漫的现实。下面依次述之。
一、赞成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女附中的老师和宋的校友。他们肯定宋彬彬的道歉，认为，宋劝阻了打人者，抢救了卞校长，不应该追究她。四十多年来，她替别人背黑锅，生活在阴影之中是不公正的。如女附中原校长王本中在1月12日的师生见面会上谈到，对于“八五事件”，“宋彬彬承担了一些其实不该承担的责任”。她“本人很坎坷很苦恼，希望她可以解脱，但是永远解脱不了，你把事实讲了以后也解决不了的，因为宋要武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政治符号了。”但是，这种声音很小，外界鲜有所闻。
第二种人是社会人士。他们或着眼于道德意义——宋的道歉有益于国民反省。宋之一小步，中国一大步。或着眼于效果——宋打破了信息封锁，将文革放在聚光灯下，使罪魁祸首无处遁形。或着眼于转型正义——文革中的作恶者无计其数，而道歉者凤毛麟角。苛责道歉人，本身就可能不公。或着眼于法理——指责宋假道歉真辩解没有道理。道歉者有权自辩。
第三种人是文革研究者。他们了解事实真相，知道历史的复杂性。比如针对社会上流传的“老红卫兵乘机翻案”“红二代占领道德高地”的说法，文革史学者丁东便在《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 ——答凤凰历史记者问》（2014-02-03）一文中指出，这次“道歉-反思”活动的参加者，并非都是老红卫兵和红二代。其中有不少是在文革中受打击迫害者，如当年女附中的“反动学生”罗治、父亲在肃反中自杀的“黑五类”子女冯敬兰、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顾颉刚的女儿顾湲等。针对实验中学把宋选为“知名校友”，并以宋给毛戴袖章为荣的指责，丁东认为，宋在校庆活动只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以宋给毛戴袖章一事为荣的是校方。此事正说明学校负责人对文革的无知。
针对舆论指责刘、宋隐瞒真相的说法，文革史专家、北大国际政治系教授印红标认为，刘进、宋彬彬作为“八五事件”的当事人，只有澄清相关事实的责任，没有调查并公布全部真相的 资格和能力。
针对有人怀疑宋的动机，指责她辩解的说法，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在发表于纽约时报中文网的《善待文革人道歉》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道歉人都有权为自己辩护，道歉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澄清事实的权利，自辩本身就属于追究真相的一部分。……道歉者的自辩不仅是权利，在诸多不实指控中，甚至还是澄清事实真相的义务。”
二、反对派。这一派大致包括三种人——
第一种是某些当年的老红卫兵。几个月前，他们化名出现在北京八中校友网，大骂陈毅之子陈小鲁，他在去年年底曾对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发表公开道歉信。现在，他们又骂宋彬彬，并以各种方式向她施压。
第二种人是“毛左”。在他们看来，文革是好的，毛泽东是对的。今天的贫富差距和腐败成风，证明了“走资派还在走”！道歉会误导年轻人，把刘邓和红卫兵的错，栽到毛的头上。
第三种人来自亲官方人士。他们认为，现在的大方向是肃贪反腐，宋的道歉转移了大方向，干扰了中央部署。
三、谴责派。这一派包括各种人：激进人士、“公共知识分子”、愤青、政治上的左、右翼、文革中的造反派、民族主义者，等等。五派中，“谴责派”的声音最大。一个重要原因，是谴责“达人”多在海外，他们据时空之便，占自由之利。而赞成派在国内发声，不得不小心翼翼。比如，女附中的老师们说话最有分量，但是他们拒见媒体，除了身体原因外，主要是心有余悸。而女附中的大多数校友则不想趟这个浑水，尤其是看到气势汹汹的谴责之后。时空语境之不同，更使刘、宋和女附中团队特别小心翼翼，格外注意策略分寸，以便在有限且严苛的言论空间中生存。
谴责派的理由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五：
（1）作秀说：宋的道歉是一场道德秀。
（2）辩解说：宋是假道歉，真辩解。
（3）掩盖说：宋的道歉掩盖了“八五事件”的真相。
（4）包庇说：宋的道歉包庇了打人凶手，包庇了操控红卫兵运动的毛泽东 。
（5）否认说：宋的道歉是“文革虐杀否认派”的大暴露。他们否认的，“就是文革中红卫兵大规模、群体性虐杀的事实真相。” （《否认红卫兵虐杀：对真相与记忆的挑衅》，2014-04-02）
在这五种说法中，若说宋之道歉是“作秀”，引来的却是亲友的埋怨，“毛左”的咒骂，上下左右的谴责，与其说她作秀，不如说她自找苦吃。“辩解说”不无道理。宋的道歉确实有辩解的成分。问题是，她有没有辩解的权利？她的辩解对揭示真相有没有好处？“否认说”则罔顾事实，横扫一切。它对文革大批判的复归，引起了众多的反感。
“掩盖说”最复杂最细微，也最让局外人难以判断。它指的是“八五”前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殴打卞校长的是不是红卫兵？宋是否参加了红卫兵？宋是不是揪斗校领导的组织者？是否劝阻过打人的学生？是否将卞校长送到医进行枪救？是否改名“宋要武”等具体史实。
而在这五种说法中，最有力的是“包庇说”。其代表性言论如：你们称两次劝阻打人，可事到如今，你们却说不出一个打人者的姓名？你们是真的劝阻了吗？如果是真，你们就应该知道打人者，而你们不说，就是包庇；如果说，宋彬彬是高三的，不认识打卞的高一和初中的学生，那刘进（宋彬彬北师大女附中同班同学）调查了一百多人，难道还不知道打卞的凶手吗？还有一种质问，似乎更命中要害：毛是红卫兵的红司令，你们避而不谈毛在文革暴力中的作用，这是最大的包庇！
在谴责派中，激进者是主力，“公知”是先锋。激进者多在海外，占据自由言说之利，其言论对国内影响甚巨。“公知”多在国内，其标榜自由主义，怀抱宪政理念，追随者众。这内外两种力量相加，使谴责派在诸派之中，处于压倒之势。
激进者如美国芝加哥大学文革研究者、“八五事件”发生时为北师大女附中高一学生的王友琴，在接受香港《开放》杂志的采访时说：“（宋彬彬）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相当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她是红卫兵中对文革事实的‘否认派’。”“‘否认派’的用意，首先是否认文革受难者，因受到迫害、监禁、被杀害以及被迫自杀的人；第二，否认红卫兵在一九六六年暴力迫害中的主力作用；第三，否认红卫兵暴力的规模和残酷程度。 ”（《开放》杂志，2004年1月24日）而国内的不少“公知”则把宋彬彬归为替“老兵”翻案，为“红二代”张目。
四、“还不够派”。在赞成与谴责之间，有一个广阔的、界限不甚分明的中间地带。很多人在这个地带留连。留连的原因有多种，有人是出于“政治正确”，有人是出于中庸之道，有人是出于有保留的同情。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宋的道歉和女附中团队的调查，值得肯定。但是，她们做得还不够。不够的理由很多：因为她是学校的负责人，因为“她任副主席的学代会参与的对卞的批判，埋下了卞仲耘之死的伏笔。”（刘长：《宋彬彬就文革道歉的历史迷障》。2014-01-14） 因为她是给毛戴了红卫兵的袖章，把毛尊为红司令，红卫兵的暴力从此更加势不可挡。因为她的名字引来了“要武”的最高指示，而“要武”对武斗和暴力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宋彬彬在道歉中并没有承认这一责任。”（徐友渔：《国家更应该为文革道歉》，腾讯文化2014-01-13） 因为“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章立凡：《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余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这一派遵循的是“疑罪从有”，而不是“疑罪从无。”
五、“借题发挥派”。大体上可分两种人，一种人是朝人去，另一种人朝体制去。其共同点是以此为引子，由此及彼。比如，有人奉劝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滨以及“文革中的干将们、打手们、屠夫们，刀笔手们及早道歉是出路。”（解滨：《陈小鲁、宋彬彬道歉了，下面该谁了？》）有人指控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刘少奇的女儿刘亭亭涉嫌打死了卞仲耘。
另一种人则以绍介新思想新理念新学说为职志，向体制、向首恶、向十七年教育开火，谈论“国家道歉”、“平庸之恶”、“转型正义”和“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如学者何清涟、萧瀚、徐贲、徐友渔等。
以上五派，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新材料的公布，新观点的传播，诸派会分化。比如我认识一位历史学者（他因在体制内工作，不愿公开姓名和他的电子信），刚开始，他对宋彬彬等进行指摘：“作为当事人，仅仅以‘没有劝阻’就脱得了干系了吗？你当时压根就没想过劝阻嘛！甚至还跟着起哄了，还动手了是不是？即使是没直接打卞校长，是不是打过别人、骂过别人？……（女附中道歉者）以求得卞校长丈夫的原谅为终极目的，本身就说明了她们不想成为那个罪行的当事人，没有勇气把自己划为那个时代的‘有罪之人’。这样的道歉与其说是求得死者家属的原谅，不如说是求得自身的解脱。”三天后，他却改变了看法，对我说：“她们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忏悔因子，毛左们极力反对甚至威胁的背景下。她们可以说是拓荒者。”至于促使他改变的原因，我没问，他也没说。
这些不同的派别显示出，文革纠缠改革，现实依然绑架历史。
三十多年来的历史政策，造成了真相掩蔽，是非不清。文革的遗留问题无法得到公正的处理。一方面，清理“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对造反派进行了彻底且严厉的整肃和清洗，造成了新的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在1966年8－9月“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血腥暴力中负有重大责任者，非但没有得到清算，反而当官发财，占据要津。因为文革成了禁区，造成了大面积的思想混乱，有司以防民口为职志，执政以护圈腾来延年。下有毛左为浩劫评功摆好，上有薄氏假平等蛊惑人心。使不少青年人渴望再来一次文革。
改革以来，官权独大，吏治败坏，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腐败之风蔓延到全社会。和谐时时高奏，维稳压倒维权。一批“红二代”承父荫，施特权，党政军集体接班，垄断政经资源。杨继绳在2011年发表的《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一书中，把中国社会分成五大阶层。第四个阶层是农民、工人、农民工，第五阶层是城乡贫困人口。杨的结论是：“我们当前的阶层特点就是，80%的经济活动人口在经济财富上处于社会中下，这是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高阶层的财富获得的不透明，所以社会对他们并没有完全认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09-11》 ）
这一背景使赞成派看到了女附中道歉－反思的启蒙意义。他们知道，一味地质疑宋彬彬的动机，一味地抓团队的小辫子，既不利于青年一代了解文革，也不利于民间反思，更不利于敦促官方改变现行政策。如萧瀚在《“善待”文革人道歉》一文中指出，“在官方压制文革反思背景下的中国，民间还有顽强破土的‘文革人’道歉焦虑，是件特别难得的事。……无论道歉的内容多么不尽如人意，都至少首先要珍视‘文革人’道歉这一现象，对道歉行为本身首先要肯定、鼓励和支持以及帮助。”严搏非则在《被低估的道歉》中指出，宋的道歉是“具有极重要的政治意象”“蕴含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对极权政治下普遍人性扭曲的深刻反省”。丁东亦“希望民间的道歉活动，能够成为推动文革反思的一个契机。” （《道歉是推动反思的契机——答凤凰历史记者问》）
老红卫兵反对刘、宋道歉，是因为，一者他们对当年打人抄家心里有愧，二者他们担心事情闹大了，会扰乱他们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至于“毛左”反对刘、宋发声，则是因为上有“保护首恶”的国策给他们撑腰，下有憎恨贪腐的民众给他们打气。
“事无两样人心别”。赞成派看重的是效果，是大节，是还原历史；谴责派看重的是动机，是细节，是群众情绪。赞成派从事实出发，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谴责派从印象、经验或理念出发，以政治诉求为目的。北大教授孔庆东曾言：“那些红二代，飞扬跋扈，搞极左行为。改革开放之后，他们被平反，变为西化派，倒卖国家资产。今天又把他们个人的罪行推到文革头上，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因此，在同样的背景下，谴责派做出了与赞成派完全不同的选择——抓住了宋彬彬和女附中团队，把她们当做“老兵”和“红二代”的全权代表，把宋的道歉视为“老兵”为“红八月”翻案，把女附中团队视为“红二代”占了政经便宜，还要占道德高地，企图改写文革历史的一小撮伪善者、阴谋家和作秀分子。他们想通过对宋、刘，对女附中团体的谴责，控诉文革暴力，揭橥首恶罪责，批判现行政策，从而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
“还不够派”嫌宋彬彬的道歉反思不够，很大程度是因为“现实绑架历史”——在文革之恶未得清算，某些红二代独占资源，某些官二代独享特权，社会心理仇富仇官的语境下，如果完全放开符号人物宋彬彬，他们在潜意识中会感到担心和害怕，担心舆论的指责，害怕偏离“政治正确”。因此，他们一定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批准宋彬彬的道歉，不放女附中团队过关。
“借题发挥派”中的两类人，动机大不同。朝体制去的是基于历史的混沌，政改的停滞，做的是启蒙事业。而朝人去的，多是文革中受到伤害者或现实中的失意者，他们有报仇雪恨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没有底线，不择手段。只要为了能够泄愤出气，即使胡编乱造也在所不惜。
宋彬彬道歉是一个试金石，它提醒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既不能成为文革历史的遗忘剂，更不能成为血腥暴力的遮羞布。十年浩劫造成的集体创伤，远远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平复。
